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胡派早在一九八二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推倒胡耀邦，首先是占领了真理大讨论以来的主阵地－－中共中央党校，起因就是因为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之一《理论动态》第282期登载了署名文章《谦虚谨慎和实干精神》，联系到此前的文章《跳出圈子想问题》中提及的“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被人一状告到陈云的面前，说是讥讽陈云，我们都知道一五计划是陈云早年的杰作，而告状的人又是党校内部的领导，更主要的是此人曾经是陈云的秘书。陈云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对胡耀邦说：“我是支持你的，你不要搞那么一批人在党校里面反对我。”282期的文章的执笔人孙长江以后受到特殊责难，如果没有聂荣臻出面力保，很有可能和阮铭一样流亡海外。

谈到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胡耀邦和陈云的关系，陈云是党内拨乱反正之后仅次于邓小平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叶帅病故之后，陈云得以大步的走到前台，他手中掌握着中央纪委这张王牌，再加上邓小平对他的信任以及他在党内的老资格，所以，其威风是很大的，他对于胡耀邦本来并无恶感，但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陈云对于胡耀邦的看法有所改变，陈云的这位秘书王某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做邓力群的副手，再以后被陈云派到更为重要的岗位上主管干群关系，党校事件作为陈云以后评价胡耀邦的一个重点，陈云在政治局主持召开的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八个字：“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面四个字就是专门指的党校事件。王震上来之后，胡耀邦原来扶植的一批中青年骨干先后去职，有的还被开除党籍，王震在党校宣布陈云的讲话要点，称不同意陈云的讲话就是三种人。包括冯文彬等人以后都黯然消失。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题目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随后就遭到陈云的指责，陈云问胡耀邦这篇讲话为什么没有送给他事先看？还要不要十二大的路线等，口气十分严厉，而此番责难立刻被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捕捉到，他们四处宣扬陈云的讲话，万里希望赵紫阳出面干预一下，赵紫阳没有说话，以后万里亲自找到杨尚昆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把邓力群、胡乔木、王鹤寿找去讲：“你们这么搞是什么意思？”王鹤寿说他并不知情，邓小平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此事“就地停止”，“胡赵体制不能动”。此后，关于经济工作上的翻两番事件上，陈云再次和赵紫阳一起指责胡耀邦“乱打岔”，“不懂经济”，“干涉国务院”等，有效的动摇了胡耀邦在小平那里的信任基础。

陈云在对胡耀邦提出批评之后，还在人事上进一步限制胡耀邦的权力，继党校事件后，中宣部部长换上邓力群，邓力群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核心圈子，赵紫阳通过邓力群等人把对叶文福的处理决定中胡耀邦的批示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亲自发动的批判《苦恋》一事，此事以后还选登在《邓选》中，是邓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之一，而胡耀邦对于白桦的处理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不同意采取毛泽东时代文艺讨论采用政治干预的手段，特别是叶文福本人在北师大的一篇讲话，直接攻击军队的领导人，总政治部大为光火，这件事的处理由韦国清亲自出面掌握，本来这件事已经在一九八一年处理结束，这时候赵紫阳旧话重提就是为了给邓小平作出一个暗示。邓小平当时虽然没有作出表态，但是，随后他在中央会议上强调：“我在六中全会上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上五十年，一共七十年，一直反到下世纪。”这里的有人无疑就是胡耀邦。而事实上真正热衷于自由化树立个人权威借以控制政治局面的恰恰是指责胡耀邦的赵紫阳其人。

