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乌龙数字：广东省1950年黄金收兑量被学者夸大百多倍
——论证1950年的广东省黄金收兑量和我国黄金储备量
近读《广州市地方志》[1]，读到第562页上的一张表格，“广州市人民银行1950年收兑金银外币统计表”。该表显示，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 [2]）、甲、乙类银元共487658枚。
忽然忆起某段时间，网上激烈争辩我国建国初期的黄金储备。有人翻出学者武力的论文 [3]（以下称“武文”）作为论据，因为文中提供了广东省1950年收兑金银资产的数字，高达黄金745.5万两（233吨）、纯银5323.6万两（1664吨），此外有银元101.2万枚。
不难看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这两组数字，金银收兑量的规模相差了800倍！一个惊人的比例失衡。
如果一个广东省，在建国初的一个年份，就能从民间收兑到233吨黄金和1664吨白银，难怪有人拿着这些数字、进而翻出当年国民党政府运去台湾的黄金“不过”百万吨的数字，大声质疑：“解放初期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蒋介石真的掏空了国库民财吗？”“毛泽东真的是靠白手起家吗？”一段时间，一些人反复在网上转贴“武文”或写帖，试图颠覆这些既成的公共认知。然而，这些“颠覆”唯一的立足点是“武文”数字的真实性，是否真实反映了当时广东的情况。反驳的文章，大多引证当年的广东人口、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全国的黄金储备及金矿产量等。囿于第一手资料的欠如，或压根儿就不存在，争论没有取得明确的结论。
一、1950年全国的黄金储备量
先来探讨与黄金储备相关的若干问题。关于我国黄金储备的起点，一般的说法，“新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4]。如果说是1949年接管国民党国库时收到的是这个数字，偏颇并不大。武汉是内地最大的工商中心，收到的只有金19.34两和银43.75两 [5]，确实少得可怜。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汤恩伯1949年5月17日将中央银行库金几劫一空，指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6]，而这暂留的黄金和银元后来也下落不明。但是，新政府的黄金储备，应不限于渡江后接收到的国库存金，还应包括解放区的存底。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东北则是解放最早的主解放区。1947年7月，“为平抑市场金价，打击黄金投机，（中共哈尔滨市）政府从4万两黄金库存中抛售2万两。”[7] 因此，加上解放区的存底，说新中国拥有数万至十几万两黄金储备，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建国初期，通过统一财政金融、从民间大力收兑金银和扩大矿金的生产收购，国家的黄金储备有了明显增加。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8]，1952年，我国保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500万盎司（498万两或156吨）并一直维持到1958年。1959年后，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随后进入还债高峰和经济调整，黄金储备减到400万盎司（1959－61年）、再到300万盎司（1962－64年）。1965年后，恢复到500万盎司，并在1974年达到了1280万盎司的历史最高水平。
1950年我国黄金储备知多少？没有原始的资料。1955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9] 说：“国家掌握的黄金、外汇也在逐日增多，单只黄金储备一项1954年就比1950年增加了10倍以上。”这个说法能否作为定说，和提到的“1950年”指年头还是年尾，尚待确定。
如果指的是年尾，推知1950年我国的黄金储备低于46万盎司（45.2万两）。
如果指的是年头，就复杂多了，需要加上1950年这一年通过门市和金矿收兑获得的净增加量。说净增加，因为要考虑黄金可能被用到对外贸易、偿还外债、工业和民用配售等经常项目。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逆差只有0.3亿美元，而年底外汇结余1.57亿美元（主要来自侨汇）；外债方面，2月14日苏联借给中国3亿美元年息1％的经济建设贷款，中国“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0]，可见这两个方面并不需要动用库金作支付。再看工业和民用配售，资料显示70年代以前的配售占收兑量份额很小。此外，黄金被禁止自由买卖，政府也不用来抛售和发行公债。由于“只进不出”，库存必然会增长。资料 [11] 显示，我国收兑黄金最多的有四个时期，依次为51－53年、58－60年、66年和80年，1950年不是丰收年。拿1952年的500万盎司来反推，估算出1950年我国的黄金储备应不超过150万盎司。
