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个中国教师在柏林的亲身经历
作者：一心
一、出国途中忆往事
一九八八年初秋，从北京飞往柏林的班机上，几乎有一半的乘客是前往苏联、东德或西
德留学、访问的中国人。他们显露着初次出国的兴奋神态，大声交谈彼此的“艰苦历程”。
有人感慨万分：“唉！出趟国，办完那么多手续，不死也得扒层皮！”我没有主动找谁攀
谈。二十多年的“右派”经历使我习惯于在陌生人（尤其是大陆来的中国人）面前不交谈，
免得对方问长问短；少议论，免得言多语失。我倚在舷窗边，望着窗外起伏变幻的云海，回
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有几名东德的学生选修了我的课。我
教的这个班有十几名学生，分属六、七个国家。印度的、印尼的、苏联的、波兰的、南斯拉
夫的以及东德的等等。我和他们虽是师生，年龄却彼此相仿。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还大我几岁，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态度不恭。尤其是德国学生，上课时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为了练准语音，弄通语法，辨别词义，他们频频举手发问。每次得到解答，都很有礼貌地说谢谢。课后我们常常互相拜访，我对他们坦诚相待，大家都觉得彼此更像一群年轻的好朋友。
上司把我找去教训了一顿，说我既然已经身为教师，就应该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不该梦想成名成家。我心中愤愤不平，牢骚越来越多，对共产党干部那种不学无术却要发号施令的作风很看不惯，对那些挟制青年的清规戒律也更加不满。第二年，这班留学生刚毕业，我就被赶下讲台，从大学教师变为“人民的敌人”了。
这“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一年，其中的苦辣酸辛不堪回首。谁料到早年教过的德国
学生，现在竟会邀请我以客座教授的身分，去柏林洪堡大学任教，而且这个职务居然没有被其他同行夺去。这其中自有它微妙之处∶首先，洪堡大学地处东柏林，与一墙之隔的西柏林相比，显然没那么繁华。在那里，使用的货币是东马克，非自由外汇，何况我得把所挣工资的五分之四上缴给驻东德的中国大使馆。对中共国家教育委员会来说，所谓的客座教授，不过是劳务出口的一员罢了，能批准你去就职，就等于极大的优待。若嫌待遇低，那就不必去，拒绝对方邀请也没关系，反正你也挣不来自由外汇。大陆的知识分子，谁不向往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这些可以挣点硬通货的国家呢？再说，工作期限长达两年，在这种菲薄的待遇下，人们望而却步了，情愿再等等，盼望得个好去处。这种种不利因素，反倒促成了我的出国机会。也可算是某种运气吧。
飞机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下去了不少乘客。再次起飞时，许多人纷纷选择有空位的地方，伸平双腿，或者干脆躺下来眯上一觉。我仍是保持原样坐着，猜想三十多年前的朋友们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大家都已年过半百，差不多都当上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了吧？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人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有人已经成为教授，就在洪堡大学任职。我们将从过去的师生变为现在的同事了。
舷窗外出现了大片的森林绿地，柏林就在近前了。“他们居然在战争的废墟上种了这么
多树。”这是我对柏林市的第一个印象。“喂！瞧得见柏林墙吗？”人们询问窗口的乘客。
“瞧不见。你急什么？等会儿从海关坐上去西柏林的汽车，不就什么都看见了吗！”这时，可以明显看出，去西柏林的人喜形于色，去东柏林的人若有所失。
一出海关，我立即看见了正在翘首寻找我的朋友们。大家见面竟一时语塞，互望着彼此
既熟悉又生疏的面孔，连连说“你好！”这是当年他们学会的第一个汉语词汇，与人相见时，自会脱口而出。还是系主任穆女士会张罗，她给我介绍了两位以前没见过的教师，告诉我其中一位名叫伊娜的年轻女士是专门负责照顾我，帮我办各项手续的。我推让了几句，觉得这太麻烦人。“没关系，你不要客气，”穆女士解释道：“在我们国家要办的手续很多，很罗唆，帮助你是我派给她的工作任务。而且，你还能给她纠正语音。”当年在北大学中文时，穆女士就是同学中最年长、最用功的一位。现在她身为教授兼系主任，似乎威信很高，但并不盛气凌人。大家把我送上汽车，告别后，由伊娜陪我去校方提供的住所，并约定明天上午她再来带我去大学人事处报到。
二、初见柏林墙
今天星期六，这里每周五天工作日，比国内多休息一天。按照在北京的生活习惯，休息
日就是排队采购日、大洗大做日、比平时更忙的劳动日。现在我不必那么紧张了。两天的自
由时间，可安排很多内容。前几天跟着伊娜跑这儿跑那儿，填表、报户口、领工资、去银
行……我随身总带著一张柏林地图，标出该记住的地方。伊娜很热情，只要我问到什么，她
都表示愿意亲自带我去看看。但有两处地方，她没有主动带路。一是我曾在许多电影镜头上
见过的一座铜像：一个苏联军人左手托抱着一个小女孩，右手用一把利剑戳碎脚下的纳粹党
旗。我不知这座铜像安置在哪里。伊娜在地图上顺手一指，什么话也没说。另一处是去西柏
林的关口，我想知道具体的街名。她告诉我“弗里得里希大街”，并不想为我带路。大概怕
我不高兴，她又解释了一句：“去西柏林的海关，我们不能进去。”后来又说：“你们大使
馆最近解除了对中国人的限制，你们可以凭护照，自己过海关去那边。但是不能从西柏林去
联邦德国的其它地方。在我们民德的朝鲜人、越南人都不准过去。因为他们国家的大使馆不
让民德海关放行。”从伊娜的言谈中，我意识到某种严肃气氛。东德人绝不把“东”、
“西”二字冠在“德”字之前，他们称自己这边为“民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简称），
称西德为“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如果我失口说出“东德”或“东柏
林”，他们眼中就会闪出一种不愉快的神态。柏林是民德的首都，但又没法否认这个城市的
西半部不属于自己，也不能再起别的名称了，才不得不称它“西柏林”。仅仅几天的接触，
我已经感觉出东德的知识分子，时时表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他们都是二次战后由政府出钱接
受高等教育的，之所以能被选送读大学或出国深造，首先是他们出身工农家庭，与政权所代
表的阶级利益一致。二战结束后，原有的专家教授因曾给希特勒纳粹党的政权服务过，绝大
部分被驱逐或被判刑。以致知识阶层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东德政府连忙大批培养新
一代知识分子，穆女士等人就是这新一代的第一批。目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在普
通老百姓之上，对此他们怀有感激之心，认同这块被分割出来的土地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但
他们又明明知道，原来同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联邦德国，现在经济是那么繁荣，技术是
那么先进，老百姓又有那么多的自由。他们有许多亲友被分隔在高墙的两边，要想到西边看
看，难于上青天！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是谁以救世主的姿态，把一手扶植起来的“民德”
化为小女孩的形象揽在怀里？战败国又变为附庸国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伊娜不愿主动陪我去
看那座苏军铜像，是有她难以启齿的苦衷的。好在来日方长，我自己有办法慢慢找到的。
今天先去看柏林墙。从洪堡大学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一直往西走，就可以看见直通西柏
林的勃兰登堡门。二次大战的累累弹痕残留在六根石砌的巨大门柱上，门的上方有一座驾驭
驷马战车的女神铜像。女神手中握有一根长杆，顶端本是一个铜铸花环，现在这女神还得在
花环之上多举一面民德国旗。就在这面国旗的右边不远，高高飘扬的是另一个德国的旗帜，
那里是联邦德国旧国会大厦的建筑。两面国旗所代表的德国人，被旗帜下方那道不可逾越的
围墙隔在咫尺天涯。这两个德国分别建立于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和十月，当时还没修筑这道隔
离墙。那些不愿受管于共产制度下的人们，一得机会便纷纷逃往西德。东德为此组织了大批
的秘密警察网，严密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我前几年教过的几名西德学生中，有一女生告诉
我，她五岁的时候，父母暗地商量要举家西逃。这事不知怎么被她七岁的哥哥听见了，在街
上和孩子们玩时就领头玩逃跑。邻居得知此事，马上报告给警方，把她父母带去审问。幸好
这是小孩们的游戏，审不出什么结果，但也使她家的出逃计划推迟了许久才敢行动。“我们
越过边界之后，我父母都哭了”这位女同学接著说，“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带我们逃跑？我
