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sword [★轩辕剑★] 于 November 19, 2006 12:17:41

1.国家政权一旦被利益集团“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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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在9.18事变中轻易得手的日本军阀，为割断东北抗日武装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驻守在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被迫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奋起抵抗，史称“长城抗战”。

战争爆发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奉命北上“劳军”，顺便“真要看看怎样打法?酝庹秸?投阅谡秸?跹?牟煌?薄Ｋ?搅吮逼街?螅??? 看到了一幕中外罕见的战争奇观。后来他在自己的《苦笑录》一书中作了详细记载。

“奇观”究竟“奇”在什么地方呢？陈公博写到：

“其一，北平夜间每夜宣布戒严，把人力车、汽车截在街上过夜，而日本的军官倒坐了电单车，到处横冲直撞。因为北平戒严，照例要对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送通行证的，中日没有绝交，日本也有公使馆，我们还得送通行证，因此日本军官可以在戒严时期，通行无阻。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戒严，当然是对付日军，今戒严戒不到日本军官，而单戒了本国人民，这次仗从哪里打起？

其二，我们军队源源由北宁路输送，而北宁路照例要经过塘沽。为着辛丑条约的关系，塘沽就有日军驻扎，日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拿着一本日记册，对于我们的军队来往运输，人数若干，番号什么，军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紧的是使敌人不知自己的虚实，现在军队输送，一一要经过敌人的眼睛，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

其三，最滑稽的，于学忠（当时驻防天津的东北军将领）恐日军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御工事，日本军官听见，一定要参观，屡次要求，拒却不得，于学忠只得派了几个参谋陪他们去看壕沟。唉！这样滑稽，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①”

陈公博虽然后来追随汪精卫做了，但他的这本《苦笑录》却是在投敌之前的1939年写成的，被史学界公认为是比较严肃的。陈公博的记载也得到了当时随同何应钦到北平处理长城战事的内政部长黄绍竑的证实。黄绍竑在回忆中这样描述：

北平戒严后，“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次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见何应钦当面抗议。新华门守门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也只好让他带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见的时候，两个武叭毡颈?驼驹诟?啊：?br>应钦抗议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带同武装进行自卫。何应钦问他原故，酒井就说昨天晚上被哨兵盘问，并诳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他，因此他要带武装保护前来抗议。还说他与何应钦是旧相识、是同学，才来当面抗议，否则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何应钦除一面向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②”

既然“中央”派驻华北的最高官员都如此窝囊，对正在交战的敌方军官如此“客气和礼貌”，前线将士的士气和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果然，悲壮的长城抗战仅坚持了两个多月就全线放弃了。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虽然号称是军事协定不涉政治，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相当于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的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却可以随意出入，日本因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为什么会这样滑稽，这样窝囊呢？当时中国虽然还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但在日本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可以对日宣战，并同时废除和日本有关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驱逐日本的使节和驻军。那样的话，不就不会出现这样让后人读来仍然感到羞辱和哭笑不得的场面了吗？


现在看来，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号称是“最高领袖”，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被国际承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在实际上，他们仅仅是买办性质的江浙财团的利益代表，并不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的代表。南京政府是靠这个利益集团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和巩固的，“中央军”的很大一部分军费，要靠这个集团来替他们筹集，因此其内外政策，也就不得不以这个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和这个利益集团结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已经被这个利益集团所“绑架”。

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在一般中国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相当奇怪：东北三省已经丢了，华北危在旦夕，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关头”，那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最后关头”呢？其实如果从江浙财团的角度来看，就比较好理解了：东北也好，华北也好，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外。日本在那里的侵略仅仅是“疥癣之疾”，这时当然不能“轻言牺牲”，冒全面开战的危险立即宣战。只要能够把持住政权，继续苟安下去，比《塘沽协定》更难咽的苦药，也是可以咽得下去的。滑稽和窝
囊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微妙的考量还在于，北方越是战乱不已，遍布租界的上海和江浙一带就越是显得很安全，就越是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流入。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虽然北方一天天国土沦丧，但上海竟成了远东最繁华的大都会，有“东方巴黎”之美誉，至今仍然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陈公博赴北平前，去了一趟上海，就发现虽然“长城各口战事正紧”，但这里“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一切戏院、电影院、饭馆、跳舞场，还是纸醉金迷，肩摩辐辏③”。