1952年，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6.64亿盎司，至少是我国的400多倍。在金本位年代，黄金储备代表了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1950年我国的黄金储备，不论以46万盎司还是150万盎司做上限，按当年金价（1盎司＝34.72美元）折算，仅得0.16～0.52亿美元；而蒋介石带去台湾的金融资产折合美元有5亿多，其中黄金318万盎司 [12] 折合1.1亿美元。这笔黄金相当于大陆1950年黄金储备的2～7倍。以大陆的面积之大和人口之众，以台湾岛的面积之小和人口之寡，说大陆建国初期一穷二白，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有关1950年全国收兑到的黄金数目，从上述1950年黄金储备的上限150万盎司中，扣除49年的存底和该年二十几万盎司的矿产收购，合理的估计，不会超出100万盎司。
反观“武文”，它说光广东一个省，这一年就收兑到了750万盎司黄金。这显然浮夸。很难说在写作中正确把握了当时我国黄金收兑、生产和储备的基本状况与规模尺度。
二、广州1950年收兑金银外汇的数字
志书的质量和可信度在各类文献中是最高的，甚至高过原始档案。这张“广州市人民银行1950年收兑金银外币统计表”（[1, 562页]）按月列出、数字精确到个位，分类也最齐全。其中的合计栏列出如下：
合计
美金 40.2314万元
港币 4137.570541万元（折实牌价）
黄金 9580.774纯金市两
白银 65034.13纯银市两银元 214928元
杂洋 47625元
甲类银元 328258枚
乙类银元 159400枚
英镑 22
星币 295元
葡币 40.70埃斯库多
白金 6.950市两
甲类铜币 294.1875市斤
乙类铜币 0.6875市斤。
广州市的金银收兑量，金不足1万两、银不足7万两，这两项都是“武文”所提供的数字的 1 / 800；亦即广州占1份，广东其他市县加起来占799份。广州的地位真的这么惨吗？
广州的金融地位
金银流通量标志城市的富裕和繁荣程度，在金本位年代，代表了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水平。广州，明清以来一直作为我国黄金白银的主要进出口岸，到民国时代，名列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政治层面，广州是大批国民党中高级军政人员早年发迹的地方；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至此，又随着4、5月份南京上海的解放，大员显贵纷纷从各地携带金银财宝南下广州；当时的广州，投机金银，万贾云集。《广州市地方志》第543页描述说：“广州的金融业相当发达，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帝国主义银行享有发行钞票的特权，操纵外汇收支、价格和外贸、金融市场；商业投机性强，炒卖金银、外币和外汇。”广州越发成了华南乃至全国重要的金银和外汇的集散地。这样的形势下，广州市面上流通的、居民持有的，不说占广东半壁江山，几分之一也是有的；无法想象广州会沦落到广东 1 / 800的地步。
广州收兑了全国储备近1 / 3的外汇
金银是一个侧面，外汇（侨汇）是另一个侧面。根据《广州市地方志》，1950年广州市“收入侨汇总额4700多万美元”（543页）。这个数字占我国当年的外汇存底将近三分之一 —— 三份外汇出广州。
不过，广州解放后的几个月内，流通性更强的不是外汇，而是金银。这是因为：1）1950年3月前，人民政府为抑制外汇投机，实行“奖出限入、照顾侨汇”的政策，人民币美元汇率频繁下调，导致出多进少，甚至一度侨汇被中断，这反过来刺激了金银兑量激增（民间把金银拿出来兑换人民币，应付家用和急需）；2）广州当时作为联系香港的唯一窗口，大批国民党人员（特别是“第三战线”特工）和他们的家属携带金银频繁来往于穗、港两地。
突然发现了金山或秘藏？
既然金银的表现不比外汇（侨汇）逊色，广州就不可能在广东扮演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除非广东当年发现了巨大的金山或秘藏，大到总储量超过黄金700万两（219吨），并且政府在1950年将这些宝藏全部收进了国库……。当然，这是天方夜谭，没有的事。后面看到，广州不是广东的1 / 800，而是至少占 1 / 7。
有人要问，广州市的收兑全在这里了吗？言下之意，其他银行如何？“解放后继续营业的私营银行，有金城、新华、国华、和成、中国实业、上海商业、聚兴诚等七家。”此外，还有公立的交通银行。但是，涉及到“金银外币，统由国家管理，……广州市由市人民银行统一收兑，统一配售。”（[1], 511页）可见金银管理“政出一门”，完全由中央银行掌握和统计。中央银行以外的收兑都属投机倒把行为，会依法受到取缔和没收。
三，广东其他市县略况 [13]
以下是从网上收集到的广东若干市县的情况。
海口市：当时的海南行政区首府。《海口市志》记载，（行政区内）“大多数县支行尚未成立，故货币斗争以海口为重点。……截至1950年12月底，海口地区共收兑黄金3647两，甲类银元262042元，乙类银元80310元，白银1090元……。收兑的黄金、白银统一由人民银行管理。此后每年均有收兑和配售，但为数不多。”海口地区1950年收兑颇丰，得黄金3600多两，是广州市的38％。
江门市：时为县治。《江门市志》载，1950年“共收购各种金饰367.753两，各种银圆35085枚。”黄金的收兑量，不及广州市4%。
花县：《花县志》载，“1950年，银行收购银元1153枚，双毫15枚。”双毫是2角和5角的银币，黄金无收兑。“1958年，……银行收兑金银折人民币7.3万多元，为历年数量最多一年。”按当时收购价1克黄金兑人民币3.04元计算，全部算做黄金是768两。
紫金县：《紫金县志》载，“1950年……，银行收兑黄金973克，白银315公斤。至1970年止，共收兑黄金30182克，收兑总值91257元；收兑白银总值352810元。……土地改革时期，收兑数量较多，占总数88%。1970年以后，收兑数量极少。”1950年仅得黄金31.1两，为广州市的0.3％。