妈妈说，为了自由。那时候我还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呢。我们家是一九六一年春天跑出来
的，没过几个月，柏林墙就修起来了。”另一位西德同学更加感慨地说：“我父母那时不怕
死，把我们带到西德。就为这一件事，我也得一百次感谢上帝！”
看见柏林墙，我联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是为了防御外敌，建造于崇山峻
岭上，高不可攀。而柏林墙呢，与雄伟的勃兰登堡门相比，墙身显得并不高，墙体粉刷得雪
白，大概是为了易于辨识越墙者的身影吧。由于前边修建了一片大广场，又有铁栏杆将广场
围得严严实实，由一些全副武装的卫兵不停地往来巡逻，我只能站在栏杆外观望。从这边可
以远远看见墙的那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顶上有一个金色的雕像，那是为纪念上个世纪的
普法战争而建立的。一八七一年普鲁士王国战胜了拿破仑三世之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
以后，新兴的帝国恃强凌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落得国土分
割，损失惨重。从这块土地被劈为两半以后，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同是德国人，已经被拦在墙
东边的若还不死心，想跳墙往西走，无情的子弹就会像雨点般射来。不是西边不让东边的人
过去，而是东边自己打死本国的老百姓。标榜民主的共和国，你的民主在哪里？
三、围栅里的小康景象
柏林的秋季风光绮丽，从我寓所的阳台眺望，树叶已变为红、黄、绿相杂的颜色。附近
有一处别墅区，据说这是柏林市政府划分给市民经管的。每家有一个小院子和一两间小木
屋。院里有主人精心培育的果木花草。我最喜欢傍晚去那儿散散步，欣赏篱栅内的繁花与硕
果。平时屋主并不在这里居住，一到周末或假期就携家带小来别墅休息。从我踏上这块国土
的第一天起，就留意观察这里的一切事物与人情。如果说人的欲望仅仅为满足温饱而已，那
么，东德老百姓的生活比起中国大陆和其他共产国家要显得充裕。他们的食品商店里，虽然
蔬菜品类不多，长年只供应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四大样，但还不缺肉肠、鱼类、禽
蛋和乳制品。不像北京买什么都得凭供应票。东德各类商品的包装袋上都印好了价码，多年
以来从未提升过物价。
在这个国家，政府公开号召妇女多生孩子，每生一个小孩，就能从政府领到一笔补助
金。孩子进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免费的。中午在学校包一顿饭食，每月象征性
地缴二十马克就够了。他们的住房大都是公家分配的公寓，一套三房一厅的单元住宅，每月
房租不超过二百马克，普通教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已。这样说来东德人该知足了吧？恰恰相
反，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仍有许许多多。每天晚上，西柏林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都会在东柏林的
电视屏幕上显现。东德政府无法制止电波的流通，也无法控制人们的思维动向。西德广告节
目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可望而不可即。人们开始逐一比较：我们虽然有便宜的住房和食
品，可是我们没有便宜的彩色电视，没有设备先进的汽车，没有音质良好的录音机……我们
的工业技术真正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一点改进。我们的马克不是自由外汇，任何外国新技
术产品我们都买不着，甚至连香蕉和菠萝也吃不上！人家有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可以
到任何国家去读书。我们除了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之外，哪都不让去！想上大学也不许自由
报考。生活不困难又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当动物园里的野兽，吃饱喝足被关在笼子里过日
子。
说起来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创立于一八零九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是由当时的两位贵族
兄弟——语言学家卡尔·威廉·洪堡和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捐出了他们豪华的宫殿式
宅邸兴办起来的。一百多年内，这所大学培育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可是现在，我想复印几
页讲义，却找不到一台复印机，更不要说电脑和其它先进设备了。学生入学，首先得经过多
方筛选（主要是政治审查），由原来的高中推荐，才能参加入学考试。这些幸运儿一方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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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自己能进入最高学府，另一方面却又十分遗憾学不到最新的科学技术。苦闷时就去听摇滚
乐歌手的演唱，随著那声嘶力竭的狂热歌声，年轻人拍手跺脚，呼啸唏嘘，借此抒发心中的
愤懑。要不就去迪斯科舞厅，跳他个大汗淋漓。年长些的喜欢坐酒吧，高踞在圆凳上，一杯
接一杯地喝啤酒。德国啤酒灌出了数目可观的便便大腹。政府当局对老百姓的吃喝玩乐不多
过问，私生活方面更是各随尊便，仅就我的十几位同事来说，养育着非婚生子女或孙儿孙女
的家庭至少占三分之二。总而言之，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政府，不叛国投敌，你干什么都不多
干涉。这就是以高福利政策来堵住人们的嘴，肠胃尽可以塞满，头脑不必多灵。
那么，东德当局对外国人是怎样的呢？本来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被请来教教
书的女教师，不会引人注意吧。但接连几件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我的警觉。一天课后，我不
想马上乘车回家，信步从菩提树下大街向亚历山大广场走去。途经共和国宫，那是一座镶嵌
着茶色玻璃的方形建筑物，是政府或民间举行集会活动的地方。突然，我看见脚下有一个文
件纸夹，就俯身拣起交给前方不远的一名警察。那警察迅速翻看了几页，立即问我这是从哪
儿得到的，又索要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他把我的证件号码记下以后，马上拿起报话筒，说
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内容。这时另一名女警察也过来了，又反复端详了我的证件。然后两名警
察一句话也没说，带上那个文件夹，跨上摩托车飞驰而去。我当时颇为恼火，心想真是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但后来我又觉得有点可笑，一个年长的中国女教师和几张掉在地上的字纸，
竟使得警察们那么紧张。致于吗？
又有一次，我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稍稍休息一会儿，无意中抬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
的妇女正举着像机对我摄影，连拍两张之后转身就走。这绝不是摄影爱好者的行为举动，肯
定又是那些业余便衣警察对我这外国人的活动做记录。中国大陆曾流行过全民皆兵，东德则
真可谓全民皆警。又如我与西德朋友的往来信件，要耽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这当然是在检
查机构被存档了。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东德人表面平静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假象：有一次应
一位汉学家邀请，去他家喝杯咖啡，随便谈谈。这位先生在科学院工作，没什么机会用汉语
和人交谈。他是在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认识我的，可巧我们的住所相隔不远，闲时就互相拜
访一下。他希望借此多练练口语，我也更喜欢这非官方的接触。喝罢咖啡，我忽然想起应该
给系主任穆女士打个电话，约定与她商谈教学事务的时间。得到主人允许后，我开始拨号。
正好这时他的太太和小孩回家来了，他连忙用手势制止女人和孩子，不让出声。看他那紧张
严肃的样子，我有点不好意思，赶快把话说完，放下听筒。他们全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对我
解释道：“我们不敢让大学方面知道您在我们家打电话。因为我不是党员，不派给我和外国
人交往的任务。”“但是我们有来往，他们能不知道吗？”我有点担心。“他们没看见就算
了，要是看见了，我就说是您找我帮忙做点事。他们没权力禁止您的行动。”我听后笑道：
“好，那我每次都想个理由，比如说，我求您太太教我做蛋糕什么的……”太太听了他的翻
译之后，虽然陪着笑脸，却是眼泪汪汪的。
四、圣诞节见闻