后来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才非常吝啬地抽调了3个师的“中央军”北上增援，然而目的不过是“维持政府在国际上的面子”而已，并不想真打。但在靠近江浙一带的江西，他却部署了几十个师的“中央军”继续“剿共”——孰轻孰重，蒋心里是确实是有一杆秤啊！

国家政权一旦和利益集团结成联盟或者被其“绑架”，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命运，都可能成为随时可以放弃的筹码——这应该是长城抗战中的滑稽与窝囊以及最终失败所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

①见《苦笑录》（陈公博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②见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③同①，第190页

2、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内部整合并对外竞争

中国自从近代以来，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被强迫性地纳入了一个国际竞争体系。中国人怎样整合自己的力量去应对这个国际竞争，怎么样在这个国际竞争体系里面定位，或者说按照一九五五年毛泽东说法，中国将要怎样去解决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出路。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最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下诏书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接下来的国民党主流派蒋介石说“日本人来了还有亡国奴我可以当，共产党来了我亡国奴当不成”，再接下来是汪精卫的曲线救国选择，还包括共产党直接动员底层民众力量，这样一系列的重大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是对中国问题与处境非常不同的感受、表述和应对方式。

为把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充分地简化，我们就把这些选择按照“二分法”来归类，按中国社会阶层对比来分，可以分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他们开出的不同药方，就划分为精英主义道路和平民主义道路。我定位的毛泽东就是在平民主义道路上，他借助的力量就是平民阶层的力量。

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共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工商业如何顺利成长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急剧增长和农业生产条件不佳带来的民生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应对过程中，各个方面都需要回答怎样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怎样把中国做成一个合格的国际竞争实体？怎样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有什么可以借助的力量和优势？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完成内部整合同时赢得对外竞争的问题。

从晚明到清代到近代，中国的民生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哀鸿遍野”，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经常出现的，特别是灾害比较集中的黄淮海平原地区。淮河中游有一个民谚是这样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另一个说得更加清楚，说这个地区是“三年水灾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这些问题在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上，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历史上我们国家的中心地区是从中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加大，人口增长通过农业区域向南扩张来解决，中原的土地利用完了，刚好我们金属工具也开始使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砍伐大面积的森林来向南扩张，到明清两朝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包括珠江三角洲，都连续开发出来利用了。我们的人地矛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持续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近代我们看到，中华民族这一条出路被封住了，我们也有很多人下南洋，我们知道从西方殖民者过来以后，很多的华侨遭到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屠杀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条出路已经无法利用了。南洋有很多地盘可以利用，但是我们已经去不了了。去了以后，情况也是很悲惨的。这样就提出另外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人口的增长和我们土地利用率提高，我们失去了向外寻找缓和空间的可能，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实际处境，在这样老办法不管用的情况下，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人地关系的紧张表现方式之一就是灾害连年。

我们在描述中国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常常使用一句话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色人等在开药方的时候，也往往能够注意到中国庞大人口所隐藏的力量。在一八九五年兴中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他们就注意到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资源，他当时就想到要想办法利用这“四百兆苍生”的民众力量，把它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来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应对晚清时期中国的边疆危机。孙中山最后是在抱怨中国民众不觉悟中失败的，实际上真正能够把中国民众变成一股力量的是毛泽东。

二、 近代历史上精英阶层的努力过程回顾

从时间顺序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精英阶层是如果面对这三大问题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就开始了他们的努力过程，最开始他们认识到我们在武器方面有差距，想要通过这方面的学习和努力来，来弥补我们的缺陷，洋务运动后来是悲壮的失败了。洋务运动不行了，中国精英阶层就开始搞变法，这一部分知识精英意识到我们整个民族的力量难以凝聚，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与西方有差距，所以我们无法整合自己的民众，呈现一盘散沙状态，所以在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学习。再后来就是中国精英阶层主持进行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大革命，看来原来的旧官僚精英群体确实不行，通过两次革命成功，换了两拨好人和新人上去，总可以了吧，结果仍然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三大问题，社会矛盾继续在向激化方向发展，近代历史上代表着中国精英阶层真诚救国努力的三大步骤，都没有能够奏效。作为一个共同的特点，中国精英阶层设定的全社会努力方向，都是关涉他们自己的现实社会地位和职业利益所在。