建国初期，广东省领7市（广州为中央直辖市）98县。通过上面的资料看到：1）一些县的人民银行还未成立，自然谈不上开展收兑，2）一些县收兑微不足道（如增城、从化、番禺等县），故在县志中未留下相关记录，3）收兑量：海口地区达到广州的38％，县级一般只能达到广州的012316;4％。
四，广东1950年最多收兑黄金7万两
根据上述，容易估算出广东省1950年收兑黄金数目的上限值，方法是“往高处取”：即广州以外的6个市全取海口的水平（38％），98个县全取江门的水平（4％），得到
0.9580774 x (1 ＋ 38％ x 6 ＋ 4％ x 98) ＝6.9万两，
各项依次为，广州市0.9581万两、6个市2.18万两、98个县3.76万两，合起来得6.9万两。即使实际值可能大大低于6.9万两，也还是离“武文”的745.5万两遥不可及。
五、其他省市收兑黄金：数千两至数万两
福建省。国民党在1949年1月曾先后两次经厦门转运财富去台湾，计黄金57.2899万两和黄金12箱 [14]。《福建省志8226;金融志》记载：1949－1988年四十年间，全省共收兑黄金41.4万两、白银1148.6万两；年均金1万两上下、银28.7万两。最高年份1952年收兑金5.39万两、银142万两，而49－52年间合计收兑金8万两、银238万两。由这些推知福建省1950年的收兑在黄金1.5万两和白银50万两上下。
安徽省。《安徽省志8226;金融志》记载：“1949～1990年，累计收兑黄金64.86万两、白银990.85万两。”其中“1949年6 月至1950年12月，全省共收兑黄金4862.67两，白银37799两，银元308844枚。收兑工作集中在城市中进行，合肥、蚌埠、芜湖、屯溪等主要城市收兑量，占全省收兑总量的70％～80％。”1950年，收兑黄金0.36万两、白银0.56万两、银元15.9万枚。黄金约及广州市水平的三分之一。
山东省：该省是我国大中型金矿最为集中的省份，历来黄金储量、黄金生产、及金银收兑均居全国首位。《山东省情资料库》载“1949年全省仅收购矿金4.2万两。1950年……全年收购矿金比1949年增加1.2 万两，”即5.4万两。门市收兑未见记载。
黑龙江省：该省的黄金产量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常为全国之首。1889－1896年七年间产金17.5968万两；1915年全国产金15万两，来自东三省的就占五分之三。《黑龙江省情资料库8226;金融志》给出了该省1953－1955年每年平均收购矿金1.5万两，门市收兑量未见记载。
上海市：没有1950年收兑金银的数字。不过，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持有黄金的状况，有其代表性。
抗战胜利后，上海拥有210多家华商银行、外国银行、信托公司、钱庄等金融机构，集聚了全国约三成的金融资产。由于金融业集中，资金的辐射作用广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黄金市场的成交量相当巨大，曾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大于法国、日本和印度 [15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禁止与允许自由买卖黄金之间反复无常，造成上海金市摇摆，每况愈下。又由于“到1948年10月底止，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共搜刮了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万两，银元21300万元，加上美钞、港币等，共值2亿美元。”[16]，使市民持有的黄金财产大为减少，市面流通的黄金亦锐减。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印证了这样的状况。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次日，市军管会即宣布取消金圆券、实施外汇管制和统一使用人民币。黄金由于保值性强，本应成为抢手的黄鱼，然而“民间的黄金存量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掏空，市面成交量很少，黄金（金块和黄金饰品等）也退出了投机，最后，只剩下银元一路走俏”[16]，“黄牛”选择投机银元，工薪阶层因为买不起也买不到黄金，又想保值，领到工资后去买黑市银元，加剧了投机银元。
人民币的地位岌岌可危。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查封了上海证交所。“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实际没受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笔者注）、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万多元（旧币），”以及囤积的大量物质 [17]。从查到的黄金数量来看，证明当时流向证券市场的黄金已相当的少。此后，公安局又突击查处到了2359件金银投机案，破获地下钱庄25家，涉及黄金合计仅150来两。[17]
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只花了30两黄金，就买通金山印制厂厂主翁滋和等，在上海突击印制假解放区币；汤恩伯也曾通过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李星宇，仅用30两黄金就买通多人，在上海印制假人民币。[18]