一九八八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东柏林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市场上搭起了彩棚，为孩子们
设置的电动游戏机、童话人物塑像、木偶演出台以及传统小吃，招徕着过往的游客。住宅区
各家的窗口，装饰了闪烁的小花灯、桥形烛台、多层转动塔等等。金碧辉煌的国家歌剧院和
大音乐厅每晚都上演优秀的古典剧目。人们想利用节假日的机会舒畅一下，国家也要趁此多
赚一些自由外汇。按东德政府的规定，西德人可以随便到东德来探亲访友。但是，入关时必
须以一比一的兑换率强行兑换一定数量的东德马克。西德人不甘心受此盘剥，因为在西德银
行，一个西马克可以兑换七个东马克呢。可是你如果身上带着东马克过关，一旦查出，就全
部没收，还会招惹许多麻烦。西德人为了看望自己的亲属，不得不忍痛掏腰包。换到手的东
德马克，还得花在东德地界内，唯一值得一去的场所，就是那高水平的歌舞剧院和大音乐厅
了。
我自己的这个节日是在西柏林和西德南方的巴伐利亚州度过的。那里有我近年教过的学
生和一些汉学界的朋友。她们写来了邀请信，我从西德驻东柏林的办事处领到了入境签证。
可是在洪堡大学举行的期末联欢会上，我的同事们得知此事，颇有不满之色。其中一位告诉
我，要去联邦德国，应该先到公安局登记，否则回来的时候可能不让再入境。既然这样，我
就照章办事吧。跑了好几趟之后，得到的最后回答却是“不必办什么手续”。这种类似开玩
笑的事，说穿了并不稀奇。只不过是大学和公安局对我的行动都备了案，但也都不负责而
已。
从东柏林排队等候过关卡的人们，几乎都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他们在瑟瑟寒风中，一步
一蹭地往关口挪动。这总算是东德政府开恩，最近宣布允许已退休的老人，每星期可以去西
柏林一天看望直系亲属。青壮年和小孩就别妄想了。我提着旅行包，准备过关后乘坐开往慕
尼黑的火车。排到检查口时，离开车钟点还差半小时。没想到检查人员竟把我提包里的衣服
一件件抖开，仔细查看商标牌号。我连连看表，不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还要检查多长时
间。好不容易其中一名检查员说了声“不是我们民德产品”，才算中止了盘查。后来我了解
到，这是他们生怕在此地工作挣东马克的外国人，把东德产品带出去卖了赚外汇的缘故。可
见他们的物资并不富足，还得靠仅有的一点商品支撑门面。
我进入月台时，还差五分钟就该开车了，站台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赶紧拿出车票匆匆登
车。守门的列车员一把拦住我，让我退回站台。我很奇怪，车次号码和时间都没错，为什么
不让上车？突然，我看见走来了一队边防军，有的手里还牵着军犬。站台上的人们连忙让
路，原来搭乘这趟车的旅客都还没上去呢。一声号令，带军犬的士兵忙把狗往车厢底下轰，
军犬匍匐着从车厢的这头拱下去，再从那头拱出来。而另一些士兵则分头登上各节车厢，打
开所有的照明设备，撬开活动板壁，用大型手电筒里外照射。谁都明白，他们这是搜查躲在
列车的什么角落企图偷越国境的人。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查出来。于是拉上狗，排
好队，皮靴踏得喀喀响，昂首阔步地回去交差了。火车因此推迟了半小时才开行。
这趟车是从东德开往西德的国际列车，旅客上车之前虽然要过关卡，但车站还在东柏林
管界，所以才那么严加搜索。其实车上没多少旅客，座位还空着一大半。火车开行不到十分
钟，就是西柏林的火车总站，这里才有大批等待乘车的西德人。从东柏林至西柏林，这段路
程有一大半是沿着无人区开行的。一九六一年修建柏林墙时，东德把这块本来十分繁华的市
中心地带炸为平地，拦上了双道高墙。万一有人越墙逃跑，绝不可能一脚跳到西柏林的土地
上。要想穿过无人区，再翻过第二道墙，那可真得玩命了。我认识的一位东德朋友偷偷告诉
我，他的儿子七年前居然跑过去了。身上中了十几枪，可是没死。这简直是奇迹！原来这个
年轻人早已探听明白，无人区的子弹都是自动发射的。你如果能避开巡逻兵和探照灯的光
柱，翻过第一道墙，千万别撒腿猛跑。应该等第一批子弹扫射过之后再迈步。“我儿子每走
一步之前，先扔一块石头，等石头触发的自动枪响完了，赶紧往前迈一步，然后再一次次扔
着石头往前走。就这样还中了十几枪呢，不过都没有致命。”朋友边说边摇头，“我太太一
想起这个孩子就流泪，七年没见了，走的时候他才十七岁。现在他在那边有工作，他是托人
到东边来告诉我们这些事的。”
从西柏林看柏林墙，与东边大不相同。墙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空白，全画满了五颜六色
的漫画。有一处并排挂了许多十字架，那是为纪念因投奔自由而丧命的东德人的。墙边立着
一座高台，西德人可以随便登上高台向墙的东边张望。我跟西德朋友开玩笑说，这真是名副
其实的望乡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分别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当时的首都柏林也由四国
分占。到一九四九年分别成立两个德国时，柏林市正好位于东德境内，市区西部的美、英、
法占领区并没撤销，西柏林变成西德设在东德国土上的一块飞地，好象插在东德心头的一把
尖刀。火车一出西柏林便飞驰前进，大站小站一概不停，直到把东德国土全都跨过，才有第
一次停站。谁如果想在中途车站上下，对不起，请乘坐另一车次的东德国内列车吧。否则得
需要多少军警逐站搜查逃亡者啊。
从车窗望去，东德境内离首都越远，景况越荒凉。陈旧的工厂厂房显得灰溜溜的，四外
乱堆着废旧的机器零件和垃圾、煤渣。农田旷野虽也种植了一些冬小麦，但土地并没有细心
平整，麦苗也因肥力不均而参差不齐。偶尔经过一个村落，也看不出什么新气象，连站在路
边观望的村民都有点神情呆滞。
进入西德国土以后，风景就大不相同了，田野上分布着麦田和休闲地块，丘陵地带种植
了许多葡萄藤。巴伐利亚州的葡萄酒远近驰名。西德这边的村落也比东边密集得多，一幢幢
红顶白墙的农舍，围聚在一座哥特式尖顶教堂的四周，衬着蓝天、白云、丛林、碧野，这景
象酷似一幅欧洲风情画。从国土面积来说，西德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东德约十万平方公里
（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半）。而从人口数目来看，由于东德人一有机会便出逃，西德人口已逐
年增加到六千多万，东德只剩下一千多万了（前者为后者的四倍）。难怪东德那么鼓励妇女
多生孩子。
五、回光返照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柏林市突然显得热闹起来。满街满巷的少年男女，在城市的各个公
园、广场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公共交通显得异常拥挤，平时以礼相让的人们也争先恐后地推
搡起来。那些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可真为难了，在站台上苦等半天也搭不上车。据说这是东德
首脑昂纳克（Honecker）邀请全国青年代表来柏林，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举行的大联欢。虽
然此时离十月七日东德的国庆日还差好几个月，但他们就像迫不及待似的提前活动起来了。
柏林的所有剧院全部免费开放，市中心广场上搭起了高大的演出台。入夜，人们聚集在这
里，与共和国的政府要人一起欣赏千人乐团的演奏。广场两边各竖了一个大型电视屏幕，实
况播出台上的演出和台下的观众场面。每当昂纳克的形象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人群中就响
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欢呼声。昂纳克也就笑容可掬地点点头，颇有洋洋自得之色。演出结束
后，又放起大型焰火，五彩缤纷的火花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究竟是真的与民同乐呢，
还是为了粉饰太平？稍一了解便都清楚了。我所教的学生中，有一个班不是大学的在校生，
他们是外交部的几位年轻翻译人员，语言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按说他们都很谨慎，不会对政
府的事务妄加批评的。但这次他们忍不住了，摇着头对我说：“花这么多钱搞联欢，能有多
少效果？除了柏林之外，我们国家别的城市都很穷。房子破破烂烂，政府总说没钱修理。食
品也没有首都这么多。”另一个插话说：“去年圣诞节，柏林有一些进口的桔子卖，我买了
几个送给我的祖母，她住在乡下，多少年都没吃过桔子了。”还有一个更气愤，对大家说：
“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们捐给穷困国家的款项，用来举办这次的联欢了。以后工会再跟我
要捐款，我一个芬尼也不给了！”
与此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游行场面浩大，言辞激烈。许多市民和各行各业
的人们都支持学生，参与了示威活动。我每天晚上收看西柏林的电视新闻节目，看到“反对
‘官倒’”、“李鹏下台”、“人民要民主，新闻要自由”以及“小平你好，你好糊涂！”
的大幅标语，也看到学生代表请求与政府当局对话的恳切神态。苏联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
恰好这时访华，中共竟不敢让他的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降落，临时改在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