在胡耀邦的外延上，地方诸侯中支持胡耀邦最力的是任仲夷和项南，任仲夷与项南也是邓小平亲自提拔重用的干部，小平同志对于他们始终抱有好感，但是，倒胡派抓住晋江假药事件和海南汽车走私事件迫使这两个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习仲勋、杨尚昆、万里三个人都曾经在广东、福建问题上仗义执言过，然而没有扭转大局。可以说，在一九八六年前后，胡耀邦的地位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黄克诚病逝，而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没有出息黄克诚的追悼会，敏感的西方社会就说“胡失宠了。”就在黄克诚病逝的第三天（黄克诚死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对于学运事件表态，同时建议中央政治局考虑领导人改选问题。一九八七年元旦，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书面请求，请求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一月十日到十五日连续六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生活会，批评帮助胡耀邦认识错误，在会上赵紫阳第一个讲话，他给胡耀邦扣上了两顶关键的帽子，第一个是破坏集体领导体制，随意干涉国务院经济工作；第二个是反对自由化不力。这时候，陈云建议宣读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他的那封五月来信，这封信直到这个时候胡耀邦才第一次看到，因为当时薄一波离陈云做的最近，结果由薄一波来念，薄一波的宣读以后被讹传为薄一波严厉指责胡耀邦，为此薄一波同志的秘书王某再次对我们做了说明，薄一波在那次生活会上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薄一波因为六十一人事件长期受到迫害，七七年找到陈永贵和华国锋、姬鹏飞等，他们都不给予正面答复，其中陈永贵还讥讽薄一波要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案是全国人民不能答应的，直到胡耀邦出面才解决，所以，薄一波对于胡耀邦是一直比较敬重和感激的，但是，在这样的会议上显然套用私人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薄一波的发言断断续续，基本按照事前定规下来的调子说的，没有自己的发挥，比较赵紫阳、王震、王鹤寿、胡启立、彭真等人的讲话简直不值一提。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胡耀邦违心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意中央集体的决定，同时表示要“尊重新领导，搞好团结。”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因为伤心一度痛哭，这本来是会议内部的事情，然而竟然被赵紫阳用公开讲话的形式给传达了出去，进一步达到搞臭胡耀邦的目的。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上做了如下的讲话：

赵紫阳说：“党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全文引自《情况反映》8701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同志向在京有关部委负责人打招呼讲话传达要点通知》）赵紫阳的原话中对于胡耀邦连同志的字眼都没有加入，要知道会议还是决定保留胡耀邦常委的名义，还主张把胡耀邦的问题看作党内矛盾处理，直到中央文件下发时，才加上同志的字样。

根据李锐同志转述胡耀邦生前的回忆，一九六四年时，胡耀邦就曾经向党中央建议启用赵紫阳，来共青团做第一书记，接他的班，胡耀邦在很多公开场合下从来都是比较尊重赵紫阳的，更没有向赵紫阳这样公然的把胡耀邦的“痛哭流涕”堂而皇之的暴露在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面前，赵紫阳利用胡耀邦和邓小平关系的疏远达到了瓦解邓小平对胡耀邦信任的目的，进而倒胡使得自己成为邓小平之下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唇亡齿寒，胡耀邦下台不久的两年多一点时间后，他也走到了尽头，而且，他失败的比较胡耀邦还要惨，可谓是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吴江同志在总结赵紫阳对待胡耀邦下台事件时曾经这样评论过：“赵紫阳对于胡耀邦的下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两项最严重的罪名横加到了胡耀邦的身上，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问题”恰恰为其他人“接着解决赵紫阳问题”创造了条件。”他还说：“赵紫阳在承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之后，而是把它看作是政治造势，掌握政治全局的机会，把自己置身于政局的核心地位，因此，在赵紫阳的领导下，首先是自上而下的设立机构铺摊子，组织一些人马为他造势，制造舆论，到处制造空气，鼓动情绪，以致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不安。”

胡耀邦正是因为处在权力的风口浪尖上所以才遭到了一些人的嫉恨，而赵紫阳并不虑此，反而以为胡耀邦一旦下台，自己就可以放手大干，平心而论，邓小平设计的胡赵体制是比较科学的，胡耀邦长年在中央工作，而赵紫阳又长年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搭班子可以优势互补、各取所长，特别是胡耀邦本人人品高洁、毫无野心，在这样的一个领导者的覆盖下很容易营造出宽松的政治气氛，可是，赵紫阳没有领会邓小平的深刻战略意图，反而把胡耀邦看作是他自己进步的阻碍，必欲驱之而后快，所以，当胡耀邦收到苦果的同时，赵紫阳的苦果也在进一步的成熟。

全文节选自本人的长篇系列《赵紫阳对胡耀邦致命的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