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

作者：李零

　　近来，因为“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成为热门话题。有人说(我听一位专家从电视上说，名字忘记了)，历史上没有恐怖主义，即使你能举出相同的事，他也说，这有本质不同，似乎恐怖主义是一件新鲜事。事情真是这样吗?

　　希腊的哲人尝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不能涉于同一条河流。中国的古人也说，刻舟求剑不可取，抽刀断水水更流。人都是在时间的长流中分辨差异。可现代人的现代感却不一样，他们喜欢到处画线，特别是以我画线，以现在画线(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把古今当天壤之别，好像什么都前无古人，是直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一往无前，也一往无后，永远运动，也永远静止，就像在跑步机上的样子。

　　我看，这种方法要重新反省，恐怖主义便是例子之一。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让我们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

　　主题是刺杀和劫持。


　　一、恐怖主义一锅粥

　　恐怖主义，英文叫Terrorism，词根是terror(恐怖)，加上ism(主义)，只是显得正经一点，专指有政治目的让你想不到、吓一跳的恐怖活动。它不像资本主义的“主义”是一套制度，或马克思主义的“主义”有一堆理论。在西语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词，翻成东北话，就是“唉呦我的妈呀主义”。大家千万别拿它当什么高深术语，见着“主义”就肃然起敬。

　　有人说“怕死比死更可怕”，谈论恐怖主义，也是剑拔弩张，比恐怖主义还恐怖。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恐怖主义”，而且是在“反恐”的前提下谈这个主义。“恐”在“反”下，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大家对“反恐”的正当性几乎毫不怀疑，但谁反反谁，反什么怎么反，却言人人殊。它是一个运用极其广泛，但指谓极不确定的概念。惟一可以确定，就是说话人极其厌恶，赋予对方的“邪恶(evil)”含义，这就像我们气急了乱骂，说别人是“混蛋”。“混蛋”是什么意思，本身就很糊涂。我们都知道，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西方都是骂人话，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时也差不多，但没有一个字眼比它更为模糊。布什用恐怖主义表示所有眼下(注意：只是眼下)美国讨厌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最具代表性。普京则用它指车臣武装分子(或其他分离主义者)，我国则指东突。阿拉伯世界(不是全部)和欧美的左翼团体则反唇相讥，说最大的恐怖分子有呀，那正是美英两国自己，布什、克莱尔再加沙龙或什么人。这真像庄子说的“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所不在”，“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天下大乱，人心大乱，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可指的却不是同一回事：说谁是谁，谁说谁，谁就是谁。我们只能说，美国财大气粗腰杆壮，树敌最多，要反的恐怖主义也最多，如此而已。事实上，这里根本就没有统一的定义，或者也可以说，有太多的定义。定义到底有多少?有人统计，光是一九九九年，就有一百六十多种(以后有多少，不知道)。大家都以为，恐怖主义是耍光棍，但前不久《读书》杂志讨论，又搬出个“国家恐怖主义”，更凸现了问题的纷乱如麻。我叫“恐怖主义一锅粥”。

　　本文无意给时下的定义逐一评判，只想梳理一下“恐怖主义”的使用范围，粗线条地捋一捋。为了讨论的方便，大家不妨翻一下现有中文译本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下简称《不列颠》)，不是当作权威，只是用作参考，看看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大概是什么样。

　　首先，《不列颠》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政府、公众或个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各种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组织、民族主义团体、民族集团、革命者以及军队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用恐怖主义者”。

　　这个定义比较宽泛，可以称为“广义的恐怖主义”。它的特点，是把政治目的诉诸“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实施主体，可以是政府的军队、警察，也可以是革命者或民族主义者，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什么政治组织、团体和个人都有可能。实施对象也一样。可见，在作者看来，恐怖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价值判断(当然，从下述例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好恶)。虽然总的印象和感觉，这不是一个好词(比“战争贩子”还糟，总是让人联想到最低级的犯罪)，很少有人乐意拿这顶帽子扣自个儿头上，说我就是恐怖分子。