着陆。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更谈不上举行什么欢迎仪式了。碍于这次重大的国事访问，
中共暂时没有对示威和绝食的学生怎么样。但是到了五月底六月初那几天，情况发生急剧变
化。电视屏幕上李鹏拉长了脸，一手握拳向下猛击，宣布戒严令。紧接着就是军车从四面八
方开进北京城，人群沿路阻截，劝说军队不要向学生开枪。然而肆虐成性的暴君终于下令，
让坦克和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制造了“六·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些天我极为悲愤，心绪不宁。对中共的暴行，东德政府首先拍手叫好，表示支持。系
主任和某些教授则回避事实，唯唯诺诺附和他们政府的评论。只有年轻的学生一再向我表示
同情，他们愤愤地说：“将来中国人一定会恨我们，因为我们国家赞成刽子手杀人。”他们
写了抗议书，求我帮助修改一些语句，寄到中国大使馆。也有几位教师私下和我说几句真心
＜ r o l i a. n e t ＞
话，告诉我在他们国家也发生过同样的屠杀事件，而且和苏联的参与有关。就跟一九五六年
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样。
就在东德电视台不厌其烦地连播四次中共新闻片“平暴真象”时，一则更大的新闻震惊
了东德政府：匈牙利拆除了和奥地利相邻的边界铁丝网，两个国家互不设防了。由于过去东
欧各共产国家不需签证就可互相往来，于是东德的老百姓，首先是年轻人，纷纷借道匈牙
利，穿过奥地利，进入西德。西德方面对东德人采取来者不拒的欢迎态度，搞得东德政府叫
苦不迭。这些天整个东德都沸腾起来，人们一旦找到了安全出口，就不再惧怕高压手段。许
多城市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抨击当局，要求改革。剧院变成演讲厅，每晚进行激烈的辩论。
人们最痛恨的是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部，有许多人想冲进去捣毁这个机构。东德的军队和警
察都严阵以待，准备效仿中共的武力镇压了。
六、理想主义者的失落感
九月份开学的新学期，与以往大不相同。大学本科生人心惶惶，上课时都好象魂不守
舍。刚到下课时间，马上飞奔到各个集会场所，挤在人群中听各派代表的演讲了。外交部的
那个进修班，经常缺课，有时才来一个人，有时全体请假。我知道，他们现在忙得什么也顾
不上了。
然而有一位极特殊的人物，我每星期为他一人单独授课两次，连假期都不中断。那就是
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高级翻译艾先生。他不但精通汉语，俄语也十分专长。每当昂纳克或东德
政府要人出访北京或莫斯科时，一定有他随同。艾先生四十多岁，精明能干，可能由于童年
家境贫寒，身躯显得瘦弱些。但他工作和学习的劲头却非常充足。就在他们国家这样动荡不
安时，他仍是请我继续给他上课。为了不耽误工作，经我同意，把平时上课的时间改为清早
六点，上课地点改在我的寓所客厅，下课后他再赶着去上班。我给他授课不用固定的教材，
由他提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诸如同义词辨析、成语典故的出处、口语与书面语
的异同、甚至方言土语的特点等等。解答完所有问题之后，我们就进行各样话题的交谈。他
知道我喜欢欧洲古典音乐，经常帮我选购唱片或请我去听音乐会。但在开演之前或休息的间
隙，我得告诉他许多音乐术语。他手中的节目单上记满了乐章、旋律、节奏、音符、声部等
专用名词，以及悠扬、轻快、凄婉、激昂等形容词语。“我学的大部分都是外交和政治词
汇，生活用语和其他专业词汇知道得太少，谢谢老师帮助我，随时随地给我上课。”他很诚
恳地向我道谢。
虽然我和他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我并不因此隐瞒自己的观点。只是不多触及敏感问
题，避免争执辩论罢了。他笃诚相信共产主义，身体力行，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从他身
上的确看不到高级官员的腐化昏庸现象。现在艾先生面对自己所属的民德统一社会党即将崩
溃的局面，感慨万分。他担心一旦民德不复存在，希特勒时期残留的纳粹分子又会复活。他
还担心以后给老人、儿童的福利将要减少，这些人生活会遇到困难。他承认以往采用的高福
利政策，不能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他也承认自己党内确实有不少特权阶层，有腐败现象，
人们对此非常痛恨，许多部门正在罢免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不许他们再担任领导职务，以致
党员们纷纷提出退党。落到今天这一步，也不足为奇。对他本人今后作何打算我不便多问，
但我看得出，他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几个月前还和当政者唱一个调子，在目前局势下又突然
提出退党，包括我们的系主任穆女士在内。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目前的群众运动呢？”艾先生以询问的口气问我。
“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像中国政府那样，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这样做的结果必然
更失民心！”我说完这句话，立即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魏征劝谏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看后沉吟片刻，收起笔记，向我告
辞。
十月七日民德国庆日，大街小巷的阳台、窗口仍按往年一样挂出了民德国旗，但整个气
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商店因节日都关门停业，可是苏联占领军营地附近有一家食品店还开
门。这是专门为苏联驻军开设的，一般德国人都不去那里买什么。刚好有几位朋友今天要来
看我，我就到这儿来买点东西。没想到商店门口竟排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提了大旅行袋，轮
到一辆空手推车时，就迅速抢抓货品，什么都要。买得最多的是肉类、食油、大米、白糖，
甚至把一瓶瓶的汽水打开倒入大塑料罐里提走。这些人都能和苏联售货员说俄语，原来他们
都是波兰人，从这里贩运了物资回国去卖。波兰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在这儿买东西不
但讲话方便，而且不必看德国售货员的脸色。苏联售货员不怕货源不足，反正东西都是德国
的，要多少你们都得给运来，不卖白不卖。
轮到我选购时，我想买一块牛肉。售货员递给我一大块，足有四公斤。我要不了这么
多，请他给换块小一点的。那售货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用生硬的德语问我： “klein？
klein？（小的？小的？）”他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外国人不抢购商品。
下午，我和朋友们来到亚历山大广场。这里虽然响着震耳的舞曲和歌声，也设有几处游
乐场和演出台，但人们似乎无心玩乐，三三两两地在广场上散步或低声谈话。而夹在人群中
的警察们，个个警惕百倍，都是三人一组，背靠背，朝三个不同方向巡视。至于还有多少混
在群众里的便衣警察，那除了公安局或安全部就没人清楚了。
七、谁种下的苦果？
艾先生有几天没来上课。我从东德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又陪同昂纳克去莫斯科了。等他
再来，一见面我就觉得他似乎很疲乏。尽管他仍是西装笔挺，打著漂亮的领带，头发梳得一
丝不乱，但我发现他几次摘下眼镜揉揉眼眶，显然是被过多的工作累的。他抱歉地对我说，
这些天连一句汉语也没讲过，舌头都不灵了。还告诉我，这次去苏联，比哪一次都紧张，因
为全靠他一个人给两国首脑来回做翻译，苏联方面没有派人将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译成德语。
我心中明白，这准是一次关键性的密谈。果然，没过多久，昂纳克下台，换上了指定的接班
人克仑茨。同时我也听说，昂纳克已经签署了武力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克仑茨没有遵
命执行。这究竟是真是假，还有待证实。不过苏联这次没插手，却是东德人避免了流血牺牲
的关键之一。而苏联为什么没插手？难道不是“六·四”期间中国人的斗志和中国人的鲜血
震慑了戈尔巴乔夫吗？
艾先生还告诉我，苏军纪念塔公园这些天常遭破坏，有人用油漆在碑身涂写标语。又说
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两个城市发生了好几起暴力冲突，人们把许多铺路的石头撬出来当武
器，但是军队和警察始终没开枪。我问他人们究竟有哪些要求？他回答：“解散统一社会
党，两个德国重新统一。”说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当然，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相当
作者：一心
一、出国途中忆往事
一九八八年初秋，从北京飞往柏林的班机上，几乎有一半的乘客是前往苏联、东德或西