不能说中国的精英阶层救国救民的愿望不真诚，不想要拯救中国。我们大家可能都有很深刻印象，比方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特意做了很多歪曲，目的是就是为了激发中华民族的竞争意识，他把竞争成败提高到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被淘汰的高度上。到五四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进一步激进化，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和科学两个方面，都提出要向西方学习，算是综合了洋务运动和变法的经验。同时激进的知识精英认为：我们以前的东西都是没用的，最好是割断历史，抛弃自己的文化传承，各个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这是精英阶层开出的药方，“革命性”不可谓不彻底。在实际过程中，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系列是我们国家精英阶层为了解决我们近代的历史性课题，所做出的全部探索和努力过程，从切实解决问题着眼，我们当然要“以成败论英雄”，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努力过程都悲壮性地失败了。而且正是因为我们整个民族，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都在等待精英阶层的认识进步，在等待他们的努力取得效果，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中华民族在这个黑暗中沉沦了非常长的时间，最后是底层民众在精英阶层的长期失败的前提下，最后是以自己的浴血奋斗和平民革命来解决问题的。

在这样一个长期过程中，由于精英阶层无法超越国际竞争失败的处境，中国有限的内部资源分配中，还要被帝国主义占去一份，结果基于资源分配的阶级矛盾更是激化，底层社会逐步丧失基本的生存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抗的成本和风险急剧下降，起义与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接下来的四九年的平民革命成功，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社会矛盾就一直是处于这样非常激化的状态。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使得国内银价腾贵，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银价上升一倍以上，而平民之间的结算和收入都是以制钱进行的，而给清政府的税收却是要以银两结算，结果加深了平民阶层的负担，激发和加强了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这是太平天国得到大量农民拥护的一个重大原因。

在我们这样一个穷国里面，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更大份额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精英阶层具有对平民阶层压倒性的优势。由于我们这样的穷国在世界上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上的竞争优势，精英阶层手上这些的优势对外是无效的，而是一种劣势。换言之，就是穷国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对国内平民阶层的巨大优势同时在对外竞争上的劣势。换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不能够赢得对外的竞争，但是却有巨大的优势压迫和掠夺国内的平民阶层。毛泽东给他们翘得高高的尾巴上贴上三张纸条，上面写着：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看来依据就是在这里。

我们以前经常提到一个我现在认为还是成立的说法，就是只要走精英主义道路，就很难避免我们国内的“阶级矛盾”超过了“民族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精英阶层的选择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从慈禧太后到汪精卫到蒋介石，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寻求对外妥协，寻求对内强有力地镇压。这种镇压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低程度的开发下，我们可供分配的资源是不足的，压制多数人的生存权需要，成为维护少数人优势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矛盾居于生存资源的竞争非常严重。精英阶层做这样的选择，不仅不能整合国内力量应对外侮，而且还往往要招致更多的外患。最后精英阶层自己也对自己的阶层表现产生了绝望，著名的西化学者胡适最后说“中华不亡，天理难容”，看来不走出精英主义的藩篱，就无法找到中国的自救之路。中国精英阶层在救亡道路上的失败，实际上就是精英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最后破产，剩下的事情就要看中国的平民阶层在历史舞台上怎么表现了。当然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对于精英主义在中国的最后破产的历史过程，不仅是讳莫如深的，而且是抵死不认，至今还在不停地辩解、否认和翻案，有一句民间的歇后语用来形容中国的精英主义者是很贴切的――鸭子死了嘴还硬。

毛泽东生前老是喜欢把“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并列，按照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结合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实际，可以合理地重新解读为“精英阶层与精英主义道路、平民阶层与平民主义道路”的对比。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平民主义道路的指路人的毛泽东，是如何在平民主义道路上提交答卷的。

三、 毛泽东的选择的竞争道路有什么独特之处

竞争永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优势，而且要把自己的优势，充分落实到资源分配中去，争取占据更大的分配份额，这样定义竞争的话，竞争永远是强者胜，强者自己主导竞争规则，实质上是制订有利于自己的分配规则，竞争永远是从属于“少数人利益最大化”这么一个目的。而竞争这个东西，又不是我能够选择而是被别人强加的，这一点毛泽东把握得非常好，针对中国精英阶层总是希望向西方学习的方式来摆脱困境的努力过程，毛泽东非常通俗地打了比方，把问题提出来“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今天美国总统小布什还在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他说中国是头号竞争对手。从过去到今天，竞争这个东西总是强者强加给弱者的，在国际上是强国强加给弱国的，在国内是精英阶层强加给平民阶层的。西方规定的竞争方式，简单化的理解就是：武器先进者胜，经济技术优越者胜。在这条路上，应该说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包括他们采取的三大步骤，都是简单地学习西方的现成竞争方式，先是通过洋务运动要缩小与西方的武器差距，然后是要跟随西方的制度，最后是要把自己的历史全部割断，然后再去跟西方竞争。