　　其次，是具体例子。《不列颠》说，色诺芬笔下的“攻心战”是恐怖主义，罗马暴君的暴行是恐怖主义，中世纪的宗教审判是恐怖主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恐怖主义，美国三K党的种种暴行是恐怖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暗杀是恐怖主义，纳粹统治是恐怖主义，现代社会、种族、教派冲突中的一方或双方也经常使用恐怖主义等等。然后，说到大家关心的现在，它提到全世界的一系列极端组织，如红色旅和赤军等等，其中也包括“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案：对此类组织，照美国原则，该绝不妥协，干吗还谈判，玩什么“和平路线图”呢]。它说，现代恐怖主义和过去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以暴力行动代替合法政治，喜欢搞绑架、暗杀、劫机、爆炸和劫持，最像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等等。

　　我们且不管这些例子是否全都合适，作者的理解有无偏颇。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恐怖主义这类事，乃自古有之，于今为烈(将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个词是外来语，咱们有点陌生，但它绝不是“九一一”以后才有，也不是近一两个世纪才有，甚至也不是近五百年才有。它不过是一个老掉牙的普通词汇：凡是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的一切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这里我用“可能”，是想有所限定，避免用大家拒绝接受的统一标准强加于大家各自坚持的主观感受，即从说话人的立场(立场和信仰是不能讨论的)，他们可能会被谴责这类行动的人称之为恐怖分子。但如果不谴责呢，当然也就不是了。

　　我们要看说话人是谁。

　　这是广义的恐怖主义。


　　二、刺杀

　　历史上的恐怖手段很多，酷刑虐囚是，大规模杀戮的战争也是；刺杀政要、权贵是，屠杀平民、战俘也是(白起和李广都坑过降卒)；桀纣幽厉的苛政暴行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也是；亚述、蒙古式的屠城是，欧洲征服世界的种族灭绝也是(如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注意：美洲的征服还包括绑架)；日本用零式飞机撞美国航母是(属于自杀式攻击)，美国用原子弹炸平广岛、长崎也是(属于直接攻击平民)[案：一九九五年，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形成有趣对比的是，美国纪念的是珍珠港事件，日本纪念的是广岛、长崎“原爆”]。它们可粗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的非常手段做困兽之斗，一类是以绝对优势对前者做斩尽杀绝的大规模报复。以巴冲突是这两大类型的现代缩影。两者具有同质和对等的性质，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循环相报，莫知其极。这是《旧约》时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伊斯兰圣战的古老原则。凭借强大实力，对一切反抗做斩草除根的彻底消灭(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种族灭绝)，是古代一切征服者都很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战略传统的基本特点(参看(《读书》杂志前年发表的拙作(《读〈剑桥战争史〉》)。对付一切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亚述、蒙古式的“斩草除根”(如越战中所见)却受制于现代西方的道德准则，即当今国际主流用以谴责“恐怖主义”的道德准则，非但不能随便使用，畅行无阻，反而经常遭受舆论的谴责，这是“反恐”的最大困境，即使是以十报一(或以百以千以万报一)，也还是要有所限制，不可能将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也“斩草除根”(连讲都不敢讲)。所以，当今国际主流的合理说法，就是要把前一种恐怖定义为“恐怖主义”，而把后一种恐怖定义为“反恐”。对比于“广义的恐怖主义”，我们可把这种恐怖主义叫做“狭义的恐怖主义”。因为这种“恐怖主义”的对立面，肯定是反对这种“恐怖主义”的。但不用恐怖能反恐吗?这是现代人的困惑。

　　这里，我们不妨按最狭窄的定义来讨论恐怖主义。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这种定义的恐怖活动，不用说，还是刺杀和劫持。它们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类最现代的恐怖手段。