德留学、访问的中国人。他们显露着初次出国的兴奋神态，大声交谈彼此的“艰苦历程”。
有人感慨万分：“唉！出趟国，办完那么多手续，不死也得扒层皮！”我没有主动找谁攀
谈。二十多年的“右派”经历使我习惯于在陌生人（尤其是大陆来的中国人）面前不交谈，
免得对方问长问短；少议论，免得言多语失。我倚在舷窗边，望着窗外起伏变幻的云海，回
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有几名东德的学生选修了我的课。我
教的这个班有十几名学生，分属六、七个国家。印度的、印尼的、苏联的、波兰的、南斯拉
夫的以及东德的等等。我和他们虽是师生，年龄却彼此相仿。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还大我几岁，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态度不恭。尤其是德国学生，上课时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为了练准语音，弄通语法，辨别词义，他们频频举手发问。每次得到解答，都很有礼貌地说谢谢。课后我们常常互相拜访，我对他们坦诚相待，大家都觉得彼此更像一群年轻的好朋友。
上司把我找去教训了一顿，说我既然已经身为教师，就应该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不该梦想成名成家。我心中愤愤不平，牢骚越来越多，对共产党干部那种不学无术却要发号施令的作风很看不惯，对那些挟制青年的清规戒律也更加不满。第二年，这班留学生刚毕业，我就被赶下讲台，从大学教师变为“人民的敌人”了。
这“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一年，其中的苦辣酸辛不堪回首。谁料到早年教过的德国
学生，现在竟会邀请我以客座教授的身分，去柏林洪堡大学任教，而且这个职务居然没有被其他同行夺去。这其中自有它微妙之处∶首先，洪堡大学地处东柏林，与一墙之隔的西柏林相比，显然没那么繁华。在那里，使用的货币是东马克，非自由外汇，何况我得把所挣工资的五分之四上缴给驻东德的中国大使馆。对中共国家教育委员会来说，所谓的客座教授，不过是劳务出口的一员罢了，能批准你去就职，就等于极大的优待。若嫌待遇低，那就不必去，拒绝对方邀请也没关系，反正你也挣不来自由外汇。大陆的知识分子，谁不向往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这些可以挣点硬通货的国家呢？再说，工作期限长达两年，在这种菲薄的待遇下，人们望而却步了，情愿再等等，盼望得个好去处。这种种不利因素，反倒促成了我的出国机会。也可算是某种运气吧。
飞机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下去了不少乘客。再次起飞时，许多人纷纷选择有空位的地方，伸平双腿，或者干脆躺下来眯上一觉。我仍是保持原样坐着，猜想三十多年前的朋友们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大家都已年过半百，差不多都当上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了吧？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人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有人已经成为教授，就在洪堡大学任职。我们将从过去的师生变为现在的同事了。
舷窗外出现了大片的森林绿地，柏林就在近前了。“他们居然在战争的废墟上种了这么
多树。”这是我对柏林市的第一个印象。“喂！瞧得见柏林墙吗？”人们询问窗口的乘客。
“瞧不见。你急什么？等会儿从海关坐上去西柏林的汽车，不就什么都看见了吗！”这时，可以明显看出，去西柏林的人喜形于色，去东柏林的人若有所失。
一出海关，我立即看见了正在翘首寻找我的朋友们。大家见面竟一时语塞，互望着彼此
既熟悉又生疏的面孔，连连说“你好！”这是当年他们学会的第一个汉语词汇，与人相见时，自会脱口而出。还是系主任穆女士会张罗，她给我介绍了两位以前没见过的教师，告诉我其中一位名叫伊娜的年轻女士是专门负责照顾我，帮我办各项手续的。我推让了几句，觉得这太麻烦人。“没关系，你不要客气，”穆女士解释道：“在我们国家要办的手续很多，很罗唆，帮助你是我派给她的工作任务。而且，你还能给她纠正语音。”当年在北大学中文时，穆女士就是同学中最年长、最用功的一位。现在她身为教授兼系主任，似乎威信很高，但并不盛气凌人。大家把我送上汽车，告别后，由伊娜陪我去校方提供的住所，并约定明天上午她再来带我去大学人事处报到。
二、初见柏林墙
今天星期六，这里每周五天工作日，比国内多休息一天。按照在北京的生活习惯，休息
日就是排队采购日、大洗大做日、比平时更忙的劳动日。现在我不必那么紧张了。两天的自
由时间，可安排很多内容。前几天跟着伊娜跑这儿跑那儿，填表、报户口、领工资、去银
行……我随身总带著一张柏林地图，标出该记住的地方。伊娜很热情，只要我问到什么，她
都表示愿意亲自带我去看看。但有两处地方，她没有主动带路。一是我曾在许多电影镜头上
见过的一座铜像：一个苏联军人左手托抱着一个小女孩，右手用一把利剑戳碎脚下的纳粹党
旗。我不知这座铜像安置在哪里。伊娜在地图上顺手一指，什么话也没说。另一处是去西柏
林的关口，我想知道具体的街名。她告诉我“弗里得里希大街”，并不想为我带路。大概怕
我不高兴，她又解释了一句：“去西柏林的海关，我们不能进去。”后来又说：“你们大使
馆最近解除了对中国人的限制，你们可以凭护照，自己过海关去那边。但是不能从西柏林去
联邦德国的其它地方。在我们民德的朝鲜人、越南人都不准过去。因为他们国家的大使馆不
让民德海关放行。”从伊娜的言谈中，我意识到某种严肃气氛。东德人绝不把“东”、
“西”二字冠在“德”字之前，他们称自己这边为“民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简称），
称西德为“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如果我失口说出“东德”或“东柏
林”，他们眼中就会闪出一种不愉快的神态。柏林是民德的首都，但又没法否认这个城市的
西半部不属于自己，也不能再起别的名称了，才不得不称它“西柏林”。仅仅几天的接触，
我已经感觉出东德的知识分子，时时表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他们都是二次战后由政府出钱接
受高等教育的，之所以能被选送读大学或出国深造，首先是他们出身工农家庭，与政权所代
表的阶级利益一致。二战结束后，原有的专家教授因曾给希特勒纳粹党的政权服务过，绝大
部分被驱逐或被判刑。以致知识阶层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东德政府连忙大批培养新
一代知识分子，穆女士等人就是这新一代的第一批。目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在普
通老百姓之上，对此他们怀有感激之心，认同这块被分割出来的土地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但
他们又明明知道，原来同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联邦德国，现在经济是那么繁荣，技术是
那么先进，老百姓又有那么多的自由。他们有许多亲友被分隔在高墙的两边，要想到西边看
看，难于上青天！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是谁以救世主的姿态，把一手扶植起来的“民德”
化为小女孩的形象揽在怀里？战败国又变为附庸国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伊娜不愿主动陪我去
看那座苏军铜像，是有她难以启齿的苦衷的。好在来日方长，我自己有办法慢慢找到的。
今天先去看柏林墙。从洪堡大学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一直往西走，就可以看见直通西柏
林的勃兰登堡门。二次大战的累累弹痕残留在六根石砌的巨大门柱上，门的上方有一座驾驭
驷马战车的女神铜像。女神手中握有一根长杆，顶端本是一个铜铸花环，现在这女神还得在
花环之上多举一面民德国旗。就在这面国旗的右边不远，高高飘扬的是另一个德国的旗帜，
那里是联邦德国旧国会大厦的建筑。两面国旗所代表的德国人，被旗帜下方那道不可逾越的
围墙隔在咫尺天涯。这两个德国分别建立于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和十月，当时还没修筑这道隔
离墙。那些不愿受管于共产制度下的人们，一得机会便纷纷逃往西德。东德为此组织了大批
的秘密警察网，严密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我前几年教过的几名西德学生中，有一女生告诉
我，她五岁的时候，父母暗地商量要举家西逃。这事不知怎么被她七岁的哥哥听见了，在街
上和孩子们玩时就领头玩逃跑。邻居得知此事，马上报告给警方，把她父母带去审问。幸好
这是小孩们的游戏，审不出什么结果，但也使她家的出逃计划推迟了许久才敢行动。“我们
越过边界之后，我父母都哭了”这位女同学接著说，“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带我们逃跑？我
妈妈说，为了自由。那时候我还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呢。我们家是一九六一年春天跑出来
的，没过几个月，柏林墙就修起来了。”另一位西德同学更加感慨地说：“我父母那时不怕
死，把我们带到西德。就为这一件事，我也得一百次感谢上帝！”
