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1940 年，陈毅在苏北。

　　图2：陈毅在苏南某地给新四军干部作报告。

　　图3：饶漱石

饶漱石与陈毅的恩恩怨怨

　　刘少奇走了，华中与新四军的大权掌握在了饶漱石的手中。饶漱石很清楚，自己资历浅，缺乏党政军全面的领导经验，对各方面又了解甚少，不敢上任伊始就夸夸其谈，不得不向代理军长陈毅请教。性情耿直的陈毅毫不做作，光明磊落，毫不保留地向饶漱石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对饶漱石热情相助。

　　饶漱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分不好，他说： “ 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先小人，后君子。 ” 一般干部鉴于饶漱石的地位，畏惧其打击报复，对他虽有意见，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陈毅反映。襟怀坦荡的陈毅，根据大多数同志的反映，对饶漱石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帮助。天长日久，饶漱石对陈毅很是不满，并且愈积愈深。但迫于陈毅在新四军的威望，饶漱石只有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借整风运动之机，饶漱石对陈毅发起突然袭击

　　 1943 年秋季，华中局和华东边区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了。饶漱石知道， 1929 年，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在主持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致使毛泽东被撤掉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陈毅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 “ 反对毛主席 ” ，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道，华中局的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相当强烈。饶漱石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

　　 8 月 13 日，按照原定计划，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焦点果然集中到饶漱石的身上。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热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 8 月 18 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发言整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漱石却说： “ 早知道了，不用看了 !” 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 “ 反毛主席 ” ，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后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远离了陈毅，使陈毅孤立起来。

　　在黄花塘村，饶漱石列举了陈毅的 “ 十大罪状 ”

　　 1943 年 10 月 26 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开场白后，饶漱石转脸针对陈毅严肃地说： “ 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平日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待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

　　饶漱石带有威胁性的语言，不仅使所有与会者感到震惊，就连陈毅都感到这不是在整风，简直是在审问犯人。陈毅心中骤然起了疑问，但陈毅迅速恢复了安静的神态，坦然地看看大家，拿出发言提纲，开始作自我检查，整整地谈了一天。

　　吃完晚饭，所有与会者都端着水杯来到了会议室。会议仍由饶漱石主持。饶漱石环顾众人一眼，用冷冰的面孔说道： “ 陈毅居然作了一天的报告，这哪里是自我批评 ? 分明是在评功摆好嘛 ! 据我所知，陈毅从参加革命那时算起，就怀着升官发财的个人目的，虽然革命生涯 20 余年，风风雨雨有所建树，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概括起来，有十大错误吧 !”

　　接着，饶漱石一气呵成说完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想出的陈毅十大罪状。

　　会后，饶漱石以华中局、军部主要领导成员的名义，发了一份长达 1500 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罗列陈毅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煽动一些干部联合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不久延安回电，命令陈毅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起草和讨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

　　 1943 年 11 月 25 日，陈毅告别了妻子张茜，满怀惆怅地离开了生活战斗了达 4 年之久的淮北大地，奔赴了不知前途如何的西行延安的路程。

　　 1944 年 3 月 17 日，陈毅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陈毅除了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将满腔的委屈，即与饶漱石的矛盾向毛泽东倾诉。但处于裁判地位的毛泽东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对他说： “ 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

　　陈毅说： “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 毛泽东表示： “ 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 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陈毅心情有所好转。

　　陈毅到延安两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他请到他枣园住处，面带微笑地说： “ 黄花塘问题可以结束了。 ” 毛泽东告诉陈毅，中央已电告华中局：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在内战期间、抗战期间是有功劳的，不能对他产生误解。这就否定了饶漱石强加给陈毅的最要命的 ——— 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令陈毅如释重负。

　　作为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饶漱石，在这场斗争中无疑是失败了。但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一半，虽没有从根本上打倒陈毅，却起码把陈毅赶出了新四军军部。

　　由于饶漱石的关系，中央上述精神在华中局、在新四军内部被严格控制在极少数人知道的范围。黄花塘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 谁是谁非 ? 在广大新四军官兵中间始终是个难解的谜。所以说，以历史角度来看，黄花塘事件当时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并未还其历史之本来面貌。