中国精英阶层开出的各种药方，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去发展难以与西方抗衡的武器优势和物质技术优势，和西方竞争。而完全拒绝在特定而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思考我们在没有经济技术优势的情况下，要靠什么来参与竞争的问题。中国近代面临的就是在没有西方那些优势的情况下，在被动卷入的情况下，如何加强自身的竞争力问题。我们看到，竞争还有另外的方式和道路，毛泽东提出的是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我们也很熟悉，叫“上下同欲者胜”，这是先秦时代孙子最先表述的。其实军事思想是最彻底的竞争意志和技术表述，毛泽东开出的竞争药方，是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泽东是真正具有竞争头脑的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中国精英阶层跟在西方后头亦步亦趋的思维方式绝然不同；毛泽东把这种跟在西方人屁股后头只知道照办照抄的言说方式，讥笑为“言必称希腊”，并正式命名为“奴隶思想”（指代右的方面）和“教条主义”（指代左的方面）。

毛泽东选择的这条竞争道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针对性。第一，我们的人均资源是有限的，而且缺乏竞争优势去汲取外部资源，只要在中国采用精英主义道路，必然导致国内的矛盾激化，导致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这是中国近代外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不能完成内部整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第二个层面上，毛泽东主张一条平民主义道路，就是要把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吸引多数人的积极参与，去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目标；才能把整个中国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整合起来，用于发展自己的工商业，用于实现自己的工业化，用于改善自己的基本民生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弥合整个社会的阶层分裂，拧成一股绳，用共同的力量一致对外。

毛泽东选择的这样一条道路，经过近代历史检验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四九年的革命成功实现了真正的国家和民族独立，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让最大的帝国主义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竞争意志和力量，认识到与中国为敌是极为不明智的。尼克松在1971年说中国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这就意味着他承认如果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了，那么美国就无法用战争或者其它各种手段来加以威胁，借以实现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跟中国为敌的话，成本和风险太高而收益却一无所有；显然尼克松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在经济和技术进步上有多么大的成效，已经让他们感到了威胁，而是意味着他认为无法跟完成整合的中华民族竞争，这个竞争的成本和风险太大，所以他要放弃。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以反帝反殖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这个革命的逻辑结束点，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到达的。在这一年中国在美日极力阻扰的情况下，成功地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这也是中华民族不能主导自身命运、长期受奴役这样一个阶段结束的重要标志事件。

在一九三零年，毛泽东公开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如果用很通俗的语言来进行表述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蒋介石这帮蠢材，他们要在国际新殖民主义体系里去就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必然要成为资源流出地区，我们的工商业在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压力下是难以发展的，我们国家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也是不能顺利成长起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条件去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家不能长大，资本家的范围无法扩大，蒋政权的政治基础和依靠力量就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在国内蒋政权跟富人站在一块，有限的国内资源分配上，还要在政权的扶持下极力向富人倾斜，穷人就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权。而生存权的失去，是革命的一个临界点，如果多数人没有生存权的话，就意味着造反和革命的机会成本为零，这个时候反抗与革命的星星之火，就会迅速蔓延起来。所以不是工人阶级最革命，而是毛泽东断言的“人愈穷，才愈要革命”。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在中国是谁最先失去生存权呢？是广大的农民，如果我们共产党坚定地和农民站在一起，我们就赢定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人数最多。

我们看到后来的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地证实毛主席的判断。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共军在国民党“剿匪”的情况下，不是越剿越少，而是越剿越多，这个仗国民党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赢的，除非他把中国农民都杀光。这一仗无论共军狡猾不狡猾都是赢定了，共军狡猾的话，大概可以缩短战争进程，不狡猾的话也必然要胜利，这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毛泽东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比蒋政权的飞机加大炮厉害，这是因为武器上的有限差距，最终不能抵消人心向背上的根本差距。毛泽东深切把握到了民众选择不选择谁，才是决定战争胜负最关键的因素，所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归结为“人民战争思想”。

3.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这也许根本不是一条天堂之路，但却确实是一条强国之路。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俄国、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当时恰恰是一种可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那种野蛮剥夺（请回顾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种植园制度、充满血腥的开发西部运动，以及18～19世纪残酷的美国劳工制度）。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清教徒伦理也促进了早期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1949年后的40年来，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我想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由1949年一个经济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实际上，若就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标准看，也就是说，以钢铁、能源、机械等资本资料产量（即霍夫曼的标准）以及国家总体实力为衡量标尺，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可评价为相当成功。