　　我们就从刺杀说起吧。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汉代名气很大。

　　下面介绍一下：

　　 (一)曹沫。

　　春秋早期人，是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这两个名字是属于同一个人(详拙作《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过去，我们在《左传》中见过这位先生，名作曹刿。他曾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治气之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想为鲁庄公献计献策。他的老乡说，打仗是人家贵族的事，你不要多管闲事，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是优秀的军事家。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是《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现在，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散蔑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

　　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

　　(二)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是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日：‘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四)豫让。

　　战国早期人，是晋国的刺客。此人也是亡命徒，他受过智伯的大恩，非常忠诚。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决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五)聂政。

　　战国中期人，是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也属于快意恩仇。事见《刺客列传》，不必多谈。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六)荆轲。

　　战国末年人，是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又入燕)，也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最近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电影主题很前卫(但艺术水准不怎么样，窃以为)，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傻问题。

　　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养士之风盛于一时，故刺客特别多。秦代法制严苛，此类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属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风余韵，反而见重于汉代(原来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经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当时人对刺客是抱欣赏态度，非但不以成败论英雄，还充满怜惜之情。大众有大众的逻辑，法制拗不过文学。司马迁也说，他们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况汉初功臣，位同宰辅的张良，本来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击，天地震动，暴秦垮台，顿成英雄。当官的都如此，老百姓还忌讳什么。这是那时的风气。

　　中国的刺客史，这里不能详谈。汉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轮的刺杀高潮，其时，正值无政府主义暗杀风靡全球，热血青年，奉为时髦。“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我国留学生和革命党纷纷投身洪流(如徐锡麟、秋瑾和汪精卫)。现在的说法，是叫“和国际接轨”。

　　鲁迅说，中国也有“脊梁”，他说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或如聂荣，属于抚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说《铸剑》也是歌颂刺客。

　　中国历史上的刺杀，目标明确，主要是政要和权贵，普通百姓不值得杀；手段也非常简单，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发性强，威慑力大，有攻心夺志的奇效。

　　恐怖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杀伤。刺杀是暴力的基础形式，刑律属于人身伤害罪，而且是故意伤害罪，逮住就是个死，最低级、最原始，但“擒贼擒王”、“攻心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规模报复，也是重在心理威慑[案：如“二战”中美国对柏林和广岛、长崎的毁灭性打击。“二战”后的美国战略就叫“大规模报复战略”，参看麦克纳马拉《音调不定的号角》]。

　　小太监和老佛爷下棋。小太监说，对不起，我杀您一个马。老佛爷说，我杀你全家。古代的有限报复(低于种族灭绝的报复)，大抵如是。比如诛夷九族或满门抄斩，就是古代常用的办法。兵刑是一个道理。


　　三，劫持

　　劫持，也叫绑架，古代有两种说法，一种叫“持质”，一种叫“劫质”。“持”是用暴力挟制，“劫”是用暴力胁迫。两个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说，把“质”抓起来、扣起来，作为交换条件。

　　中国古代的“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质”这个字，有一个含义，是对等或折合，并包含对质、验证的意思。用现在的商业术语讲，就是抵押(作动词)或抵押物(作名词)。抵押物可以是财宝，也可以是人。比如劫匪绑票的“肉票”就是换取赎金的人，现在叫“人质”。

　　抵押，在人类的交往、交换中非常普遍。俗话说，半斤换八两，人心换人心。人心怎么换?总得有个礼物或凭信。比如．两个情人，解个荷包，送把扇子，叫定情物，同时也是凭信。礼仪往还，互送见面礼，也是人之常情。这种见面礼，主要是玉帛、马匹。西周金文中的土地交易，很多都是为了换这类东西。过去，郭沫若引(上勿下曰)鼎，说五个奴隶只能抵“一匹马加一束丝”，太残酷(《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其实，现代的很多马(如英国和香港地区的跑马)也比人值钱。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和“质”的概念有密切关系，商业契约叫“质剂”，管理市场的官员叫“质人”。推而广之，一切抵押物和凭信物也都是“质”。如双方盟誓，起誓的约言，就是一种“质”。奴才投靠主子，叫“委质为臣”，“委质”的“质”字(亦作“贽”)，即上面说的见面礼，也是一种“质”。古代的各种交往，都少不了见面礼。孔子收学生，要交一束干肉。相闺女娶媳妇，也要纳徵送财礼。“礼”这个东西，谁都喜欢，但也是约束。很多礼物都是抵押。