　　饶漱石阴谋彻底暴露，陈毅如释重负

　　 1953 年 12 月，陈毅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与此同时，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阴谋暴露。中央召开了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查清了饶漱石当时和历史上的问题。随着饶漱石政治生涯的终结，当年他策划黄花塘事件的企图也一目了然。正如陈丕显所回忆的那样： “ 饶漱石斗争陈毅同志，赶走陈毅同志的黄花塘事件，完全是饶漱石篡夺新四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 ” 这是历史给予黄花塘事件的公正结论。

　　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谈话间，忽然向陈毅问起饶漱石的情况来。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却见毛泽东表情淡漠。

　　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因为心有疑问，便对他说起此事。那位负责人说： “ 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 !” 陈毅深有触动，当即回到毛泽东房里，向他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

　　陈毅倾吐真情以后，毛泽东点头欣赏，并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专谈高、饶问题。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陈毅还列席了 195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专门就高、饶事件，讨论通过了《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毛泽东把对高、饶的斗争布置妥当，便出京休养去了。

　　 1954 年 2 月 6 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至此，压抑、纠缠陈毅十多年的公案大白于全党了。

　　（摘自《作家文摘》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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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饶漱石的问题为何升级恶化  

晓　农

中央处理饶漱石问题的最初打算是批判从严，处理留情

饶漱石原本为建国初期党内颇有前途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受过高等文化教育，从１９２３年起就参加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斗争，后在白区担任地下党领导，又被派到苏联工作过三年。回国后被分派到东南局主管白区工作，并参与新四军的领导，担任过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建国后饶漱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像他这样身兼全国五大局之一的华东局党政要职，在当时可说是独一无二的。１９５３年初，饶漱石调任中组部部长，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

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却被野心误。为了实现不断膨胀的政治欲望，饶漱石和高岗密切合作，各使解数，利用种种机会进行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的党内分裂活动。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 "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 " 的讲话，揭开了高饶问题的盖子。翌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高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正警告。接着，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４０余人在会上发言，揭发高饶联盟分裂的言行。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作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饶二人，分别召开高饶问题座谈会，对他们二人进行帮助。

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座谈会先后召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核实饶的错误事实，第五、六次由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由饶进行自我批评。１９５４年３月１日，主持座谈会的邓、陈、谭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 " 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１９５３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 报告还指出： " 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错误的本质。 " 这份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并于３月１２日在上面写了批语，只在第４页中将 " 毛主席 " 改为 " 毛泽东同志 " ，其余均同意交中央政治局讨论。３月１５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让他在家里继续写出检查。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饶漱石还是服从的。此间，他的脸部神经痉挛症复发，看材料有困难，也不能写字。于是，由他思考后腹拟书面检讨纲目，一条条口授，由秘书记录整理，再念给他听，按他的意见修改。这样前后用了５个多月的时间才将书面检讨定稿。这份长达２万字的书面检讨，饶漱石承认了四个方面的主要错误：一是在淮南的黄花塘借整风、审干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然后将陈挤走，独揽大权；二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上，趁陈毅谦让时玩弄阴谋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是在京休养期间深夜打扰毛主席，欲从毛主席口中探听中央对他的看法；四是任中组部长期间配合高岗进行反党活动，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

检讨书的末尾，饶漱石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存在 "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宗派主义，把资产阶级权术运用到党内 " 等方面的问题。

饶漱石的检讨书交到中央后，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都看过了。大家有共同的看法，即饶虽然在 " 高饶反党联盟 " 问题上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了 " 与高岗的反党活动相配合 " 的问题，坦承 " 明斗安实反刘 " 。因此，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对饶漱石给予极大的宽容，决定批判从严，处理留情，不再追究有关饶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不再让他写检查了。对于饶漱石今后的处理，毛泽东与中央有这样的考虑：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政治上还要给出路。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９日，毛泽东主持了在全国党代会之前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会义的程序中有 " 高饶反党联盟 " 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讲话，主要是针对有些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作出说明。毛泽东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多，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中央对此问题的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一言九鼎，成为定论。因此，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仍然保留党籍。

