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明·吴臣)

　　
　　所谓《流民图》的流民，其实就是逃荒的农民。郑侠不过是一个小官，他敢于又绘图又上疏，指名道姓胡说八道诬告宰相，很可能是受到了保守派大臣的唆使。整个的事件策划得非常巧妙：攻讦者事先知道了神宗的犹豫心理，这至关紧要。把逃荒的农民绘成《流民图》是富于巧思的，图片宣传总是比文字宣传来得有力。让身处深宫广殿之中看惯了锦上添花的皇帝和太后们，猛地一下子看看从未见过的老百姓的颠沛流离之状，“少见多怪”就可能引起轰动效应。果然，这个精巧的设计奏效，两位太后流泪了，神宗的疑心也更大了，你王安石这个宰相还能当得下去吗？

　　北宋《流民图》的故事，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西晋惠帝司马衷的故事来。《晋书·惠帝纪》载：经过“八王之乱”的大破坏以后，“天下荒馑，百姓多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史称司马衷生来就是个白痴，也许是的，但是光凭这一条还不能断定他是白痴，只能说他不谙世事。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皇后玛丽安东尼也说过：“没有面包为何不吃糕饼？”（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87页）这也只是隔膜的缘故。同样，北宋两位太后看了《流民图》哭了，并由此断言“安石乱天下”，也只能说她们和群众隔得太远，不表明她们仁慈，更不显得她们聪明。水旱灾害和农民逃荒是年年都有的，只不过您老人家没见过而已，见多了您也许就不伤心了。“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王安石说的才是大实话。在王安石推行新政之前有天灾和逃荒，在新政实施之时也有，在新政被废以后同样有。

　　“乐岁（好年景）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是孟子对战国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的总估计。叫人吃惊的是，这个总估计直到二千多年后的近现代还是准确的。
　　
　　“凶年不免于死亡”，怎么办呢？只有逃荒。
　　
　　实事求是地说，上自先秦，下至晚近，我国农民一直是把逃荒当成一种常规的求生手段的。而且在不需要逃荒的地区的农民也有尽力周济逃荒者的习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定哪年也要逃荒。这种格局是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农业生产力低下，农田水利不修，靠天吃饭，抗灾能力极低。其次是农民的绝对贫困，收入低微，租赋沉重，家无半年储备，一遇灾荒，生存就受到威胁。其三是我国幅员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这边水旱频仍，也许距离千儿数百里的地方却风调雨顺，存在着移民就食的可能性。逃荒当然不是一种好事，但和不逃荒躺在家等着饿死相比又是一件大好事。逃荒也不一定不死人，孟子所描绘的逃荒的惨状：“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老者弱者熬不住死在路旁，全家骨肉离散）确是实情。但无论如何，逃荒总比不逃荒好得多，死亡的人数也会少得多。所以，我们翻遍中国史册，可以看到无尽的灾荒，无数的饿殍，但是无论在哪个朝代哪个地区，还没有看到过“不准逃荒”的政策。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大跃进”失败以后1959年的广西环江县和河南信阳地区。前者由县委书记洪华授意：“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打死算了！”（见今年第3期《杂文选刊》袁诹文）后者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操纵下，“各县市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见1998年12月17日《报刊文摘》张树藩文）结果，这两个地方成了当时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在历史上有灾荒又有“流民图”，情况还不算太坏；有灾荒而无“流民图”，那也许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