　　古人用人作抵押物，那是家常便饭。如古代军人出征，照例要把父母、老婆、孩子留在家里，就是皇上手里的人质。汉将李陵兵败浚稽山，被匈奴俘获，全家被杀，就是汉武帝撕票。明将吴三桂守山海关，李白成劝他投降，也是利用崇祯留下的人质，不答应，他老爹的人头就挂在了城墙上。入清做藩王，儿子娶康熙他姑姑，留在京师，表面很风光，也还是人质，一旦起兵造反，照样撕票。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城下之盟，除输财货，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有和亲和质子，接受对方的“礼遇”。玉帛女子都是“质”。我们的概念，和西方简直一模一样。劫持，英语叫kidnap，本来的意思是拐小孩。人质，英语叫hostage，本来的意思是主人的待客之礼。他们的hostage to fortune，是听天由命，随时可能失去的东西，特别是指老婆、孩子和珍宝，我们叫“室家之累”。

　　这是劫持的概念。

　　如果发生劫持，古人怎么办?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唐律疏义》卷十七规定：

　　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听身避不格)。

　　疏：议曰：有人或欲规财，或欲避罪，劫持人为质。规财者求赎，避罪者防格。不限规避轻重，持质者皆合斩坐。“部司”，谓持质人处村正以上，并四邻五保，或知见，皆须捕格。若避质不格者，各徒二年。注云“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听身避不格”者，谓贼执此等亲为质，唯听一身不格，不得率众总避。其质者无期以上亲及非外祖父母，而避不格者．各徒二年。

　　律文的意思是，对劫持者要毫不手软，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质换取赎金，还是以人质为掩护，对付抓捕，也不问其原来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干这种事，一定要处以斩刑。当地居民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左邻右合、亲戚朋友，凡虑及人质安全，故意回避躲闪，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两年(只有人质的某些亲属，即属于“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的本人，可以不在此列)。

　　在这一规定中，擒杀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质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计。

　　清代研究法律的专家沈家本认为，汉律可能也有相应的规定。他举了四个例子：

　　(一)《汉书·赵广汉传》：“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合，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香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日：‘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殓葬具，告语之。皆日：‘死无所恨。’”

　　案：这是西汉的例子，被劫者是富人苏回，原来的目的是劫财，但苏回为郎，又是“宿卫臣”。广汉化解危机，并非全恃武力，还靠个人威望，攻心夺志，示朝廷命官不可杀，杀则罪重；释质，反可获得宽大优待，活着有酒肉，死了有棺材，说不定碰上特赦，还能幸免一死。其感化非常有效，出言亦守诚信。

　　(二)《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三年，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案：这是劫地方官。

　　(三)《后汉书·桥玄传》：“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嗔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案：这是绑小孩求赎金，纯粹一小事，出名是出在桥玄的大义灭亲。桥玄把自己的孩子给害了，还向皇上进言，说“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这是当时对付绑票的办法。

　　(四)《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后也。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惇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汝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日：‘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惇者。持惇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日：‘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注：“孙盛曰：案《光武纪》，建武九年，盗劫阴贵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质迫盗，盗遂杀之也。然则合击者，乃占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势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