上海市在解放初期收兑到了多少黄金，确切的数字有待史料的出现，笔者估计不会超过1万两，有可能还赶不上广州。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由于国民党中央银行设在上海，近水楼台，上海市民遭受不停的搜刮，到那个时候，他们持有的黄金资产已经相当微薄了。
上海周边各县有不完全的记录。《宝山县志》载：1952年经“广泛动员”收兑到黄金1700多两，其他年份无记录。《南汇县志》载：1950年收兑黄金13.6两，银元849枚。《崇明县志》载：1958－1984年累计收兑银元296410枚，黄金9704.6两，年均360两。《上海县志》载：1978—1985年间年均收兑黄金337.8两、白银19106两、银圆14472枚。《松江县志》载：1950年查获贩卖金饰共73.5两。其余嘉定、川沙等县无收兑纪录。归纳后，各县1950年收兑黄金约数十至数百两。
结 论
本文从探讨黄金储备问题入手，推测新中国黄金储备的起点在数万至十几万盎司，进而根据史料和数据论证我国1950年的黄金储备有两个上限，即46万盎司和150万盎司（具体如何，有待权威资料的出现），并与国民党政府运台资产作了比较，指出解放初期大陆的“一穷二白”绝不是什么虚言。
本文发现，社科院学者武力在论文中提供的广东省1950年黄金白银的收兑数与《广州市地方志》提供的广州市同年的收税数之间存在惊人的比例失衡，前者高达后者的800倍。通过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论证武力提供的数字的荒谬。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人利用学者的失误，试图颠覆诸如“建国初期‘一穷二白’”、“蒋介石抢空国库”、“ 毛泽东白手起家”这些既成的公共认知。本文合理论证出我国1950年黄金收兑量不超过100万两，然后根据《广州市地方志》提供的翔实数据，结合广东省其他市县的资料，旁及若干省份的资料，论证了广东省1950年黄金收兑量的上限为7万两，据此指出，武力的数字至少被夸大了百倍，白银的收购数也被夸大到了同等的规模。笔者认为，学者有责任对其使用的资料和不合情理的数据加以核实，作出必要的纠正，以免谬种流传。
铃兰台 26/03/2009
注释和资料
[1] 《广州市地方志》。
[2] 本文出现的单位“两”均指旧市两，换算：1两＝31.25克，1盎司＝0.995312两，1吨＝3.2万两。
[3]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原文说：“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
[4] “我国黄金市场改革的基本历程”。
[5] 《武汉方志8226;金融志》。
[6] 凤凰卫视编《大败退：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 月版。
[7] 《哈尔滨市志 金融志》。
[8]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8226;A-63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第72页，1999年10月。
[9] 转引自“建国前后人民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人民日报》1955年3月1日社论：《做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
[10] 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
[11] 《安庆市志》对于新中国收兑金银最多的四个时期有详细的说明。概略地说，1951－1953年收兑最多，占1949－1985年合计的17％，推动因素包括打击黑市、土地改革和民族资产阶级投资扩大经营；1958－1960年，“大跃进”动员城乡人民“变死宝为活宝”，出售金银给国家；1966年下半年，群众惧怕破“四旧”而纷纷到银行出售。1980年，国家调高金银收兑牌价。
[12] 国民党政府带去台湾的黄金数目，诸说不同。关于这些黄金的确切数量及其对台湾安然度过1949－50年的经济危机的贡献，另文探讨。
[13] 笔者没有广东的省级数字，不得以写这么多的文字来进行论证。恳望读者、尤其政府部门，如手头有广东省1950年收兑情况的原始可信资料，提出来分享，以正视听。《广东省志8226;金融志》可能有用。任兆璋评论说：“建国以后，广东的金融业的每一件重要事件，每一个细小的措施和改革，在《广东金融志》中都得到真实、准确的记载。”（“研究广东金融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广东省志.金融志》”，载《南方金融》2000年第一期，59页）
[14] 《国民政府档案8226;第二卷（1989年）》第51-53、69-70页。
[15] 洪葭管，《上海通志8226;金融》卷概述（讨论稿）
[16] 邹进文，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述评。
[17] 《上海公安志》。
[18] 孙国，“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保卫战”，《文史春秋》 2004年第03期。笔者推测，印制人民币假钞的鼻祖，一是白崇禧，二是汤恩伯。白崇禧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汤恩伯时任陆军代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论证1950年的广东省黄金收兑量和我国黄金储备量