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一切生活待遇不变。饶漱石最喜欢的秘书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但是，中央有一个布置，要秘书每周写一份 " 饶漱石近况简报 " ，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应随时到中南海向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汇报。

意想不到的三件事使饶的问题突然升级，情况急性恶化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至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２５７人到会。

由于 " 高饶反党联盟 " 是建国之初党内出现的重大路线斗争，因而会议必须谈到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的第三部分以相当的篇幅讲到这个问题。他代表中央作出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总结了这场党内斗争的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段话格外引人注意。他说： "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高岗的自杀而言的。本来，中央对于高岗的处理也是有考虑的，打算让他还当中央委员，派到陕西去任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让他改过之后再提拨上来。因为中央考虑到高岗的才干和能力，历史上也有功劳，还要让他发挥作用。不料，患得患失特别严重的高岗，在１９５４年８月中旬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感到绝望，于８月１７日自杀身亡。毛泽东和中央对高岗的自杀感到遗憾，决意从中吸取教训。因此，在对待饶漱石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帮为主的宽大方针。

就在这时，一连串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的发生，注定了饶漱石的政治生涯是命途多舛，并在突然之间栽入深渊。当全国的党代会已经就高饶问题降低调门，并统一到 " 以帮为主，还要给出路 " 的意见上时，情况骤然生变。

会议进行的第三天，饶漱石的秘书陈麒章，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表现反常的情况反映。反映中讲到：饶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后几天，多次向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牢骚。一是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联盟反党，说联盟应该是有协定，而协定又要有文字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协定，也没有拱手同盟的反党活动。因为反党就是反毛主席，他们根本没反毛主席，只是批评了刘少奇，自己当时的几条检讨和书面检查，都是被迫说了违心话；二是这次挨整得这么厉害，主要是陈毅打击报复，从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要中央重新审理问题。陈麒章将这些情况书面反映给中央办公厅，中办转到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将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

代表们看了材料，许多人被惹火了，纷纷抨击饶漱石 " 果然很不老实 " 。说饶不老实，这是有根源的。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饶漱石避重就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不光否认与高岗有联盟，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他的这种态度引起很多人不满，谭震林、邓子恢、曾山、刘晓、栗裕等人，都严肃批评饶不老实。现在，新情况与老问题结合起来，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不长的时间内，饶就要为自己翻案，足见此人 " 本质很坏，不可信用 " 。

接着有一份关系到饶漱石的材料印发到了会议上。材料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和维持社会治安中，实行 " 以特反特 " 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多达３３００余人。这件事直接牵扯到饶漱石，因为当年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批准了 " 以特反特 " 的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当时来说是必要而切实可行的，也取得了镇反、反特工作的很大成绩，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公安部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烧起的第二把 " 大火 " 中（第一把 " 大火 " 是揪出了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的 " 反革命案 " ，此案后已平反），把 " 以特反特 " 方针的实施，当成杨帆的重大罪恶 -- 包庇、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将杨帆逮捕，押解北京囚禁受审。

这份材料对饶漱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代表认为，这是饶漱石暴露出来的又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同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对敌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下了罪恶，杨帆的后台就是饶。尔今杨帆已入狱，饶也应该治罪。

党代会秘书处印发的两个材料，有如炸弹引爆，产生了令人震惊、震怒的轰动效应。这时的饶濑石，犹如 "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 。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差点把全党给蒙了，饶的问题远远不是犯错误，而是犯下了极大的罪恶。事实说明党内确实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些代表由此产生了对饶漱石政治历史的怀疑，认为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并非他所说的 " 派警卫员下山成功收买敌连长 " ，而是被俘后变节由敌人派返党内的。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气氛下，高饶问题被重新提到了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与以前大不相同的讲话，首先重提了高饶联盟反党的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面这许多事来看，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接着，毛泽东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 " 宁右勿左 " 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

毛泽东的勃然动怒，宣告了饶漱石政治厄运的到来。在这次会议上， " 高饶反党联盟 " 及 " 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 " 成为定论。饶漱石被宣布开除党籍。