看见柏林墙，我联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是为了防御外敌，建造于崇山峻
岭上，高不可攀。而柏林墙呢，与雄伟的勃兰登堡门相比，墙身显得并不高，墙体粉刷得雪
白，大概是为了易于辨识越墙者的身影吧。由于前边修建了一片大广场，又有铁栏杆将广场
围得严严实实，由一些全副武装的卫兵不停地往来巡逻，我只能站在栏杆外观望。从这边可
以远远看见墙的那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顶上有一个金色的雕像，那是为纪念上个世纪的
普法战争而建立的。一八七一年普鲁士王国战胜了拿破仑三世之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
以后，新兴的帝国恃强凌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落得国土分
割，损失惨重。从这块土地被劈为两半以后，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同是德国人，已经被拦在墙
东边的若还不死心，想跳墙往西走，无情的子弹就会像雨点般射来。不是西边不让东边的人
过去，而是东边自己打死本国的老百姓。标榜民主的共和国，你的民主在哪里？
三、围栅里的小康景象
柏林的秋季风光绮丽，从我寓所的阳台眺望，树叶已变为红、黄、绿相杂的颜色。附近
有一处别墅区，据说这是柏林市政府划分给市民经管的。每家有一个小院子和一两间小木
屋。院里有主人精心培育的果木花草。我最喜欢傍晚去那儿散散步，欣赏篱栅内的繁花与硕
果。平时屋主并不在这里居住，一到周末或假期就携家带小来别墅休息。从我踏上这块国土
的第一天起，就留意观察这里的一切事物与人情。如果说人的欲望仅仅为满足温饱而已，那
么，东德老百姓的生活比起中国大陆和其他共产国家要显得充裕。他们的食品商店里，虽然
蔬菜品类不多，长年只供应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四大样，但还不缺肉肠、鱼类、禽
蛋和乳制品。不像北京买什么都得凭供应票。东德各类商品的包装袋上都印好了价码，多年
以来从未提升过物价。
在这个国家，政府公开号召妇女多生孩子，每生一个小孩，就能从政府领到一笔补助
金。孩子进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免费的。中午在学校包一顿饭食，每月象征性
地缴二十马克就够了。他们的住房大都是公家分配的公寓，一套三房一厅的单元住宅，每月
房租不超过二百马克，普通教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已。这样说来东德人该知足了吧？恰恰相
反，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仍有许许多多。每天晚上，西柏林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都会在东柏林的
电视屏幕上显现。东德政府无法制止电波的流通，也无法控制人们的思维动向。西德广告节
目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可望而不可即。人们开始逐一比较：我们虽然有便宜的住房和食
品，可是我们没有便宜的彩色电视，没有设备先进的汽车，没有音质良好的录音机……我们
的工业技术真正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一点改进。我们的马克不是自由外汇，任何外国新技
术产品我们都买不着，甚至连香蕉和菠萝也吃不上！人家有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可以
到任何国家去读书。我们除了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之外，哪都不让去！想上大学也不许自由
报考。生活不困难又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当动物园里的野兽，吃饱喝足被关在笼子里过日
子。
说起来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创立于一八零九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是由当时的两位贵族
兄弟——语言学家卡尔·威廉·洪堡和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捐出了他们豪华的宫殿式
宅邸兴办起来的。一百多年内，这所大学培育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可是现在，我想复印几
页讲义，却找不到一台复印机，更不要说电脑和其它先进设备了。学生入学，首先得经过多
方筛选（主要是政治审查），由原来的高中推荐，才能参加入学考试。这些幸运儿一方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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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自己能进入最高学府，另一方面却又十分遗憾学不到最新的科学技术。苦闷时就去听摇滚
乐歌手的演唱，随著那声嘶力竭的狂热歌声，年轻人拍手跺脚，呼啸唏嘘，借此抒发心中的
愤懑。要不就去迪斯科舞厅，跳他个大汗淋漓。年长些的喜欢坐酒吧，高踞在圆凳上，一杯
接一杯地喝啤酒。德国啤酒灌出了数目可观的便便大腹。政府当局对老百姓的吃喝玩乐不多
过问，私生活方面更是各随尊便，仅就我的十几位同事来说，养育着非婚生子女或孙儿孙女
的家庭至少占三分之二。总而言之，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政府，不叛国投敌，你干什么都不多
干涉。这就是以高福利政策来堵住人们的嘴，肠胃尽可以塞满，头脑不必多灵。
那么，东德当局对外国人是怎样的呢？本来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被请来教教
书的女教师，不会引人注意吧。但接连几件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我的警觉。一天课后，我不
想马上乘车回家，信步从菩提树下大街向亚历山大广场走去。途经共和国宫，那是一座镶嵌
着茶色玻璃的方形建筑物，是政府或民间举行集会活动的地方。突然，我看见脚下有一个文
件纸夹，就俯身拣起交给前方不远的一名警察。那警察迅速翻看了几页，立即问我这是从哪
儿得到的，又索要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他把我的证件号码记下以后，马上拿起报话筒，说
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内容。这时另一名女警察也过来了，又反复端详了我的证件。然后两名警
察一句话也没说，带上那个文件夹，跨上摩托车飞驰而去。我当时颇为恼火，心想真是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但后来我又觉得有点可笑，一个年长的中国女教师和几张掉在地上的字纸，
竟使得警察们那么紧张。致于吗？
又有一次，我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稍稍休息一会儿，无意中抬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
的妇女正举着像机对我摄影，连拍两张之后转身就走。这绝不是摄影爱好者的行为举动，肯
定又是那些业余便衣警察对我这外国人的活动做记录。中国大陆曾流行过全民皆兵，东德则
真可谓全民皆警。又如我与西德朋友的往来信件，要耽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这当然是在检
查机构被存档了。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东德人表面平静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假象：有一次应
一位汉学家邀请，去他家喝杯咖啡，随便谈谈。这位先生在科学院工作，没什么机会用汉语
和人交谈。他是在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认识我的，可巧我们的住所相隔不远，闲时就互相拜
访一下。他希望借此多练练口语，我也更喜欢这非官方的接触。喝罢咖啡，我忽然想起应该
给系主任穆女士打个电话，约定与她商谈教学事务的时间。得到主人允许后，我开始拨号。
正好这时他的太太和小孩回家来了，他连忙用手势制止女人和孩子，不让出声。看他那紧张
严肃的样子，我有点不好意思，赶快把话说完，放下听筒。他们全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对我
解释道：“我们不敢让大学方面知道您在我们家打电话。因为我不是党员，不派给我和外国
人交往的任务。”“但是我们有来往，他们能不知道吗？”我有点担心。“他们没看见就算
了，要是看见了，我就说是您找我帮忙做点事。他们没权力禁止您的行动。”我听后笑道：
“好，那我每次都想个理由，比如说，我求您太太教我做蛋糕什么的……”太太听了他的翻
译之后，虽然陪着笑脸，却是眼泪汪汪的。
四、圣诞节见闻
一九八八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东柏林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市场上搭起了彩棚，为孩子们