近读《广州市地方志》[1]，读到第562页上的一张表格，“广州市人民银行1950年收兑金银外币统计表”。该表显示，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 [2]）、甲、乙类银元共487658枚。
忽然忆起某段时间，网上激烈争辩我国建国初期的黄金储备。有人翻出学者武力的论文 [3]（以下称“武文”）作为论据，因为文中提供了广东省1950年收兑金银资产的数字，高达黄金745.5万两（233吨）、纯银5323.6万两（1664吨），此外有银元101.2万枚。
不难看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这两组数字，金银收兑量的规模相差了800倍！一个惊人的比例失衡。
如果一个广东省，在建国初的一个年份，就能从民间收兑到233吨黄金和1664吨白银，难怪有人拿着这些数字、进而翻出当年国民党政府运去台湾的黄金“不过”百万吨的数字，大声质疑：“解放初期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蒋介石真的掏空了国库民财吗？”“毛泽东真的是靠白手起家吗？”一段时间，一些人反复在网上转贴“武文”或写帖，试图颠覆这些既成的公共认知。然而，这些“颠覆”唯一的立足点是“武文”数字的真实性，是否真实反映了当时广东的情况。反驳的文章，大多引证当年的广东人口、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全国的黄金储备及金矿产量等。囿于第一手资料的欠如，或压根儿就不存在，争论没有取得明确的结论。
一、1950年全国的黄金储备量
先来探讨与黄金储备相关的若干问题。关于我国黄金储备的起点，一般的说法，“新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4]。如果说是1949年接管国民党国库时收到的是这个数字，偏颇并不大。武汉是内地最大的工商中心，收到的只有金19.34两和银43.75两 [5]，确实少得可怜。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汤恩伯1949年5月17日将中央银行库金几劫一空，指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6]，而这暂留的黄金和银元后来也下落不明。但是，新政府的黄金储备，应不限于渡江后接收到的国库存金，还应包括解放区的存底。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东北则是解放最早的主解放区。1947年7月，“为平抑市场金价，打击黄金投机，（中共哈尔滨市）政府从4万两黄金库存中抛售2万两。”[7] 因此，加上解放区的存底，说新中国拥有数万至十几万两黄金储备，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建国初期，通过统一财政金融、从民间大力收兑金银和扩大矿金的生产收购，国家的黄金储备有了明显增加。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8]，1952年，我国保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500万盎司（498万两或156吨）并一直维持到1958年。1959年后，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随后进入还债高峰和经济调整，黄金储备减到400万盎司（1959－61年）、再到300万盎司（1962－64年）。1965年后，恢复到500万盎司，并在1974年达到了1280万盎司的历史最高水平。
1950年我国黄金储备知多少？没有原始的资料。1955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9] 说：“国家掌握的黄金、外汇也在逐日增多，单只黄金储备一项1954年就比1950年增加了10倍以上。”这个说法能否作为定说，和提到的“1950年”指年头还是年尾，尚待确定。
如果指的是年尾，推知1950年我国的黄金储备低于46万盎司（45.2万两）。
如果指的是年头，就复杂多了，需要加上1950年这一年通过门市和金矿收兑获得的净增加量。说净增加，因为要考虑黄金可能被用到对外贸易、偿还外债、工业和民用配售等经常项目。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逆差只有0.3亿美元，而年底外汇结余1.57亿美元（主要来自侨汇）；外债方面，2月14日苏联借给中国3亿美元年息1％的经济建设贷款，中国“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0]，可见这两个方面并不需要动用库金作支付。再看工业和民用配售，资料显示70年代以前的配售占收兑量份额很小。此外，黄金被禁止自由买卖，政府也不用来抛售和发行公债。由于“只进不出”，库存必然会增长。资料 [11] 显示，我国收兑黄金最多的有四个时期，依次为51－53年、58－60年、66年和80年，1950年不是丰收年。拿1952年的500万盎司来反推，估算出1950年我国的黄金储备应不超过150万盎司。