　　案：这是劫将军。传言“国法”、“国宪”，可见避质不击，是违法行为。韩浩所为，受到魏武嘉奖，一是拒绝求赎，二是击贼不顾质，这是汉法和唐法都强调的东西，现在的说法是“绝不与恐怖主义妥协”。上条云“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此条亦云“由是劫质者遂绝”，这都是夸大其词。沈家本说得好：“史虽云劫质者遂绝，亦但戢一时耳。”人类反恐反了几千年，总也反不完，要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是谈何容易，布什总统说了，长期着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换了有“大和魂”的日本人，方法更简单，肉票自个儿就把自个儿撕了，于名节无亏，还不给政府找麻烦。

　　此外，我们还可讨论一下，在古人眼里，劫持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行。中国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和汉《九章律》都以《盗》、《贼》为首。《盗律》的对象是盗窃财物罪，《贼律》的对象是人身伤害罪。上面说的刺杀，很明确，那是属于《贼律》。但劫持不一样，它虽有暴力挟持的特点，有时还真的把人质给杀了。但它和前者不同，杀人不是最终目的。古代劫持的多数，主要是求赎，为的还是钱，所以古人把它归入《盗律》的范围。《晋书·刑法志》说“旧律”的《盗律》，其所列罪名原有“劫略”、“恐揭”、“和卖买人”，“劫略”是抢劫财物罪，“恐猖”是敲诈勒索罪，“和卖买人”是买卖奴隶罪。“持质”是此类的补充规定，本来属于“科”，特点是“劫召其财”。它最接近的是“恐揭”，即敲诈勒索。这些罪行和《贼律》的罪行有交叉，所以《魏律》把它们分出来，立为《劫略律》。

　　一般的绑票，劫人是为了劫财，比如绑大款的老婆、孩子。但政治性的劫持不一样，它是以人质为政治筹码，跟政治对手讨价还价，比如曹沫劫齐桓公，要求的是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这就是政治性的劫持。汉代劫官员，有些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上面说的例子，地位还不够高。汉代末年，贼人特多，大家就连天子、公卿都敢劫。比如，读《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张让、赵忠等宦者，李维、郭汜等军人，他们劫持的就是天子、公卿(见《后汉书》的《董卓传》和《宦者列传》)。那时的时髦话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也是劫持活动。很多人都以为，只有白脸曹操这么干，其实这是那时的流行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劫持例子很多，但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项羽拿刘邦他爸当人质。《汉书·项籍传》说，楚汉相持，汉军畏楚，躲在山顶上，项羽架口大锅，说你给我下来，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老爹给煮了。项羽的办法太阴损，刘邦的办法也流氓。他说，我和你受命怀王，结拜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如果你非煮你爸，就“分我一杯羹”吧。

　　中国古代不懂人权，“击贼不顾质”，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上级、首长可以不管，老爹的肉都敢拿来分着吃，这是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地方，但现代人不也讲“不妥协”论吗?不妥协的结果，还是常常“顾”不了“质”。因为虑及人质安全，要钱(或其他条件)要命的矛盾比古代还大。更何况，现代人看重人命，实有高低贵贱之分。天下穷人的命，古代不值钱，今天也不值钱。天下富人的命，古代值钱，今天也值钱。美国人的命和伊拉克人的命就是不一样。恐怖分子跟美国赌命，关键就是不对称(实力不对称，人命也不对称)。看看美国有名的反恐电视剧(《二十四小时》吧，Jack爱老婆爱孩子，爱得要死要活，很能体现“家庭至上”的美国价值观，只要老婆、闺女被绑(导演是成心让她俩动不动就被绑架)，他就什么都答应，刺杀总统都行。这和中国古代的“不妥协”论正好相反。怕死不怕死，道德上的优劣是一回事，战术上的优劣是另一回事。这里关键是，拼命的事，躲也躲不过，怕死的碰上不怕死的，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有此考虑，我曾设想，假如恐怖分子把布什他爸(老布什)给绑了，布什该怎么办(中国方法不行，日本方法也不行)。