设置的电动游戏机、童话人物塑像、木偶演出台以及传统小吃，招徕着过往的游客。住宅区
各家的窗口，装饰了闪烁的小花灯、桥形烛台、多层转动塔等等。金碧辉煌的国家歌剧院和
大音乐厅每晚都上演优秀的古典剧目。人们想利用节假日的机会舒畅一下，国家也要趁此多
赚一些自由外汇。按东德政府的规定，西德人可以随便到东德来探亲访友。但是，入关时必
须以一比一的兑换率强行兑换一定数量的东德马克。西德人不甘心受此盘剥，因为在西德银
行，一个西马克可以兑换七个东马克呢。可是你如果身上带着东马克过关，一旦查出，就全
部没收，还会招惹许多麻烦。西德人为了看望自己的亲属，不得不忍痛掏腰包。换到手的东
德马克，还得花在东德地界内，唯一值得一去的场所，就是那高水平的歌舞剧院和大音乐厅
了。
我自己的这个节日是在西柏林和西德南方的巴伐利亚州度过的。那里有我近年教过的学
生和一些汉学界的朋友。她们写来了邀请信，我从西德驻东柏林的办事处领到了入境签证。
可是在洪堡大学举行的期末联欢会上，我的同事们得知此事，颇有不满之色。其中一位告诉
我，要去联邦德国，应该先到公安局登记，否则回来的时候可能不让再入境。既然这样，我
就照章办事吧。跑了好几趟之后，得到的最后回答却是“不必办什么手续”。这种类似开玩
笑的事，说穿了并不稀奇。只不过是大学和公安局对我的行动都备了案，但也都不负责而
已。
从东柏林排队等候过关卡的人们，几乎都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他们在瑟瑟寒风中，一步
一蹭地往关口挪动。这总算是东德政府开恩，最近宣布允许已退休的老人，每星期可以去西
柏林一天看望直系亲属。青壮年和小孩就别妄想了。我提着旅行包，准备过关后乘坐开往慕
尼黑的火车。排到检查口时，离开车钟点还差半小时。没想到检查人员竟把我提包里的衣服
一件件抖开，仔细查看商标牌号。我连连看表，不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还要检查多长时
间。好不容易其中一名检查员说了声“不是我们民德产品”，才算中止了盘查。后来我了解
到，这是他们生怕在此地工作挣东马克的外国人，把东德产品带出去卖了赚外汇的缘故。可
见他们的物资并不富足，还得靠仅有的一点商品支撑门面。
我进入月台时，还差五分钟就该开车了，站台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赶紧拿出车票匆匆登
车。守门的列车员一把拦住我，让我退回站台。我很奇怪，车次号码和时间都没错，为什么
不让上车？突然，我看见走来了一队边防军，有的手里还牵着军犬。站台上的人们连忙让
路，原来搭乘这趟车的旅客都还没上去呢。一声号令，带军犬的士兵忙把狗往车厢底下轰，
军犬匍匐着从车厢的这头拱下去，再从那头拱出来。而另一些士兵则分头登上各节车厢，打
开所有的照明设备，撬开活动板壁，用大型手电筒里外照射。谁都明白，他们这是搜查躲在
列车的什么角落企图偷越国境的人。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查出来。于是拉上狗，排
好队，皮靴踏得喀喀响，昂首阔步地回去交差了。火车因此推迟了半小时才开行。
这趟车是从东德开往西德的国际列车，旅客上车之前虽然要过关卡，但车站还在东柏林
管界，所以才那么严加搜索。其实车上没多少旅客，座位还空着一大半。火车开行不到十分
钟，就是西柏林的火车总站，这里才有大批等待乘车的西德人。从东柏林至西柏林，这段路
程有一大半是沿着无人区开行的。一九六一年修建柏林墙时，东德把这块本来十分繁华的市
中心地带炸为平地，拦上了双道高墙。万一有人越墙逃跑，绝不可能一脚跳到西柏林的土地
上。要想穿过无人区，再翻过第二道墙，那可真得玩命了。我认识的一位东德朋友偷偷告诉
我，他的儿子七年前居然跑过去了。身上中了十几枪，可是没死。这简直是奇迹！原来这个
年轻人早已探听明白，无人区的子弹都是自动发射的。你如果能避开巡逻兵和探照灯的光
柱，翻过第一道墙，千万别撒腿猛跑。应该等第一批子弹扫射过之后再迈步。“我儿子每走
一步之前，先扔一块石头，等石头触发的自动枪响完了，赶紧往前迈一步，然后再一次次扔
着石头往前走。就这样还中了十几枪呢，不过都没有致命。”朋友边说边摇头，“我太太一
想起这个孩子就流泪，七年没见了，走的时候他才十七岁。现在他在那边有工作，他是托人
到东边来告诉我们这些事的。”
从西柏林看柏林墙，与东边大不相同。墙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空白，全画满了五颜六色
的漫画。有一处并排挂了许多十字架，那是为纪念因投奔自由而丧命的东德人的。墙边立着
一座高台，西德人可以随便登上高台向墙的东边张望。我跟西德朋友开玩笑说，这真是名副
其实的望乡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分别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当时的首都柏林也由四国
分占。到一九四九年分别成立两个德国时，柏林市正好位于东德境内，市区西部的美、英、
法占领区并没撤销，西柏林变成西德设在东德国土上的一块飞地，好象插在东德心头的一把
尖刀。火车一出西柏林便飞驰前进，大站小站一概不停，直到把东德国土全都跨过，才有第
一次停站。谁如果想在中途车站上下，对不起，请乘坐另一车次的东德国内列车吧。否则得
需要多少军警逐站搜查逃亡者啊。
从车窗望去，东德境内离首都越远，景况越荒凉。陈旧的工厂厂房显得灰溜溜的，四外
乱堆着废旧的机器零件和垃圾、煤渣。农田旷野虽也种植了一些冬小麦，但土地并没有细心
平整，麦苗也因肥力不均而参差不齐。偶尔经过一个村落，也看不出什么新气象，连站在路
边观望的村民都有点神情呆滞。
进入西德国土以后，风景就大不相同了，田野上分布着麦田和休闲地块，丘陵地带种植
了许多葡萄藤。巴伐利亚州的葡萄酒远近驰名。西德这边的村落也比东边密集得多，一幢幢
红顶白墙的农舍，围聚在一座哥特式尖顶教堂的四周，衬着蓝天、白云、丛林、碧野，这景
象酷似一幅欧洲风情画。从国土面积来说，西德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东德约十万平方公里
（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半）。而从人口数目来看，由于东德人一有机会便出逃，西德人口已逐
年增加到六千多万，东德只剩下一千多万了（前者为后者的四倍）。难怪东德那么鼓励妇女
多生孩子。
五、回光返照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柏林市突然显得热闹起来。满街满巷的少年男女，在城市的各个公
园、广场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公共交通显得异常拥挤，平时以礼相让的人们也争先恐后地推
搡起来。那些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可真为难了，在站台上苦等半天也搭不上车。据说这是东德
首脑昂纳克（Honecker）邀请全国青年代表来柏林，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举行的大联欢。虽
然此时离十月七日东德的国庆日还差好几个月，但他们就像迫不及待似的提前活动起来了。
柏林的所有剧院全部免费开放，市中心广场上搭起了高大的演出台。入夜，人们聚集在这
里，与共和国的政府要人一起欣赏千人乐团的演奏。广场两边各竖了一个大型电视屏幕，实
况播出台上的演出和台下的观众场面。每当昂纳克的形象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人群中就响
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欢呼声。昂纳克也就笑容可掬地点点头，颇有洋洋自得之色。演出结束
后，又放起大型焰火，五彩缤纷的火花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究竟是真的与民同乐呢，
还是为了粉饰太平？稍一了解便都清楚了。我所教的学生中，有一个班不是大学的在校生，
他们是外交部的几位年轻翻译人员，语言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按说他们都很谨慎，不会对政
府的事务妄加批评的。但这次他们忍不住了，摇着头对我说：“花这么多钱搞联欢，能有多
少效果？除了柏林之外，我们国家别的城市都很穷。房子破破烂烂，政府总说没钱修理。食
品也没有首都这么多。”另一个插话说：“去年圣诞节，柏林有一些进口的桔子卖，我买了
几个送给我的祖母，她住在乡下，多少年都没吃过桔子了。”还有一个更气愤，对大家说：
“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们捐给穷困国家的款项，用来举办这次的联欢了。以后工会再跟我
要捐款，我一个芬尼也不给了！”
与此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游行场面浩大，言辞激烈。许多市民和各行各业
的人们都支持学生，参与了示威活动。我每天晚上收看西柏林的电视新闻节目，看到“反对
‘官倒’”、“李鹏下台”、“人民要民主，新闻要自由”以及“小平你好，你好糊涂！”
的大幅标语，也看到学生代表请求与政府当局对话的恳切神态。苏联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
恰好这时访华，中共竟不敢让他的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降落，临时改在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
着陆。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更谈不上举行什么欢迎仪式了。碍于这次重大的国事访问，