苏联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强国行列。中国亦于1949革命后，经三四十年间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大国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中国式工业化模式曾被第三世界国家于取得政治独立后广泛效仿。

所以，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1949年选择的发展道路，都的确没有错误！

4.从几个方面谈当年的大饥荒是美国的滔天罪行,让美国的政治制度去面对中国50年代初时的国情和接下来长达30年的国际封锁，结果会如何？

一个方面，任何国家都有经济失误的时候，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政府，也还是有经济上犯大错误的时候。不光中国如此，国外也如此。象前几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也受到冲击，但损失远没有其它那些国家那么惨重。那么和中国相比，那些损失惨重的国家的领导人就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导致国家都赔光，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讨。而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不帮忙，如果这些国家被军队团团包围起来受到经济封锁，那么这些国家也一定会饿死人的。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会不管这些亚洲国家的，尤其不会不帮助南韩和台湾，因为帝国主义要靠它们“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而非洲国家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不管非洲。所以非洲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量地饿死人。

一个国家粮食减产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这个国家是开放的，周围没有敌人，没有军队团团地包围住，粮食不够可以进口，没有钱可以贷款，因此是不会饿死人的。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受到了美国等全世界各国的敌视，不承认，军队包围和经济封锁。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看作是“土匪”盘踞的地方，美国人一直把台湾政府看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在想让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并派第七舰队帮助蒋介石，中央情报局也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训练特务渗透中国大陆。这就使得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好比当年的苏区和边区的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关系。当时蒋介石也一直是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而共产党为了打破封锁，一方面组织大生产运动，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从敌占区买回粮食来。

当然，在三年饥荒时期，共产党也一直在努力地想办法进口粮食，也成功地进口了几十万吨粮食。但是，生意是难做的。因为既然你是土匪，和人家没有外交关系，就没有信用，人家商人要卖给你东西，就不能欠帐，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给人家什么钱呢？人民币人家是不要的，是不承认的，那么就必须有外汇。而外汇怎么获得呢？你必须有东西卖出去才有可能弄回外汇，而中国当时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卖出去的呢？当时的工业体系还没有建立。所有这些都使得交易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在不可再生能源石油的利用之前，人类一直受马尔萨斯周期率的困扰，就是人是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只按算术级数增加，加上科学不发达，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是无可能养活六亿人口的。清朝末年的四亿人口，就已经到了马尔萨斯周斯的未端，已经开始连年灾荒不断，一有灾荒就大量饿死人。

而中国自1949年建国开始，还有苏联的援助，苏联给一些石油。但自从1959年中苏交恶，苏联大批撤走专家，断绝石油供应，或者逼中国还债后，才肯给一点点石油。那么，一些天气，在有石油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算灾难，比如说用旱灾用抽水机抽水，水灾则排水，用机械耕地，这才能够养活六亿人口，完全用原始农业的方法根本就不可能养活六亿人口，除非年成特别特别地好，该下雨时就下雨。而化肥也是靠石油为原料生产出来的。在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养活六亿人口的。

而1962年大庆油田出油，我这里说的是出成品油，而非刚刚发现石油。因此1962年中国结束饥荒。即使在文革中，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彻底失控，可以说比大跃进荒唐几百倍，例如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样的极左行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文革期间没有饿死人，就是石油之功。

那么看看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美国惯用经济手段作为一种军事上的手段的。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就使用绞杀战，全力攻击中共的后勤，试图使前方军队弹尽粮绝，而且我方一开始没有经验是有惨重损失的。

美国同其它的敌人不同，它采取的每一项策略，一定是科学家们判定了有可行性才干的。比如说因为恨中共，于是造一个代表中共的娃娃每天往上扎几针，这件事情是迷信，是没有效果的，而美国就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因此，美国决定对中国大陆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一定是经过可行性分析，认为一定有效果才这么干的。比如说美国现在对伊拉克的封锁，伊拉克因为营养不良问题造成一百二十万人死亡，肯定是在美国科学家们的预料之中的。

因此美国的科学家们在决定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一定经过计算，一定认为这样的经济封锁中国将撑不住，一定会崩溃，这才实施的。

