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语言何时作为语言说出它自己呢？非常奇怪，我们就是不能为某种涉及我们、牵扯我们、逼迫和怂恿我们的事物找到恰当的语辞。那时，我们把此事存于心中，不说出来，也不予深究，如此，我们便经受到这一种体验：语言本身已经以其本质的存在隐隐约约又倏忽闪现地触动了我们。

但是，如果问题是要把某种从未被说出的东西诉诸语言，那么一切就将取决于语言是给出了抑或收回了恰当的言辞。诗人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的确，诗人甚至可以走到某一点，在那一点上，他被催逼着以他自己的方式即诗的方式，把他经受的语言之体验形诸语言。

我们讲着一种语言，谈论一种语言。我们的讲只是不断地追随语言。我们谈论的东西，语言，总是走在我们的前头。因此，我们总是跟在语言后面跛足随行，而一开始，为了谈论语言，我们本应该先就赶超语言，占有语言。所以，当我们谈论语言时，我们总是纠缠于一种不恰当的讲。这种纠缠使事物不能以其本来面目为我们的思所知。

我们谈论语言，但看上去总是仅仅就语言而谈论；事实上，我们已经让语言从语言那里并且在语言之中用语言对我们讲它自己，即：言说它的本质。

语言发音、鸣响、振颤、飘荡。如同语言之被说出的语词，都有意义，都是它的特征。

语言是人口开出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对着天空之花绽放。

如果我们把荷尔德林对语言的命名，“语词如花”，仅仅看作一个比喻，那就说明，我们还深陷于形而上学的泥坑难以自拔。

“语词如花”……这里并没有什么被“得出”，相反，语词被置回到它的存在的源头的保持之中。

言说作为世界四重性的筑路运动，把万物聚集到面面相对的近处。这种聚集静谧无声，平静的一如时间之为时间，空间之为空间，一如时——空戏剧静悄悄的上演。

这种无声的聚集，无声的召唤，言说正借它启动世界——关系，我们称之为寂静的轰鸣。它就是：本质的语言。

谈论语言比撰写有关沉默的文章或许更糟糕。我们并不想对语言施暴，迫使它落入事先规定好了的观念的掌握中。我们不希望把语言的本质归结为一个概念，好让它充当一个普遍有效的语言观，而把所有更进一步的洞察搁置一旁。

因此，反思语言，要求我们的是进入语言的说中，以便和语言共聚一堂，即，居于语言的说，而不是囿于我们自己的说话。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达于此一领域，在此领域中，一个事件或能发生或将不能发生，那就是，语言将从那里召唤我们，并且把它的本质交给我们。我们把说留给语言。我们不想用其他本身不是语言的东西来为语言奠基，也不想用语言来解释其他事物。

语言说话。语言的说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何处能与此一说遭遇？是的，最可能的地方，似乎应是在那被说的东西中，因为在此之中，说才得以完成。但说并不止于说出者。说在说出的东西中受到保护。在说出的东西中，说聚集它持存的方式以及借它持存的东西——它的持存，它的出场。但事情往往而且过于频繁的是：我们仅仅与那作为老早就过去了的一种说的残余说出者相遇。

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说出的东西中寻求语言之说，我们就要好好寻觅某种纯粹被说出的东西，而非摭拾一点随口道出的材料……纯粹地被说出的东西就是诗。

不过，这样的寂静仅以如此方式发生，即：当世界的四重性完成对物的负载时，寂静就这样恩准物，使世界有驻留的圆满性，差－异以双重形式寂静。一方面，差－异通过让事物扎根于世界的恩宠而寂静；另一方面，差－异通过让世界在物中臻于圆满而寂静。在差－异的双重寂静中发生的是：寂静。

何谓寂静？寂静并非单纯的无声。无声仅仅是缺乏咏吟和发声活动……

凡人之说是一种命名的召唤，是一种邀请，它出于差异之单纯的一体性，邀请世界和万物前来。在凡人之说中纯粹被呼唤的东西，就是诗中说出的东西。诗从来就不是日常语言一种较高的样式。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遭遗忘因此也是被用罄了的诗。从这用罄和遗忘的诗中，很难再有呼唤发出来了。

那纯粹被说出的东西的反面，即诗的反面，不是散文。纯粹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无诗意的”。它和诗篇一样充满诗意，因而也和诗一样罕见。

语言在本质上并非有机体的吐嘱，也非生物的告白。不能根据语言的符号特征，甚至或许不能根据语言的含义特征，来正确地思语言的本质。语言是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

（郜元宝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