　　与刺杀相比，劫持更有头脑(商人头脑)，它比刺杀更老练，有更多的权谋在其中(以命换命，一直有价值计算)。现代欧美人的怕死(不怕自己死，还不怕别人死吗)是其下手之处。谈也不行，打也不是，拖延时间，假谈真打，是惟一对策。

　　然而，惟一的对策也是最容易看透的对策。


　　四、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灾难，一大悲剧，数量惊人的平民丧生其中，受害最大的是老百姓。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或曰“斩草除根”的“根”在哪里?所有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对比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回到文章的开头，这里做一点总结。

　　在“恐怖主义一锅粥”里，我们是否还可以理出一点头绪?我想，透视古今，从批评的角度反观，也许倒能明白一点。试试吧。

　　第一，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批评，最基本的一点，是它使用暴力，搞议会政治的人肯定不在其中。但搞议会政治的人，他们用投票表决，对外发动战争[案：学者多把美国的民主和战争对立起来，说是美国反对了美国自己，我不同意]，对内进行镇压，并不能改变其暴力的性质，而且照样会出恐怖主义。比如希特勒就是民选的总统。暴力当然可以是单向的，但更多是对等行动，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二，暴力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警察使用暴力就合法(当然也要按法律规定来使用)，流氓使用暴力就不合法(注意：警察可以约流氓掐架，挨个收拾)，这很简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国际警察，即使有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照样是很多事情管不了。联合国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枪杆子里面出公理(“凡尔赛和约”和“雅尔塔协议”，都既是战争结束的果，也是重起衅端的因)。美国可以随心所欲，想搭理了就搭理它，不想搭理了就叫它玩蛋去。国际间的暴力使用，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其合法性该由谁来解释，这一直是大问题(当然美国是以“国际警察”自居，而且定义了“国际流氓”)。强权政治还是支配一切。国内的暴力使用，也不见得都是一清二白(如自古所谓的“贼”、“匪”定义，要照蒋介石解释，共产党就是“匪”，反过来也一样)。

　　第三，暴力还有正规和不正规之分。恐怖主义当然是非常手段。有人说，凡不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向正规军人挑战或应战，而是用隐蔽的和突然的方式发动袭击，就不是战争是犯罪，这也不对。人类自有战争，从来就有两种战法，强对弱或弱对强。通常所谓的正规战法，只是前者。这样的战法绝不是惟一的战法。我们不能说，只有弱者用强者的办法对付强者才算战争。这在军事学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书都强调一点，谋略是和诈伪有关。而“兵不厌诈”的要义是：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如色诺芬的书就把恐怖主义当军事手段。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体现的是“两极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极端倾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战争论》)。即使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暗杀、破坏和收买内奸，作用也不亚于狂轰滥炸。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是从搏斗讲起，单兵的殊死搏斗，是战争的基本要素和原始形式。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恐怖就是战争的继续。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第四，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利益冲突转化为道德(或宗教的)说教，因而把暴力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坏，只能从政治目的判断(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复杂，很难按道德来评判)。现代恐怖主义，背景很复杂。冷战时期，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利益，美国支持的多是独裁政权(包括收容和利用日本战犯)，并人为制造了很多“捉对厮打”的地区对峙和地区分裂，撕裂殖民统治和战争遗留的历史创伤，引发宗教、种族、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现在的恐怖主义，更直接与美国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苏，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还有解体苏联的战略有关。恐怖活动的背后是政治。如果非拿道德说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们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谁，也就够了——敌人总是邪恶的。但这种说法不能提供标准。比如，同是刺杀，同是劫持，同是自杀式袭击，单就形式讲，我们很难说，它是好暴力还是坏暴力。自古以来，刺杀对象，主要是权贵和政要，但现在的恐怖分子反而很少干。大人物暗杀不易，小人物不值得暗杀。暗杀现在是高科技(用GPS和导弹打)，“匹夫之怒”未必玩得转(要玩也只能是自杀性袭击)。二次大战后，真正热衷此道的是谁?反而是美国的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后者尤精此道)。“斩首行动”或“重点清除”，其实就是刺杀，而且明杀多于暗杀。

