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者的客旅——奥古斯丁的政教观 　　　作者： 刘同苏 　　 总24

奥古斯丁虽然并未专门阐述信仰与政治的关系，但他关于上帝之城与属地之城的学説，却勾画出基督徒理解政教关系的基本框架。奥古斯丁把基督徒定位为“朝圣者（ pilgrim ）”，这个定位成为理解其政教关系学説的枢纽。 1

朝圣者的定位

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朝圣者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朝圣者是尚未住进圣城的圣城居民；尽管身在客地，却属于圣城；他最终要居住在圣城中；圣城是他生命的终极归宿。朝圣者具有身在此岸却超越此岸的张力，显示了未达彼岸却已属彼岸的反合性质。奥古斯丁用“朝圣者”比喻基督徒，揭示了基督徒生命中的这种反合张力。

“朝圣”就是从不圣之地“朝”向圣地。区别“圣”与“不圣”是朝圣者存在的前提。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的目的，就是指出圣地（上帝之城）与不圣之地（属地之地）的区别 2 。属地之城是“邪恶天使与邪恶之人的共同体”；“属地之城为自己製造伪神，它随己意任拣对象（甚至凡人）指派为神，以便在祭祀时崇拜这些伪神” 3 。“上帝之城是上帝之家和上帝的圣殿”；上帝之城“不製造伪神”，“她自己就是真神的创造，她自己就是真神的真正祭品”。 4 如果上帝之城与属地之城的关系仅止于此，那些以为“信主就是不动脑筋”的人会因此省去许多烦恼，奥古斯丁也不会落下那麽多骂名。

不过，如此一来，朝圣者的反合张力也就消失了。为“反”而反，是没有生命活力的死概念；只有在“合”中反，才能在复杂综合的生活里活出真实的生命。对奥古斯丁而言，区别“圣”与“不圣”，仅仅是考察反合综合体的第一步。若不能经由所肯定的“圣”之一面而表达自己，区别不过是无实际生命意义的空洞观念。

两者混杂的对立局面

朝圣者面对的真正困难，还不是上帝之城与属地之城的对立，而是此种对立乃处于彼此混杂的局面之中。“在此世，上帝之城与属地之城从始至终彼此交织”；“这两个城市在今世相互交织和彼此混淆，直待到最后审判才将两城分开”。 5 在对立中守住对立，或在统一里执著统一，都算容易。真正艰难的事情，就是在对立中却不失统一，在统一里却保留对立。已经分别为圣的上帝之城，在今世却与不圣的属地之城分不开，这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命运。

如果把上帝之城与属地之城的关系看作概念般的黑白分明，那么，属地之城一定被视为全然邪恶，毫无可取之处。与这样一个全无善处的属地之城，上帝之城就不会有任何统一之处，从而，基督徒就像油与水硬被灌在同一个罐子里，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只是无奈地被硬按在这个与己不相干的不圣之地；这个世界变成了基督徒的炼狱，今世的旅途成为全然痛苦的煎熬，活在这世界就无异是一种外在强制下的被动和无奈的忍受。然而，奥古斯丁所说的“彼此交织”，并不是你死我活战线上的犬牙交错，而是有内在关系的共处；基督徒不是镶嵌在这个世界里，而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成员。

“属世之城不会永存；到了最后审判对它惩罚的时候，它将归于无有。不过，属世之城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它的善，并以此世所能达到的程度享用它的善。” 6 罪的世界里依然有善，奥古斯丁的这一论点直接源于其存在论。“所有的自然存在都是善的。（因为）没有一个存在不是出自至高至善的上帝。……就自然地存在而言，没有任何自然是恶的。恶只不过是对善的毁坏。如果善被完全毁坏以至到没有善的地步，那麽，存在也就不存在了。” 7 换言之，奥古斯丁认为，善是存在的本质；没有善，就没有存在。恶不是一种实存，而是对善的毁坏；恶不具有肯定的要素，是一种纯粹的否定。只要恶没有完全毁灭善，存在就尚存；反过来，只要存在还存在，就意味著其中的善尚未被恶毁坏殆尽。同理，尽管这个世界的根基已经被恶毁坏了，但并不意味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善存在。只要上帝还允许这个世界存在，其中就有善存在。“不能说属世之城所要的善不是善，因为以现世的条件，有此善总强于无此善。” 8