事情的进展还不止于此。相隔１个月后的４月２日，又冒出了一个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是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上听了毛泽东讲到 " 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 " 。这对他震动很大，加之杨帆 " 反革命案 " 的发生，与他这个当时主抓上海社会治安的常务副市长有关联，因此心理压力更大。为了向党表明心迹，４月１日，潘汉年找到上海市长陈毅，报告自己与饶漱石工作交往的情况。因为尚有一件重要事情涉及到饶漱石，同时这件事也是潘汉年隐藏多年的心病。那是１９４３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到了南京，李士群一定要拉上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从利于工作起见，经匆忙电报请示饶漱石后，去见了汪精卫。这件事他怕受到组织的误解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

陈毅觉得这件事情不小，便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认为潘汉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隐瞒多年，现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笔批示： " 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 由于潘汉年的问题直接与饶漱石纠缠在一起，这样，饶又成了 " 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 " 首犯。毛泽东这样说： " 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些。 " 经过毛泽东的 " 拍板 " ，饶漱石以 " 反革命集团首犯 " 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审讯。

１９５５年４月３日上午，饶漱石在北京家中的庭院忧郁而坐，公安部的警车开到，公安干部宣读中央的逮捕令后，一双手铐铐在了时年５１周岁的饶漱石手上，押上警车解走了。

问题恶化后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饶漱石被按法律程序逮捕后，公安部成立了 " 饶漱石问题专案组 " ，对他进行审讯。专案组经过将近一年的内查外调，对于怀疑饶漱石被捕后变节一事予以否定。证据表明饶在皖南事变中不曾被捕，只是被围困，当时确由警卫员用钱成功地买通了敌连长才得以脱险。建国初期杨帆实行 " 以特反特 " 的方针，除找到饶漱石请示同意实施外，具体的人和事与他牵连不上。至于在 " 高饶反党联盟 " 问题上，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但饶漱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已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定性，因此，公安部在结案报告中，仍然确定 " 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 。

同年１０月１１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闭幕报告中谈到关于党内斗争时指出： " 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 " 饶漱石又一次被党中央、毛泽东划入 " 不可救药的人 " 之列，这表明他的政治生命已彻底终结。但对于这样一个 " 罪不可赦 " 的反革命首犯，还是没有杀他。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这么一段话： " 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 "

此后，饶漱的问题被长期搁置下来。直到１９６５年８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１０年。到这时，从被捕之日算起，饶漱石已经服刑１０年。因为长时间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煎熬，他在狱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考虑到饶漱石过去的革命经历和有过的革命功绩，由公安部上报中央，经过毛泽东批准决定对他予以假释。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饶漱石从狱中出来，安排到一个农场，但不让他参加劳动，把他养起来。在生活待遇方面，中央给予了饶漱石极大的优待，配了服务员、厨师各１名，每月生活费２００元。这在当时干部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情形下，算是不小的数目，足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饶漱石在农场正好生活了两年，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了。１９６７年９月，饶漱石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上是保住了他的生命。在当时冲击一切的动乱年代，饶漱石如果不是在监狱里，很有可能被红卫兵批斗、殴打而死掉。１９７５年３月２日，患病已久的饶漱石在狱中去世，终年７２岁。

１９７８年下半年，陈云兼任重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 " 见汪 " 的问题。经过反复核查档案材料，最终证实，抗日战争期间，潘汉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伪内部，是奉中央指示行事的，并非潘的个人行为。至于被李士群拉着去见了汪精卫，那也不是什么过错，也向中央请示过，而且中央当时对这些都是了解的，曾对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潘汉年的问题得到甄别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又查实，杨帆的问题，纯粹是江青插手在里面搅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她过去在上海的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饶漱石批准使用 " 以特反特 " 的方针并无原则错误。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 " 饶潘杨反革命集团 " 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得以平反昭雪。既然这个 " 反革命集团 " 都不存在，那么饶漱石的 " 首犯 " 帽子也应该摘掉。为此，中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 " 错定为内奸 " 与错定为 " 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 " 两项罪名平了反。１９８６年８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于第４３６条注释中这样写道： " 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 ' 内奸分子 ' ，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 " 这段经过中央同意发表的注释，实际上以独特的方式为饶漱石的 " 内奸 " 罪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