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二、回城

三十年前那次高考，我们省在语文考卷上出的作文题是，1976年10月伟大的胜利。几乎每一个考生都在作文里，称那是一个金色的十月。可在当年那个十月里，我却怎么也看不到收获的金黄色，反而有点北方初冬灰蒙蒙的感觉。

1976年10月，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在我的人生旅途上，也在那个十月里，出现了一次转折：我被抽调回城了，从农村回到了市里，到省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工人。

回城之前，在农村最后那段日子里，我曾经历了一次艰难的选择，并险些错过三十年前的那次高考。如果在那一次，我作出的是另一种选择，不仅无法参加那次令我终身难忘的高考，而且我的人生也将是另一幅模样。

1976年初秋，市里的工厂开始面向农村知识青年进行大规模的招工。对我们这些插队刚刚满两年的知青来讲，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们公社（现在称为乡）分配的招工单位按所有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全民单位，另一类是集体单位（集体还分大集体和小集体，都是当年的用词）。招工名额男的多、女的少，加上老知青中女多男少。这样，按资排辈后，我们集体户的女生一个没走，而七个男生一个没剩。

刚开始招工的时候，我正在公社业余党校当教师，在给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领导干部讲“走资派为什么就在共产党内”。当我得知招工消息后，开始很犹豫，是走还是不走。因为在招工之后不久，就该轮到一年一度的招生工作了。按我的资历和表现，极有希望被选送上大学，尽管我也知道，公社里还有其他知青和当地青年，也一直在等待着这次上学的机会。

所以，当公社知青办的领导打来电话时，通知我关于这次招工报名及政审已经开始，并问我是否报名。我对他说的是：这次不太想回去。他说了句：你再考虑一下，尽快告诉我。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这么大的事儿，我想，还是要听父母的意见。但这一次，我和父亲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电话打到父亲单位，他不在；后来他打回来时，又没有找到我。最后，我只好请假专程回了趟家。

一回到家里，见到家里的状况，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上大学的希望变得很渺茫了。

我的父母都是很小就入伍当兵，参加了四野的辽沈战役，都属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五十年代的军队授衔之后不久，他们所在的军医大学整体转业，改为地方的医科大学，现在并称吉林大学。

父亲在文革初期就下了台，“反革命”、“黑帮”、“走资派”高帽子一大堆，批斗、游街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切，给性格刚烈的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和精神刺激，加上头部的外伤，母亲的身体状况一直在恶化，后来甚至发展到已经难以胜任简单的工作和日常的家务。

我有两个妹妹。当时，大妹妹正在中学的毕业班，很快也要同样面临着上山下乡的命运；小妹妹还很小，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父亲工作很忙，还要一个人里里外外操持家务，照顾母亲和两个妹妹，实在太辛苦了。

回到家中，见到父亲辛劳的背影，见到母亲凄楚的病容，见到两个妹妹期盼的目光，我心中那股上大学的念头，一下子变了，觉得自己应该尽快回来，帮助父亲照料这个家，承担起长子应尽的那份责任。

我把自己打算放弃留乡等待上学的想法同父亲谈了。父亲说：这样也好，家里也的确需要你回来。不过，你也不要灰心，你还年轻，回城后仍然有机会上大学，只不过要在工厂再多干两年。

返回公社的路上，我低着头默默地走了三十里路。别人都是高高兴兴地前来报名，我却为自己失去一个即将到来的上学机会而深感惆怅。

我回城后不久，就开始了1976年的大学招生。好几位留下来的同学或朋友，都被选送上了大学。其中，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学、中学都在同一个班级，学习成绩我略好于他，活动能力他略好于我。中学毕业时，他是班长，我是团支书。现在，他上学去了建工学院，我招工进了建筑公司；他成了一名大学生，我却是一个工人。

又一次在站台上送别。

临别时，面对着兴高彩烈、踌躇满志的他，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羡慕，也有一丝嫉妒；既为他能够上大学而高兴，更为自己遥遥无期的梦想一直没能实现而悲伤。

北去的列车驶动了，车窗里的他仍然向站台上的我挥着手。此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各自的心情则截然相反。

是啊，命运就是这样，谁也无法知道，在前方等着我们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