那么怎样衡量一项战略战术的是否成功呢？比如说向对方进行炮弹射击，就希望这炮弹能够炸死人，如果放了空炮，没有炸死人，指挥部的情绪一定是沮丧的。而如果经过侦察发现对方被炸死几十人，说明炮弹的效果好，指挥部里一定会有喜气洋洋的气氛，大家一定高兴得举杯庆贺。那么美国指挥部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也是希望看到经济封锁的效果的，如果封锁了半天，人家毫毛未损，经济还发展了，那么经济封锁的效果就是0，就是失败的，指挥部里的人一定垂头丧气的。而如果收到消息，说是饿死了大批的人，那么指挥部里的人一定会欢呼起来，相互拥抱，举杯庆贺，庆祝经济封锁这个策略成功。

我这里说的意思是，美国方面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人民困死饿死，饿死的越多，他们越高兴。也就是说，从犯罪学的角度上说，美国即有犯罪动机，它们实行经济封锁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民饿死，又有犯罪手段和能力，实施了经济封锁，又达到了效果，确实有很多人为此而丧生。所以说，当年大饥荒是美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再说一个问题，美国是在1979年同中国建交的，而在1972年美国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从那时起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在朝鲜战争停战签字的1953年就同中国建交，或者在1954年，1955年，直到1966年同中国建交呢为什么从1953年到1972年之间美国不考虑同中国建交，一直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呢？这是因为美国一直还惦着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反攻大陆，一直认为大陆的共产党政府是土匪政府。可以说美国一直在试图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它扼杀在摇篮里。

试想象这么个模拟实验，将世界上任何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比如说日本，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用现代化的军队团团地包围起来，所有国家都不同那个国家建交，实行严厉地经济封锁，这么包围上三十年，这个国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饿死人吗？会出现狂热的宗教情绪吗？我认为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

而就是在这被全世界敌视，被团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中国从一颗螺钉都要进口，到能够生产出坦克，大炮，导弹，汽车，军舰，卫星上天，核弹爆炸绝大多数人民从不识字到大多数人都有文化，这难道不是奇迹么？美国人其实认为这是奇迹的。

但是如果让美国的政治制度去面对中国50年代初时的国情和接下来长达30年的国际封锁，结果会如何？

总有人喜欢说美国的“民主自由”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这种论点最重要的论据无非是今日美国的富庶。

但是这种富庶背后的猫腻是什么？

博论曾有右派为资本主义辩护道：

“马克思万万没有想到的花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资本论不但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而给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调整在发展的良机，国家资本主义的登场通过福利等国家调控极大的缓和了阶级矛盾，致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法让老马的预言成真，相反在欠发达的如俄国和中国等地，共产主义运动却有所作为，这很大程度在于这些地区缺少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所致。。。

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处自身还没法满足的阶段，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关心与缓和阶级矛盾了”

以上言论实际上自打自脸地承认了一点：美国的平民阶层之所以有好日子过（历史上是二战以后），是因为美国的精英资产阶级自身已经满足了。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精英资产阶级两百多年来在国内国际上作了多少损人利己，食人而肥的事才达到了这种“满足”？而即使是满足后的美国统治阶级对内又是怎样的为人民服务？

新别的不说,美国去年有3500万人吃不饱，其政府用“缺乏食品安全”取代了以往报告中的“饥饿”字样
美国总人口为3亿，现在竟然有10%的人饿饭，美国政府有着全球最富裕的财政收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掠夺国际资源、还有最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分配所得，却仍然解决不了自己国内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而接下来，美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这种“满足”，又要在世界上作出多少丧心病狂的事？？（美国的假民主注定美国平民根本无力阻止统治阶级的作为）

一个曾经屠杀了几千万原住民奴役了几百万自由人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国家，一个为了鹬蚌相争自己得利而不去阻止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军事扩张的国家，一个看到时机成熟需要收网渔利而不惜牺牲珍珠港几千海军将士生命的国家，一个为了全面掌握核武技术了解杀伤性能而用30万忠心耿耿的同胞兄弟作核武器试验品的国家，一个为了掩盖自身虚假民主政权本质公然暗杀发誓公布其真相挑战其权威的爱国总统却无法为殉难者声张正义的国家，一个为了内压外释捞取军工利益四处挑起战火使自己的人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一个把撒旦的口头禅“自由”放在公正平等之上却用金钱文明兽欲信仰奴役世界的国家。在用一场自编自导的苦肉计杀害自己2000多平民去进一步推进其新尼采主义全球霸业进程的时候，又有什么是它不会去做呢？！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对于中华民族，乃至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意义，终会有一天被历史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