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风窗
策划人语
寻找边界，就是寻找游戏规则。之所以说它是中国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权力意志主导、丛林法则、或者是非信任型的交往规则，已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存造成了很大伤害。
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然有深刻的经济上的原因。2006年发生的事情，大致说明，中国经济模式某种程度上碰到自己的界限，要寻找新的动力。
在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今天，无论是头衔颇为时髦的“中产阶级”，还是沦为边缘的城市贫民，都遭遇“边界”问题的困扰。
最终，寻找边界，就是要去观察，在得到经过多年建设形成的物质繁荣之后，对我们这个共同体而言，决定我们能否休戚与共的致命问题是什么。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权力边界，最终都是要试着回答，除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之外，我们这个共同体还有什么价值财富？
回溯到1903年，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在汉语文化体系中第一次将公域与私域的界限问题凸显出来。群己权界，就是无法缺失的宪政一课。
这是新探索的开始，为了中国梦。
——本刊编辑部
为什么寻找边界？
本刊记者 赵 义
在2007年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提出寻找边界？相对于各种改革话语，寻找边界为什么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并且不仅仅是“新瓶装旧酒”？
所谓边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界限。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各种界限逐渐出现的历史，比如政府干预领域和市场调节领域的界限，私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家族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界限，政党运作与政体运作的界限等等。这些界限的出现，都充分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新的价值观形成的开始，是堪与美国梦相匹敌的中国梦逐渐形成的前奏。
但所有这些具体的分野，为什么到今天没有带来“有机性团结”逐步加深，反而社会分裂不断加大？所以，寻找边界首先不是去寻找这些分野的特色模式，而是现在影响我们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致命问题。所谓寻找边界，就是试图去解释致命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通过寻找，最终回答我们是谁，也就是确立或进一步确立民族价值观。综观大国崛起的历史，无不都经历类似历程。比如没有“封建主义”传统的美国的奴隶制问题，近代德国崛起前的小邦林立，中央权威缺位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道路的拨乱反正等。
在党政全力推动(除了个别时期)经济建设中心近30年之后，中国的共同体建设的边界问题是如何出现的？
阶层的角度
如果从社会阶层这个角度看，那么，人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不同阶层的地位的变化纷繁复杂。改革之初，原先的部分边缘人群，成长为后来的经济精英。城市改革展开之前，农民阶层是得利者，后来三农问题慢慢显现。在长期推动建设的过程中，官员阶层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承受与社会落差日益加大的困境。以至于今天有学者说：“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
到今天，阶层的分野日益明显。新的阶层逐渐成形，比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阶层。不同力量的阶层在占有资源上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占有资源相对多者，似乎都有魔咒附在身上。民营企业家阶层逐渐壮大，但原罪问题一直萦绕不去。挤破门槛的公务员招考，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阶层已经扭转了以往的不利境地。官员数量的庞大，升迁机会的稀薄和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缺位，都使官员阶层的价值实现被扭曲。腐败的规模之大，已经到了要讨论是不是大赦的地步。这使得任何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转变(比如收入达到社会中等收入水平)，都遭受社会的质疑。城市中产阶级虽然被赋予社会稳定器的高大期待，但其对更下阶层的政治态度还面临许多考验，比如在资源分配上，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城市反哺农村”？在政治权利上，能否接受外来人口与其同样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
占有资源相对较少者，其接受国家资源分配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着正义原则的拷问。比如说两个反哺下的新农村建设，财政预算还没有真正去安排，过度保护，形成刚性利益的担忧之声音就不绝于耳，虽然这个民族对剪刀差的历史仍然没有完整解答。城市贫民阶层自然也有很多并不倾向于将个人的机遇归于先赋性因素。
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是，一个阶层靠排斥其他阶层，挤占其他阶层的资源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满足自己的需求。比如官员阶层通过过度市场化改革筹措财政资金，保证政绩，罔顾民生，房地产开发商压制业主的自治权利，企业家靠挤压人力资本来谋求利润。
有些对掌握资源较少者的照顾，实际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对其他阶层资源的挤占。虽然有社会稳定的大局，但由于没有透明的政治议程，也会埋下阶层之间裂痕的种子。这当然不是主流情况。
2006年的努力
和谐社会理论的成型标志着阶层之间缓和关系的政治努力的开始。我们发现，执政者的大的动作大概包括，推行新农村建设；推动国企向国家分红，补充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治理社会保障基金挪用；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提出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同时，新华社发表的一篇社论承认：“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专门加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内容。这是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首次将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中央决议。2006年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一项就是“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特别词汇。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这些领域，一般来说都属于资源挤占比较严重的性质，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也是掌握资源较少的群体。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恰恰说明没有更好途径下，掌握资源较少者冲击日益固化的资源占用格局势必采取激烈方式。
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一个主流的乐观的声音认为，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涉及经济利益，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并不极端困难。也有人从中看到了正义规则的生成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那么将是各个阶层受益。因为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共同体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即使在共同体成长比较成熟的国家，掌握资源较少者通常也是通过“社会运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谋求自己资源的。
