很久以来,声乐界多数人以为中国﹐甚至整個東方的未受西方影响的民间声乐作品中没有和声复音结构。因为传统中國音樂是農耕文明的產物。落後的生產力,交通信息閉塞,加上社會化的活動相對很少,音樂合作的機會与欧洲国家无法相比。音樂的合作不能成為主導,當然群體歌艺的經驗就會欠缺。這種欠缺,正是和聲學沒有在中国近代民間音樂中形成的關鍵原因。上述论断,指的是中国汉族 (不幸的是汉族既不能歌,也不善舞,一个二人转还只限于东北)。可是,当我们把视线投向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却有不同的发现。中国大陆的许多少数民族和台湾山地原住民,不但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也创造了许多使用复杂和声的多声部民歌。这些多声部民歌主要集中于西南和南方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即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福建的壮、侗、苗、瑶、布依、毛南、么老、佤、傈僳、纳西、景颇、彝、北方的蒙古族以及台湾一些原住民部落等。这些多声部民歌常常在一些祭祀礼仪、节日歌舞及民间歌会活动中传唱,如侗族的“大歌”“拦路歌”“耶”“喉路”“嘎哨”,布依族的“大歌”“小歌”,苗族的“赛咳”,土家族的“哭嫁歌”,瑶族的“蝴蝶歌”“勒勒嘿”,壮、毛南族的“欢”“比”,佤族的“玩调”,畲族的“双音”,傈僳族的“木刮基”“优叶”“摆时”,彝族的“丫腔”,纳西族的“窝热热”,台湾原住民的“酒歌”“丧葬歌”“祭祀歌”,和蒙古族的“潮尔”等。
显然,这些少数民族和台湾原住民有些以前连文字都没有,遑论西方和声学所倚重的精深的数学理论。他们複音歌樂的形成,想必經歷了一個由偶然到必然,由無意識到有意識,由不自覺到自覺的漫長的嬗變發展過程。考察这些少数民族和原住民如何开发出使用和声的多声部民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笔者认为这首先应当归功于这些族群音乐歌舞天赋优异和民族个性使然。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即使在平时的农耕狩猎和工间休息中,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即兴歌唱,翩翩起舞。遇到祭祀节日,更是人人引吭高歌,婆娑起舞,抒发喜怒哀乐之情。许多少数民族定期举行社會化的音乐演艺活动。如广西多族群的歌墟,蒙古的”那慕达“大会等。届时人山人海的观众往往本身又都是歌手,漫山遍野一片歌声。这种大众化民间歌艺是使用和声的多声部民歌的必要条件。另外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少数民族先辈艺人也功不可没,是他们从大自然中领悟了和声的优美节奏并把它应用到民歌中。日月交替,昼夜更迭,四季循环,新成代谢,自然界节奏奥妙无比。山涧泉水叮咚,枝头百鸟争鸣,林中群兽呼应,江河波涛汹涌,有时雷电交加,有时风雨潇潇。自然界韵律令人流连神往、不可思议。和声音乐在中国的出现,应当是从这里得到的启示。下面是两个古调和声的例子:
台灣原住民的音樂當中,除了平埔族之外,幾乎每個民族的歌樂或多或少都有複音現象。以布农族为例,他们本身没有文字,当然也没有乐谱。布农先民却从松涛竹浪,莺啼燕语的天籁中,听出了在基音之上若有若无,忽隐忽现的多重泛音 (和声的基础) 来,从而创造了“八部合音” ,“出草歌” 等特重和声的古调。古调由一人带唱,群众以高低不同的和音响应。布农人完全没有借助外来影响和科学工具而发现并应用和声,不能不叫人惊叹。
蒙古族复音唱法“潮尔” (chor)是一种高超的演唱形式。它运用了一种特殊的“喉音”艺术,一人藉由軟顎、喉頭、嘴唇、舌頭、下顎的精確動作,可以同時間唱出兩個音 (有時甚或可以唱出三個音),声音有极强的穿透力。也就是說一個人就可以唱出和聲式的音樂,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获得无比美妙的声音效果。如果多个表演者在器乐伴奏下发出的不同音域的声音:琴声低沉婉转,歌声悠扬深情,这真是天籁之声,辽远、清幽,让观众们一同感受到宽广的草原、壮美的景色,和蒙古人博大的胸怀和乐观的天性。“潮尔” 独一无二的技巧已引起国际声乐界的极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