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压力不会进步，压力过大也容易崩溃。人如此，国家也如此。因此，如何正视压力并善于化解压力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

从类别分，中国面临战略压力、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外交压力、文化压力等多重复合型压力。从来源分，中国既面临来自美国及西方的各种压力，也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还面临台独、疆独、藏独等国内分裂主义的强大压力。其中因资源能源问题及市场份额问题而衍生的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新问题，就是一种新的压力；从性质和程度分，则有紧迫的、真实的压力，也有心理感知却并不十分迫近的压力。

有些压力是长期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比如西方对中国政治上的指责和军事上的牵制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应对压力的经验。有些压力则是新近出现的，比如金融开放的压力、非政府组织有可能在中国全面登陆的压力等，我们还不是十分适应，需要倍加认真地去应对。对于这些压力，既要重视，也要藐视。

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新近布局，与其说是对中国的主动围堵，不如说是不得已的战略防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战略安全上的压力就是可以加以藐视的压力。原因在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远好于建国之初，也远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六四风波”前后。当时“敌军围困万千重”或者“黑云压城”中国尚且屹立不倒，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动摇对和平发展和维持战略机遇期的信心。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冷战后十多年的外交经营，中国已经跃然成为世界经济巨人和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强国，并初步搭建起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相对和平的周边关系平台、相对成熟的同发展中国家及多边机制的关系。诚如吴建民先生所说，中国外交首次出现没有敌人的新阶段。另一方面，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新近布局，与其说是对中国的主动围堵，不如说是不得已的战略防范。从上海合作组织到“10+1”“10+3”、“10+6”再到“六方会谈”，中国成为亚太新型多边机制或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受益者，美国则越来越显得是个“局外人”。因此，美国期望通过强化美日等双边军事同盟、建构美印等新型战略同盟、推动FTA等双边经贸互动来挽回颓势，是一种“补救性战略布局”。这一态势意味着，中国自己更多地掌握着未来战略环境的塑造权和主动权。只要心平气和、步伐平缓、战略得当、增信释疑，此类压力当可适当自我减负。

另一可以藐视的压力是政治压力。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被西方政治妖魔化和人权打压已久。布什执政期间，受新保守主义思想推动，美国在全球大行民主化战略，从大中东民主化改造到中亚“颜色革命”，从美日联手打造所谓“民主价值联盟”到美欧携手重塑“跨大西洋民主共同体”，从极力呵护台湾“民主幼苗”到公然接见达赖、热比娅，中国确实感受到一波新的意识形态逆流和西方民主政治压力。然而细加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动作与其说是一种具备大战略考虑的长远谋划，不如说是布什战略失误所表现出的一次次冲动。实践证明，美国的动作没有换来全球新一波民主化的高潮，反倒使“民主悖论”和“民主乱象”丛生。伊拉克“民主”未换来稳定、中亚“颜色革命”褪色、台湾“以民主搞民粹、借民主搞独立”，至少可以证明美国所扶植的民主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定与和平。

而与此同时，美国自身民主制度面临新的历史考验，除了党派对立、“极”化现象外，所谓“希拉里悖论”也将给美式民主带来新的问题———一旦希拉里当选下届总统，将意味着美国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被布什、克林顿两大家族统治。这一现象无疑会给西方政治学家一个新的思考。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一直希望改造的中国政治制度则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以致西方人开始谈论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问题。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用“中国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给予学理的解释，提出诸如“增量民主”等新概念，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精英层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自信。因此，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与其说是系统而深谋远虑的战略策划，毋宁说是在自身模式面临挑战而中国模式取得成功这一态势下的某种无奈和不安。

　　美国国会50多个悬在头上的涉华贸易法案，确实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压力应被理解为正常的贸易争端

今天中国感受最多的压力恐怕来自经济领域。连绵不绝的国际贸易争端、从人民币汇率到产品安全的一系列“要价”、美国国会50多个悬在头上的涉华贸易法案、金融市场开放的经久不断的持续高压等等，确实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压力应被理解为正常的贸易争端，不必上纲上线以为不得了。最近美国财政部长、“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特使霍尔默就根据WTO的统计列出了一组数据，称“从1994年WTO成立以来，已经有99宗案例对美国提出指控，而美国也对28个国家提出了88宗指控。在中国方面，有5宗案例是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2宗是中国针对美国提出的。欧盟向美国提出指控最多，共31宗，其次是加拿大，共14宗”。这组数据表明，WTO框架内的贸易争端多数情况下是正常机制下的正常摩擦。经过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中国在WTO内已经积累了通过法律武器捍卫经贸利益的经验，今后所要加强的，无非是说话的声音更大、说话的理由更充分罢了。

还有部分压力是心理上的，也可以坦然以对。比如今天美国国会确实有50多个涉华经贸法案，听起来很吓人。但迄今一个也没有通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政治表态与对外政策选择在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国会议员们在提出议案时，更多是回应所在选区选民及利益集团压力的一种政治宣示，宣完示、表完态往往万事大吉；即便想认真贯彻落实推动其最终立法，其冗长的过程及总统的否决完全可以使之功亏一篑。因此，议案之多与其说是针对中国的具体动作，不如说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宣泄。

中国真正面临的压力是美国逼中国尽快、大幅开放金融、保险市场的压力。一是因为这是继压中国第一、第二产业开放之后的第三波压力，同时恰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必须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表面上构成一种“合理的政策压力”；二是因为美国政府以“人民币升值”及国会议员的不满为筹码，对中国形成某种“国内政治压力”；三是因为金融、保险等行业恰恰构成今天中国发展的软肋，牵一发动全身，关系股市、基市、房市。一旦因开放不慎而出问题，有可能会出大问题，而这反过来符合美国部分人借此迟滞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因此对中国又形成一种“战略压力”。

如何减缓这一压力？金融专家们自有他们的答案。但从战略角度看问题，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不构成根本战略利益的冲撞，而是相对收益的竞争；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方向问题，而是速度问题。具体言之，汇率自由化、金融开放原本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应有之义，没有美国的压力我们原本也要往前推。只是因为准备不足、能力不足、信心不足等原因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和时机。而基于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恐慌和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应对乏力，美国则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今天就做”。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应对这类压力，除了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等渠道继续增信释疑外，更重要的是增强信心、加速准备、提升能力。否则，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行事，有可能使得美国借金融手段迟缓中国崛起步伐的战略得逞。

　　中国真正的压力来自我们自身，提高执政能力是关键

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恰如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突然长成十八岁的青年，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轨道并入特殊意义的崛起轨道，压力自然陡增。这其中有自我施加的压力，更多则是来自周边和外在的压力。对压力浑然不觉说明你还是个懵懂青年，难托重负；对压力看得过重则会导致心力交瘁，同样难堪大任。历史经验表明，今天中国乃至今后十至二十年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正是各种压力纷至沓来的时期。因此尤其必要对不同类型的压力、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压力做些区分，该面对的面对，该淡然的淡然。既要严肃认真，也要自信从容。

其实，中国真正的压力来自我们自身。提高执政能力是关键，尤其是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中央与地方的政令执行、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共处等三大能力建设。而这是牵扯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乃至中国大战略的问题。一句话，最有效应对压力的方法，终归求其在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