中共暂时没有对示威和绝食的学生怎么样。但是到了五月底六月初那几天，情况发生急剧变
化。电视屏幕上李鹏拉长了脸，一手握拳向下猛击，宣布戒严令。紧接着就是军车从四面八
方开进北京城，人群沿路阻截，劝说军队不要向学生开枪。然而肆虐成性的暴君终于下令，
让坦克和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制造了“六·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些天我极为悲愤，心绪不宁。对中共的暴行，东德政府首先拍手叫好，表示支持。系
主任和某些教授则回避事实，唯唯诺诺附和他们政府的评论。只有年轻的学生一再向我表示
同情，他们愤愤地说：“将来中国人一定会恨我们，因为我们国家赞成刽子手杀人。”他们
写了抗议书，求我帮助修改一些语句，寄到中国大使馆。也有几位教师私下和我说几句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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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告诉我在他们国家也发生过同样的屠杀事件，而且和苏联的参与有关。就跟一九五六年
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样。
就在东德电视台不厌其烦地连播四次中共新闻片“平暴真象”时，一则更大的新闻震惊
了东德政府：匈牙利拆除了和奥地利相邻的边界铁丝网，两个国家互不设防了。由于过去东
欧各共产国家不需签证就可互相往来，于是东德的老百姓，首先是年轻人，纷纷借道匈牙
利，穿过奥地利，进入西德。西德方面对东德人采取来者不拒的欢迎态度，搞得东德政府叫
苦不迭。这些天整个东德都沸腾起来，人们一旦找到了安全出口，就不再惧怕高压手段。许
多城市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抨击当局，要求改革。剧院变成演讲厅，每晚进行激烈的辩论。
人们最痛恨的是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部，有许多人想冲进去捣毁这个机构。东德的军队和警
察都严阵以待，准备效仿中共的武力镇压了。
六、理想主义者的失落感
九月份开学的新学期，与以往大不相同。大学本科生人心惶惶，上课时都好象魂不守
舍。刚到下课时间，马上飞奔到各个集会场所，挤在人群中听各派代表的演讲了。外交部的
那个进修班，经常缺课，有时才来一个人，有时全体请假。我知道，他们现在忙得什么也顾
不上了。
然而有一位极特殊的人物，我每星期为他一人单独授课两次，连假期都不中断。那就是
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高级翻译艾先生。他不但精通汉语，俄语也十分专长。每当昂纳克或东德
政府要人出访北京或莫斯科时，一定有他随同。艾先生四十多岁，精明能干，可能由于童年
家境贫寒，身躯显得瘦弱些。但他工作和学习的劲头却非常充足。就在他们国家这样动荡不
安时，他仍是请我继续给他上课。为了不耽误工作，经我同意，把平时上课的时间改为清早
六点，上课地点改在我的寓所客厅，下课后他再赶着去上班。我给他授课不用固定的教材，
由他提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诸如同义词辨析、成语典故的出处、口语与书面语
的异同、甚至方言土语的特点等等。解答完所有问题之后，我们就进行各样话题的交谈。他
知道我喜欢欧洲古典音乐，经常帮我选购唱片或请我去听音乐会。但在开演之前或休息的间
隙，我得告诉他许多音乐术语。他手中的节目单上记满了乐章、旋律、节奏、音符、声部等
专用名词，以及悠扬、轻快、凄婉、激昂等形容词语。“我学的大部分都是外交和政治词
汇，生活用语和其他专业词汇知道得太少，谢谢老师帮助我，随时随地给我上课。”他很诚
恳地向我道谢。
虽然我和他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我并不因此隐瞒自己的观点。只是不多触及敏感问
题，避免争执辩论罢了。他笃诚相信共产主义，身体力行，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从他身
上的确看不到高级官员的腐化昏庸现象。现在艾先生面对自己所属的民德统一社会党即将崩
溃的局面，感慨万分。他担心一旦民德不复存在，希特勒时期残留的纳粹分子又会复活。他
还担心以后给老人、儿童的福利将要减少，这些人生活会遇到困难。他承认以往采用的高福
利政策，不能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他也承认自己党内确实有不少特权阶层，有腐败现象，
人们对此非常痛恨，许多部门正在罢免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不许他们再担任领导职务，以致
党员们纷纷提出退党。落到今天这一步，也不足为奇。对他本人今后作何打算我不便多问，
但我看得出，他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几个月前还和当政者唱一个调子，在目前局势下又突然
提出退党，包括我们的系主任穆女士在内。
“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目前的群众运动呢？”艾先生以询问的口气问我。
“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像中国政府那样，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这样做的结果必然
更失民心！”我说完这句话，立即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魏征劝谏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看后沉吟片刻，收起笔记，向我告
辞。
十月七日民德国庆日，大街小巷的阳台、窗口仍按往年一样挂出了民德国旗，但整个气
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商店因节日都关门停业，可是苏联占领军营地附近有一家食品店还开
门。这是专门为苏联驻军开设的，一般德国人都不去那里买什么。刚好有几位朋友今天要来
看我，我就到这儿来买点东西。没想到商店门口竟排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提了大旅行袋，轮
到一辆空手推车时，就迅速抢抓货品，什么都要。买得最多的是肉类、食油、大米、白糖，
甚至把一瓶瓶的汽水打开倒入大塑料罐里提走。这些人都能和苏联售货员说俄语，原来他们
都是波兰人，从这里贩运了物资回国去卖。波兰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在这儿买东西不
但讲话方便，而且不必看德国售货员的脸色。苏联售货员不怕货源不足，反正东西都是德国
的，要多少你们都得给运来，不卖白不卖。
轮到我选购时，我想买一块牛肉。售货员递给我一大块，足有四公斤。我要不了这么
多，请他给换块小一点的。那售货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用生硬的德语问我： “klein？
klein？（小的？小的？）”他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外国人不抢购商品。
下午，我和朋友们来到亚历山大广场。这里虽然响着震耳的舞曲和歌声，也设有几处游
乐场和演出台，但人们似乎无心玩乐，三三两两地在广场上散步或低声谈话。而夹在人群中
的警察们，个个警惕百倍，都是三人一组，背靠背，朝三个不同方向巡视。至于还有多少混
在群众里的便衣警察，那除了公安局或安全部就没人清楚了。
七、谁种下的苦果？
艾先生有几天没来上课。我从东德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又陪同昂纳克去莫斯科了。等他
再来，一见面我就觉得他似乎很疲乏。尽管他仍是西装笔挺，打著漂亮的领带，头发梳得一
丝不乱，但我发现他几次摘下眼镜揉揉眼眶，显然是被过多的工作累的。他抱歉地对我说，
这些天连一句汉语也没讲过，舌头都不灵了。还告诉我，这次去苏联，比哪一次都紧张，因
为全靠他一个人给两国首脑来回做翻译，苏联方面没有派人将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译成德语。
我心中明白，这准是一次关键性的密谈。果然，没过多久，昂纳克下台，换上了指定的接班
人克仑茨。同时我也听说，昂纳克已经签署了武力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克仑茨没有遵
命执行。这究竟是真是假，还有待证实。不过苏联这次没插手，却是东德人避免了流血牺牲
的关键之一。而苏联为什么没插手？难道不是“六·四”期间中国人的斗志和中国人的鲜血
震慑了戈尔巴乔夫吗？
艾先生还告诉我，苏军纪念塔公园这些天常遭破坏，有人用油漆在碑身涂写标语。又说
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两个城市发生了好几起暴力冲突，人们把许多铺路的石头撬出来当武
器，但是军队和警察始终没开枪。我问他人们究竟有哪些要求？他回答：“解散统一社会
党，两个德国重新统一。”说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当然，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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