局部的善依然是善。譬如，二战时期纳粹的邪恶统治毁坏了社会人权，但不能否认，单就旅行而言，纳粹治下的交通规则仍然对人身安全有益；这一层次仍然是善的。“全然败坏”只是就生命的根基而言，不涉及具体领域。比如，既然人已经全然败坏了，上帝为什麽还要颁布诫命“不许杀人”呢？可见，从整体生命水準上而言，人固然是全然败坏的，但其存在的肉身层次依然是善的，因此上帝不允许人毁坏祂所创造的肉身生命。不论层次地一刀切，是忽略复杂生命的僵化思维方式。 9

共用善的事物

既然这个世界有善，基督徒与之便有共用之处。“与上帝隔离的民族是邪恶的。不过，即便这样的民族也热爱它自己的和平，而这种和平也不容否定；当然，由于该民族不能在此世正确使用这种和平，它在终了时并不能拥有该和平。但是，这样的民族在此世享有这样的和平，对于我们依然是有益的；因为只要两个城市仍旧彼此混杂，我们就应当使用巴比伦的和平，即使上帝的子民按照信仰应当分离于这样的民族，并在该民族中仅仅做朝圣者。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徒教导教会要为属地之城的君王和在位者祷告，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提摩太前书二 2 ）。当先知耶利米预言古时上帝子民被掳时，因上帝的启示而告诫他们要顺服地前往巴比伦，以耐心等待服事上帝；并劝告他们要为巴比伦祷告，‘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著得平安'（耶利米书二十九 7 ），现世的和平是善者与恶者共用的。” 10

“共用”意味著：属地之城使用的东西，上帝之城也可以使用，因为属地之城里有善的事物，这些善的事物对上帝之城有益。如果这个世界依然存在著善的事物，并且这些善不仅对世界有益，对基督徒也有益，那么，基督徒处世的态度就不应当是被动的忍耐，而是积极的参与和建设。基督徒对这世界之罪性的批判与超越，和对这个世界美好事物的使用和建设，两者并不矛盾。比如，性事方面的罪（色情）并没有取消性事本身的美好。在性事领域，基督徒超越世界的方式不是禁慾，而是以婚姻形式正确地享有上帝赐予的性事。禁慾的前设是：只有毁掉善的存在，才有可能毁掉附在善之存在上面的罪。若持该种态度，那么除非抛弃上帝的创造，就不足以消灭罪；如此一来，无异认为罪的效力大过上帝的创造和拯救。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善不是机械的物件，而是活的生命属性。善也有层次，属地之城享有的是“最低层次的善”，“但是，不能说属世之城所要的善不是善，因为以现世的条件，有此善总强于无此善”，毕竟“这些善无疑是上帝的恩赐” 11 。正是由于生命有层次，因此，全然而善的上帝之城与夹杂著善的属地之城，才可能于局部上有共用之处。不过，低层次的事物一定要服从高层次的事务。倘若高层次由善领导，低层次的善便可发挥其效力；若高层次由恶制辖，低层次之善的效力便会被破坏。 12 由此看来，即使在低层次上，上帝之城与属地之城可以同享局部之善，但在各自的生命中这种善却有不同的效力。在上帝之城内，局部之善同时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在属地之城，善则仅仅具有相对的、暂时的效力，整体上依然不能逃脱归入虚无的终极死亡。

对政治法律的原则

上帝之城会“毫不犹豫地服从属地之城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为维持今生生活所必需；既然今生生活为两个城市所共用，那么，在关于今生生活的事务上，他们就可能保持某种和谐” 13 。奥古斯丁关于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可以概述如下。

首先，今生的外部生活条件，是上帝之城与属地之城共用的。上帝并没有为基督徒另外造一种外部生活条件，基督徒依然命定生活在这世界之中。其次，为了维系今生的外部生活条件，属地之城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必需的。由此推论，基督徒服从属地之城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必然的。最后，基督徒对属地之城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仅仅限于今生的外部生活条件。