1952年，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6.64亿盎司，至少是我国的400多倍。在金本位年代，黄金储备代表了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1950年我国的黄金储备，不论以46万盎司还是150万盎司做上限，按当年金价（1盎司＝34.72美元）折算，仅得0.16～0.52亿美元；而蒋介石带去台湾的金融资产折合美元有5亿多，其中黄金318万盎司 [12] 折合1.1亿美元。这笔黄金相当于大陆1950年黄金储备的2～7倍。以大陆的面积之大和人口之众，以台湾岛的面积之小和人口之寡，说大陆建国初期一穷二白，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有关1950年全国收兑到的黄金数目，从上述1950年黄金储备的上限150万盎司中，扣除49年的存底和该年二十几万盎司的矿产收购，合理的估计，不会超出100万盎司。
反观“武文”，它说光广东一个省，这一年就收兑到了750万盎司黄金。这显然浮夸。很难说在写作中正确把握了当时我国黄金收兑、生产和储备的基本状况与规模尺度。
二、广州1950年收兑金银外汇的数字
志书的质量和可信度在各类文献中是最高的，甚至高过原始档案。这张“广州市人民银行1950年收兑金银外币统计表”（[1, 562页]）按月列出、数字精确到个位，分类也最齐全。其中的合计栏列出如下：
合计
美金 40.2314万元
港币 4137.570541万元（折实牌价）
黄金 9580.774纯金市两
白银 65034.13纯银市两银元 214928元
杂洋 47625元
甲类银元 328258枚
乙类银元 159400枚
英镑 22
星币 295元
葡币 40.70埃斯库多
白金 6.950市两
甲类铜币 294.1875市斤
乙类铜币 0.6875市斤。
广州市的金银收兑量，金不足1万两、银不足7万两，这两项都是“武文”所提供的数字的 1 / 800；亦即广州占1份，广东其他市县加起来占799份。广州的地位真的这么惨吗？
广州的金融地位
金银流通量标志城市的富裕和繁荣程度，在金本位年代，代表了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水平。广州，明清以来一直作为我国黄金白银的主要进出口岸，到民国时代，名列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政治层面，广州是大批国民党中高级军政人员早年发迹的地方；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至此，又随着4、5月份南京上海的解放，大员显贵纷纷从各地携带金银财宝南下广州；当时的广州，投机金银，万贾云集。《广州市地方志》第543页描述说：“广州的金融业相当发达，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帝国主义银行享有发行钞票的特权，操纵外汇收支、价格和外贸、金融市场；商业投机性强，炒卖金银、外币和外汇。”广州越发成了华南乃至全国重要的金银和外汇的集散地。这样的形势下，广州市面上流通的、居民持有的，不说占广东半壁江山，几分之一也是有的；无法想象广州会沦落到广东 1 / 800的地步。
广州收兑了全国储备近1 / 3的外汇
金银是一个侧面，外汇（侨汇）是另一个侧面。根据《广州市地方志》，1950年广州市“收入侨汇总额4700多万美元”（543页）。这个数字占我国当年的外汇存底将近三分之一 —— 三份外汇出广州。
不过，广州解放后的几个月内，流通性更强的不是外汇，而是金银。这是因为：1）1950年3月前，人民政府为抑制外汇投机，实行“奖出限入、照顾侨汇”的政策，人民币美元汇率频繁下调，导致出多进少，甚至一度侨汇被中断，这反过来刺激了金银兑量激增（民间把金银拿出来兑换人民币，应付家用和急需）；2）广州当时作为联系香港的唯一窗口，大批国民党人员（特别是“第三战线”特工）和他们的家属携带金银频繁来往于穗、港两地。
突然发现了金山或秘藏？
既然金银的表现不比外汇（侨汇）逊色，广州就不可能在广东扮演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角色。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除非广东当年发现了巨大的金山或秘藏，大到总储量超过黄金700万两（219吨），并且政府在1950年将这些宝藏全部收进了国库……。当然，这是天方夜谭，没有的事。后面看到，广州不是广东的1 / 800，而是至少占 1 / 7。
有人要问，广州市的收兑全在这里了吗？言下之意，其他银行如何？“解放后继续营业的私营银行，有金城、新华、国华、和成、中国实业、上海商业、聚兴诚等七家。”此外，还有公立的交通银行。但是，涉及到“金银外币，统由国家管理，……广州市由市人民银行统一收兑，统一配售。”（[1], 511页）可见金银管理“政出一门”，完全由中央银行掌握和统计。中央银行以外的收兑都属投机倒把行为，会依法受到取缔和没收。
三，广东其他市县略况 [13]
以下是从网上收集到的广东若干市县的情况。
海口市：当时的海南行政区首府。《海口市志》记载，（行政区内）“大多数县支行尚未成立，故货币斗争以海口为重点。……截至1950年12月底，海口地区共收兑黄金3647两，甲类银元262042元，乙类银元80310元，白银1090元……。收兑的黄金、白银统一由人民银行管理。此后每年均有收兑和配售，但为数不多。”海口地区1950年收兑颇丰，得黄金3600多两，是广州市的38％。
江门市：时为县治。《江门市志》载，1950年“共收购各种金饰367.753两，各种银圆35085枚。”黄金的收兑量，不及广州市4%。
花县：《花县志》载，“1950年，银行收购银元1153枚，双毫15枚。”双毫是2角和5角的银币，黄金无收兑。“1958年，……银行收兑金银折人民币7.3万多元，为历年数量最多一年。”按当时收购价1克黄金兑人民币3.04元计算，全部算做黄金是768两。
紫金县：《紫金县志》载，“1950年……，银行收兑黄金973克，白银315公斤。至1970年止，共收兑黄金30182克，收兑总值91257元；收兑白银总值352810元。……土地改革时期，收兑数量较多，占总数88%。1970年以后，收兑数量极少。”1950年仅得黄金31.1两，为广州市的0.3％。
