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中国与越南领导人在成都秘密会晤，向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第二年11月，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的李家忠，深谙个中内情。他曾撰文记述了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内情。

阮文灵上台纠正错误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的问题。

邓小平传话意味深长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凯山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安排阮基石陪同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究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

神秘人士传递密笺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黄文欢的儿子黄日新)来到中国大使馆，与张大使晤面出示了密笺，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计绕开阮基石，同我领导人直接会面。8月19日夜，国内指示张大使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

于是，张大使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果不其然，黎德英大将很乐意同大使见面。21日上午8时，张大使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黎德英同张大使亲切握手、拥抱，连声说，大使什么时间想见他，他都欢迎。张大使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大使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我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大使作了报告。

成都秘密会晤

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大使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8月30日，国内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大使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

摘自《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