从政治上说，2006年，执政者双管齐下，一方面进一步打击分利式的官商利益输送，一方面对群体性事件从严掌控，特别是在法律上作着积极的准备。执政党期望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化解日益严重的阶层之间的分裂，来获得战略机遇期的稳定。
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化解利益冲突还是属于“国家建设”(state-making)范畴。这种思路最终关心的还是政权体系的效率，正规化程度等。这方面并非不可为。现代社会自然应该有一套发达周密的应付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机制。但就政治家是承担民族使命意义上而言，远不能局限于此。它必须对影响我们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致命问题作出回应。
中国改革，期待重生之鹰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先行者的感悟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但是在40岁的时候它却要面临一场劫难。这个时候，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变得又浓又厚，使得翅膀越来越沉重。
这个时候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历一次痛苦而漫长的蜕变。在这个充满煎熬的蜕变过程中，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然后，它要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留下斑斑血迹。在新的趾甲长出来后，它还要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可以重新开始振翅飞翔，度过后面30年的岁月。”
这是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2006年的感受，他把这段听来的故事，写进了自己2006年的公司总结里。
2006年对于TCL来说是沉重的。因为国际化之挫，TCL到这一年的年底，不得不对重金并购的欧洲业务进行重组。TCL，这个中国企业先行者，因而进入了文化反思期。
李东生文章一出，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沿着中国改革道路一路高歌而行的这家标志性公司在2006年的反思，正与中国的改革之路同步。决定着TCL存在和成长的中国改革之路，在2006年也面临着一半是海水、一样是火焰般的境地，就像那只40岁的鹰，需要击喙、去趾、换羽，获得重生。
美国镜子里的中国成长
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新上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进行了他第二次访华。9月份，保尔森以新上任财长的身份首次访华，宣布了中美之间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仅仅在3个月后，美国派出的代表团阵容强大到令国人吃惊，其中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商务部长、环保署长、卫生部长，甚至一向被美国人视为经济风向标的新上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都列入了代表团的名单。在一天半的谈判过程中，他们向以中国政府副总理吴仪带队的中国代表团开列了包括贸易不平衡、能源、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开放、双边经济关系等六大类谈判菜单。而从谈判内容的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经济已经从单向需要走向了双向需要——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美国市场，同样，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经济上的对等——虽然现在还不是完全对等——意味着美国高官们不一定能拿到他们所想要的全部东西。这比单纯政治上的强硬更让人尊敬，中国现在是以一个平等的姿态来谈判了——人民币汇率变动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美问题；市场开放，中国不会按美国标准来进行，而这种委婉表态的背后是以中国经济强力崛起作为后盾的。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现在可以对全球最发达，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表达自己的意愿了：我们得按自己的速度来。而这种意愿的表达，是基于精确的算计和中国实力的变化而得出的。如果有利，可以让步——在知识产权、能源、贸易不平衡上，本着负责任的姿态，中国可以让步。但让步不是按美国的意愿来——在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还得等一等。
这才是自1840年以来无数中国人梦想的真正时刻。数千年来，中国一直以“中央大国”而自居，直到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世界已经变了。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必然学会按别人的规则行事。西方世界把文明程度体现在枪炮上让中国改变自己农耕文明的规则：必须工业化、必须贸易自由化、甚至必须“穿西装打领带”，按“文明世界”的行为逻辑去思考。而现在，中国终于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规则了。不错，中美还是达成了很多共识，而且中国代表团在解决贸易不平衡上也付诸了实际行动，4张总值为5.5亿美元向美国进口的贸易大单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西方对中国产品依赖的加深，现在这个落后了一百年的国家进入了大国俱乐部，至少从总量上，中国已经让人注目了。在经济上制定着全球规则的美国，现在要听听中国的声音了。不是吗？美财长保尔森在北京承认美国的储蓄率过低——美国人开始承认它自身的经济也存在缺陷了；而美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则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现在“以人为本”的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真正希望理解中国式文明了。
美国人的态度是一面镜子，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现在保尔森领队的美国高官代表团在与中国开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时低姿态的表达，反映了一种融合。当中国已经学会用世界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世界的声音里也有了中国腔——这种腔调，是基于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到处都是的中国产品，它们的优质低价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
其实又何止美国人开始重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无论是哪里，人们都能通过中国产品感到中国的力量。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中国制造”已经遍及全世界，2006年的中国已经把眼光转向非洲，到那片神秘大陆上去开辟新的市场成为中国商人们的最新热点。
在全球范围横冲直撞的中国产品在受到“低价冲击市场”、“在国内留下了血泪工厂和污染”、“未能创造出自有品牌”等指责后，却以数十年积累的总和，挣得全世界越来越重视中国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真正掌握了制造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是有它的地位的。如果它能持续发展的话，从制造之中，会延伸出品牌、技术甚至文化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能实现持续的发展吗？中国制造能演变出中国品牌、中国技术和受人尊敬的中国文化来吗？通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展现在世界面前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中国模式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28年来中国模式发展的起源和动力所在：人民渴望幸福。就在专制达到高潮的“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边缘性国家，当中国在1978年再一次主动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一个日本记者记录下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中国重庆的一个大型企业中，出厂于1840年的英国蒸汽机还在使用，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量相当不错；今天赫赫有名的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到工厂之后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工人不能在厂区随地大小便。在此时，处于社会边缘的一大批人，都已经被生活逼到了最底层。今天的中国低压电器之王南存辉，在当时是一个鞋匠；今天全球万向节之王鲁冠球，当时是浙江萧山农村的一个不务农的农民，游荡于社会体制之外，靠给人修自行车为生；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是小岗村18位农民，而他们创造出这种制度的起因，是因为过低的产量使他们食不果腹。这种底层力量在一点点地蓄积着，悄悄地制造着社队企业、小商小贩式的社会变革因素。