建国初期，广东省领7市（广州为中央直辖市）98县。通过上面的资料看到：1）一些县的人民银行还未成立，自然谈不上开展收兑，2）一些县收兑微不足道（如增城、从化、番禺等县），故在县志中未留下相关记录，3）收兑量：海口地区达到广州的38％，县级一般只能达到广州的012316;4％。
四，广东1950年最多收兑黄金7万两
根据上述，容易估算出广东省1950年收兑黄金数目的上限值，方法是“往高处取”：即广州以外的6个市全取海口的水平（38％），98个县全取江门的水平（4％），得到
0.9580774 x (1 ＋ 38％ x 6 ＋ 4％ x 98) ＝6.9万两，
各项依次为，广州市0.9581万两、6个市2.18万两、98个县3.76万两，合起来得6.9万两。即使实际值可能大大低于6.9万两，也还是离“武文”的745.5万两遥不可及。
五、其他省市收兑黄金：数千两至数万两
福建省。国民党在1949年1月曾先后两次经厦门转运财富去台湾，计黄金57.2899万两和黄金12箱 [14]。《福建省志8226;金融志》记载：1949－1988年四十年间，全省共收兑黄金41.4万两、白银1148.6万两；年均金1万两上下、银28.7万两。最高年份1952年收兑金5.39万两、银142万两，而49－52年间合计收兑金8万两、银238万两。由这些推知福建省1950年的收兑在黄金1.5万两和白银50万两上下。
安徽省。《安徽省志8226;金融志》记载：“1949～1990年，累计收兑黄金64.86万两、白银990.85万两。”其中“1949年6 月至1950年12月，全省共收兑黄金4862.67两，白银37799两，银元308844枚。收兑工作集中在城市中进行，合肥、蚌埠、芜湖、屯溪等主要城市收兑量，占全省收兑总量的70％～80％。”1950年，收兑黄金0.36万两、白银0.56万两、银元15.9万枚。黄金约及广州市水平的三分之一。
山东省：该省是我国大中型金矿最为集中的省份，历来黄金储量、黄金生产、及金银收兑均居全国首位。《山东省情资料库》载“1949年全省仅收购矿金4.2万两。1950年……全年收购矿金比1949年增加1.2 万两，”即5.4万两。门市收兑未见记载。
黑龙江省：该省的黄金产量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常为全国之首。1889－1896年七年间产金17.5968万两；1915年全国产金15万两，来自东三省的就占五分之三。《黑龙江省情资料库8226;金融志》给出了该省1953－1955年每年平均收购矿金1.5万两，门市收兑量未见记载。
上海市：没有1950年收兑金银的数字。不过，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持有黄金的状况，有其代表性。
抗战胜利后，上海拥有210多家华商银行、外国银行、信托公司、钱庄等金融机构，集聚了全国约三成的金融资产。由于金融业集中，资金的辐射作用广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黄金市场的成交量相当巨大，曾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大于法国、日本和印度 [15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禁止与允许自由买卖黄金之间反复无常，造成上海金市摇摆，每况愈下。又由于“到1948年10月底止，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共搜刮了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万两，银元21300万元，加上美钞、港币等，共值2亿美元。”[16]，使市民持有的黄金财产大为减少，市面流通的黄金亦锐减。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印证了这样的状况。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次日，市军管会即宣布取消金圆券、实施外汇管制和统一使用人民币。黄金由于保值性强，本应成为抢手的黄鱼，然而“民间的黄金存量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掏空，市面成交量很少，黄金（金块和黄金饰品等）也退出了投机，最后，只剩下银元一路走俏”[16]，“黄牛”选择投机银元，工薪阶层因为买不起也买不到黄金，又想保值，领到工资后去买黑市银元，加剧了投机银元。
人民币的地位岌岌可危。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查封了上海证交所。“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实际没受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笔者注）、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万多元（旧币），”以及囤积的大量物质 [17]。从查到的黄金数量来看，证明当时流向证券市场的黄金已相当的少。此后，公安局又突击查处到了2359件金银投机案，破获地下钱庄25家，涉及黄金合计仅150来两。[17]
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只花了30两黄金，就买通金山印制厂厂主翁滋和等，在上海突击印制假解放区币；汤恩伯也曾通过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李星宇，仅用30两黄金就买通多人，在上海印制假人民币。[18]