基督徒作为朝圣者活在世界上，表现出反合性的生命：在世界之中而超越世界。只有生活在今生的外部生活条件之下，并且服从维系它所必需的一切规定，才是活在世界之中。（那些在温室﹝非自然环境﹞里任意滋生﹝不服从自然规律﹞的植物能算是活在自然界吗？）而不接受今生外部生活条件、且不服从今世政治法律制度的人，就没有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中。

超越世界并不意味著不在世界之中。实际上，“超越世界”就是以世界为对象的超越；倘若根本与世界不搭界，还有何超越可言？超越世界不是不享受今生，或者不服从今世的规则。超越世界是在享有今生的同时却不被今生捆绑，在服从今世规则的同时却不受今世规则的束缚。超越世界不在乎是否外部处在今生条件或今世规则之下，而在于终极目的归属何方。

基督徒不是为了享受今生而享受，不是为了服从今世规则而服从。基督徒是为了永生而享受今生，为了上帝而服从今世规则。基督徒显明自己的超越性，不是从现存的外部状态，而是从终极归属上。世人为了享有今生而享有，从而，其意义随著享有今生的外在过程的完结而终止。基督徒为了永生而享有今生，由此，其在享有今生的过程里却获得了永生的价值。朝圣者不是因为身在圣城而圣，而是因为心在圣城而圣。 14

跨越门槛的瞬间

天才永远是天启的结果。奥古斯丁之所以清晰地把握了政教之间的反合关系，是上帝藉著历史条件启示的结果。由于世俗社会及其执政当权者的抵制与迫害，教会在进入罗马帝国腹地以后的数百年里，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基督徒一方面基于道成肉身的原则，而认同世人文化，另一方面则基于十字架上的原则，而不向世俗妥协。在这种反合性的运动下，教会不断前进，最终来到了罗马帝国主流文化的门槛。就是在那个将过未过的边缘顶点，反合性的双向运动最清晰地显示出自己的本质。拘泥于边缘地位，就难以把握整个文化；稳居主流的核心，又失去了边缘造成的张力。只有在跨越门槛的瞬间，主流文化整体与边缘冲击的对撞，才把遮盖反合性关系的迷雾完全驱散。数百年伟大的历史运动造就了那张力激荡的伟大瞬间，而奥古斯丁──上帝塑造的那个伟大生命──恰在那稍纵即逝的伟大瞬间，窥到了伟大历史关系的深层本质。

今天，历史又来到一个伟大的时代。经过一千多年来，中国教会从浮沉到浮现，终于从边缘来到了主流文化的门槛。最伟大的信仰与东方原创文化中心的对撞，将产生无与伦比的历史冲击，将裂变出前所未有的信仰与文化的奇葩。这是启示的时刻，真正属灵的眼睛必将见到人的智慧无法企及的奥秘。经历过唯一同类时刻的奥古斯丁，可以给我们许多有借鉴意义的眼界。

作者为宣道会牧师，目前从事写作与研究。

註释：

1. 王晓朝先生在翻译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时，沿用了一般的译法，将该词译为“客旅”。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朝圣的现象，译为“客旅”的确更便于中文读者理解。不过，“客旅”可以是暂居客地而终归故乡的客居者，也可以是不能回家而客死他乡的浪子。“客旅”一词没有译出“朝圣者”对终点的强烈归属感。
 2. “…the City of God is on pilgrimage in this world, … My task, as far as I shall receive divine assistance, will be to say what I think necessary in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ppointed end of those two cities.” 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the Penguin Group, 1984, p45-46.
3. 同上书， 782 页， 842 页。
 4. 同上书， 829 页， 842 页。
 5. 同上书， 842 页， 46 页。
 6. 同上书， 599 页。
 7. The Nature of the Good, AUGUSTINE: EARLY WRINTINGS, Edited by J.H.S. Burlergh, The Westminster Press, p326, p330-331.
8. CITY OF GOD, 599 页。
9.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即是一例。按该论的逻辑，凡社会主义的都好，即使田里的野草，只要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好；凡资本主义的都坏，就算出产粮食的禾苗，只要是资本主义的，就是坏。
 10. 同上书， 892 页。
11. 见上书， 599-600 页。
12. 参见上书， 600 页。
13. 同上书， 877 页。
14. 若是身心都在圣城之中，也就没有反合的混杂，也就没有辩证的生命，也就无所谓“朝”而直接“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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