　　第五，人们当作绝对标准的最后一条，即“袭击平民”，这点也有问题，至少作为普遍标准，还很有问题。现代战争的文明化是神话，无论当年的越南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平民的被杀都是数量惊人(很多都是故意，更不用说制裁期间死于病饿的平民)，远远超过各种自杀式袭击。我说过，手术式的精确打击，这并没有改变眼前的残酷事实，军人还是军人，他们不是医生。军人平民分不清(为什么分不清，这后面意味着什么)，出于防卫的不得已误杀，不过是借口(请对比上面所说现代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他们能离开这个“大现场”吗?“误杀”也太多了吧)。挑个缺胳膊少腿的小孩，送到欧美的大医院精心救治，很好。但先杀后救，毁而重建，是不是也太虚伪了点。它让我想起我在京都吊谒过的耳冢。日本名将丰臣秀吉征朝鲜，杀人如麻，堆耳成冢。冢前有碑云，这是仿《左传》“京观”，体现他的大慈大悲。他为朝鲜人吃斋念佛，超度亡灵。

　　总而言之，归纳上述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用层层剥笋的办法，把恐怖主义从一般的暴力和一般的恐怖行为中剥离出来，等同于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定义为“狭义的恐怖主义”。从事者自然是“恐怖分子”(凡性质不明或不便称说者，现在多冠以“武装分子”)。至于这类活动的起因，其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特别是作为其报复对象的另一种暴力，则往往忽略不计。关于后者，这里不能详谈。我只想说一句，即便是最“邪恶”的恐怖主义，也仍然没有离开《不列颠》的基本定义，即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注意：其求赎不是钱，而是政治条件)。对这类活动，以偏概全的道德批评最文不对题，也很难自圆其说。孟子问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回答是：“无以异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我看来，以暴易暴，虽有强弱之异，但总是对等行动。恐怖就是恐怖，白色恐怖是恐怖．红色恐怖也是恐怖，什么样的恐怖都是恐怖。特别是一切势同水火的行动总是互为因果，强势的一方总是身披光芒，弱势的一方总是如影随形，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往往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打架。当人们痛心于这类灾难时，那些“制造魔鬼，成就英雄”的政治家，你们是不是也应反躬自问。

　　即使最狭义的恐怖主义，根源也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一手遮天。我们低估什么也不能低估了美国的作用。大道理总是管着小道理。

　　目前，最狭义的恐怖主义，即国际主流定义的恐怖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基本特征上，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巴勒斯坦人用石头打坦克，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考古学家说，石头是最原始的武器(老百姓没有历史)。它和列强手中日新月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鲜明对照。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恐怖战术的出发点是不怕死(对方的说法，反而是“懦夫”)。这也非常原始。它常常让我想起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家吴起。

　　吴起是儒家，他以兵机见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爱兵如子而著称。但中国的恐怖战术，只有他讲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比方，“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照他设想，假如有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个个都像这种“死贼”，恐怕就是天下无敌了(《吴子·励士》)。

　　吴起后来死在楚国，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当时，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团团围住。他不愧是军事家，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吕氏春秋·贵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他以一死证明了他的兵法。

　　吴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个死人杀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厉鬼复仇(经常是在活人的梦中复仇)。我只听说过“自杀性袭击”(最能欣赏自杀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没有听说过“被杀性袭击”(很多动物，含毒带刺，是用这个方法)。

　　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事。

　　二OO四年八月四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我曾说过，世纪之交，无禧可庆。近来的反恐战争，不但未能制止和削弱世界上的恐怖事件和暴力冲突，反而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拙稿写成后，在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事件。谨以此文纪念丧生于这一事件的所有无辜死难者。

　　二OO四年九月九日。

　　原载《读书》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