上海市在解放初期收兑到了多少黄金，确切的数字有待史料的出现，笔者估计不会超过1万两，有可能还赶不上广州。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由于国民党中央银行设在上海，近水楼台，上海市民遭受不停的搜刮，到那个时候，他们持有的黄金资产已经相当微薄了。
上海周边各县有不完全的记录。《宝山县志》载：1952年经“广泛动员”收兑到黄金1700多两，其他年份无记录。《南汇县志》载：1950年收兑黄金13.6两，银元849枚。《崇明县志》载：1958－1984年累计收兑银元296410枚，黄金9704.6两，年均360两。《上海县志》载：1978—1985年间年均收兑黄金337.8两、白银19106两、银圆14472枚。《松江县志》载：1950年查获贩卖金饰共73.5两。其余嘉定、川沙等县无收兑纪录。归纳后，各县1950年收兑黄金约数十至数百两。
结 论
本文从探讨黄金储备问题入手，推测新中国黄金储备的起点在数万至十几万盎司，进而根据史料和数据论证我国1950年的黄金储备有两个上限，即46万盎司和150万盎司（具体如何，有待权威资料的出现），并与国民党政府运台资产作了比较，指出解放初期大陆的“一穷二白”绝不是什么虚言。
本文发现，社科院学者武力在论文中提供的广东省1950年黄金白银的收兑数与《广州市地方志》提供的广州市同年的收税数之间存在惊人的比例失衡，前者高达后者的800倍。通过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论证武力提供的数字的荒谬。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人利用学者的失误，试图颠覆诸如“建国初期‘一穷二白’”、“蒋介石抢空国库”、“ 毛泽东白手起家”这些既成的公共认知。本文合理论证出我国1950年黄金收兑量不超过100万两，然后根据《广州市地方志》提供的翔实数据，结合广东省其他市县的资料，旁及若干省份的资料，论证了广东省1950年黄金收兑量的上限为7万两，据此指出，武力的数字至少被夸大了百倍，白银的收购数也被夸大到了同等的规模。笔者认为，学者有责任对其使用的资料和不合情理的数据加以核实，作出必要的纠正，以免谬种流传。
铃兰台 26/03/2009
注释和资料
[1] 《广州市地方志》。
[2] 本文出现的单位“两”均指旧市两，换算：1两＝31.25克，1盎司＝0.995312两，1吨＝3.2万两。
[3]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原文说：“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
[4] “我国黄金市场改革的基本历程”。
[5] 《武汉方志8226;金融志》。
[6] 凤凰卫视编《大败退：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 月版。
[7] 《哈尔滨市志 金融志》。
[8]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8226;A-63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第72页，1999年10月。
[9] 转引自“建国前后人民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人民日报》1955年3月1日社论：《做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
[10] 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
[11] 《安庆市志》对于新中国收兑金银最多的四个时期有详细的说明。概略地说，1951－1953年收兑最多，占1949－1985年合计的17％，推动因素包括打击黑市、土地改革和民族资产阶级投资扩大经营；1958－1960年，“大跃进”动员城乡人民“变死宝为活宝”，出售金银给国家；1966年下半年，群众惧怕破“四旧”而纷纷到银行出售。1980年，国家调高金银收兑牌价。
[12] 国民党政府带去台湾的黄金数目，诸说不同。关于这些黄金的确切数量及其对台湾安然度过1949－50年的经济危机的贡献，另文探讨。
[13] 笔者没有广东的省级数字，不得以写这么多的文字来进行论证。恳望读者、尤其政府部门，如手头有广东省1950年收兑情况的原始可信资料，提出来分享，以正视听。《广东省志8226;金融志》可能有用。任兆璋评论说：“建国以后，广东的金融业的每一件重要事件，每一个细小的措施和改革，在《广东金融志》中都得到真实、准确的记载。”（“研究广东金融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广东省志.金融志》”，载《南方金融》2000年第一期，59页）
[14] 《国民政府档案8226;第二卷（1989年）》第51-53、69-70页。
[15] 洪葭管，《上海通志8226;金融》卷概述（讨论稿）
[16] 邹进文，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述评。
[17] 《上海公安志》。
[18] 孙国，“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保卫战”，《文史春秋》 2004年第03期。笔者推测，印制人民币假钞的鼻祖，一是白崇禧，二是汤恩伯。白崇禧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汤恩伯时任陆军代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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