幸运的是，这些因素，遇上了一群抱有为老百姓改善生活这样一个朴素想法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之时，除了关注新干线的高速之外，还关心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他在日本问，北京的老百姓冬天生煤炉烟尘太大，日本有没有可以直接点燃的无烟煤球，中国可以引进。正是出于为民生计，邓小平亲自开始了一系列招商活动，他会见荣毅仁，让这个老工商业者重上舞台，建立中信公司；他会见霍英东、包玉刚、松下幸之助这样的商人，让他们和他们的公司到中国来，用他们的生活和行事方式，给中国树立起一个新的标杆。中国人应该有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山装包裹着的一群手持粮票、布票排队等待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民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邓公最著名的话语
从这里启动的“中国模式”自此之后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口优势加上宽松的政策使得下海快速致富成为可能，中国的低工资水平和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使效率更高的私营企业和更为成熟的跨国公司的发展令人羡慕。当国企的普遍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最早的私营企业主年广久已经拥有了百万家财。于是更多的人下海创办出更多的企业，进而使中国工业的产能迅速超过了国内需求。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消费者需要排队购买变成了有选择权的主人。同时大量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产能转向了世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农民由于人多地少，效率低下而不断地涌进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把中国的人口优势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低工资、高产出，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凝结在产品上就是低价格。这就是一直发展到1998年之前的中国模式，通过释放劳动力价格的优势进行初级加工，取代进口并大量出口。这种中国模式的力量，到现在还在继续。它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到2004年高达70%。
一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就是这样的模式。对低成本的追求使占有全球市场份额60%的比亚迪电池更多地采用人力来代替设备生产，因为中国的人力成本低于设备投入成本，也使得外贸最为发达的浙江宁波地区农民采用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在管理精细化和对人力成本的计算达到了一个无以伦比的高度，记者在宁波慈溪采访时看到的工厂是这样的，一幢家居的农民房边上搭了一个遮阳棚，里面的工人生产着宁波地区DVD企业的外壳。没有工厂建造成本，没有管理成本，再加上很低的工资，而制造出来的DVD机外壳完全符合工厂要求。这样的高度专业化带来的竞争力谁能比得过？中国模式的核心秘密，正是在这种小小的家庭作坊里。
1998年未受重视的信号
中国模式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相对于俄罗斯对经济的休克疗法，中国增量式的经济发展1998年之前使得大部分人都从改革中得到益处。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并使大多数人都得到好处，是中国模式的最根本所在。而这种模式以软着陆为特点，追求发展和稳定的协调，在世界范围内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式发展的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这种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在1997年到1998年之间，受到了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巨大影响。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汇率变化和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的影响，中国产品不得不面临着更大的竞争。一份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2000~2003年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相当于当年GDP1~1.2%的损失。
为了保住GDP的增长，中国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再次启动国内消费，成为1998年之后的政策选择。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大领域成为下一个改革方向，市场化进入了这些带有公共产品色彩的领域。以这些大宗产品的商品化来带动国内消费一时之间引起了巨大的热潮，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被商品房和高等教育收费打开了钱包。
但是对于199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必须看到的是，首先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举债的政府投入为主，这种投入在拉平了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外，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虽然政府投入的都是效益良好的基础建设项目，但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这些大型项目在此之后必须按当时的投入来保持清偿债务的能力；其次，带有公共品色彩的产品在被市场化之后，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负担则更为沉重；同时使实质上控制着相当多资源、急于着眼发展的地方政府把这些资源变成收入而投资于地方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出现了相当大的不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带来的城市化成本的提高很快就反映在企业成本上，人力资源成本开始上升。不仅如此，由于竞争激烈，国企产权改革之后大量相对成本较高的冗员下岗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稳定成本的提高。中国社会从此开始出现了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群。下岗国企职工为上升的医疗费用、涌向城市寻找机会的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农民为昂贵的房价、收入微薄的农民为子女教育付出的代价几乎让他们无法承受。从1998年开始，“内需不足”这个词就始终缠绕着中国发展的命运。
不过在1998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给中国以新的机会。互联网和通讯新技术的产生、发展和融合，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群，而且带动了早已出现的电脑产业的迅速发展。而在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应用有着巨大的基础人群作为后盾，这为社会就业和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在这个产业里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于后来的联想可以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门。那一次被人们看作是风险很大的并购最后获得比较好的后果，在于成本降低。联想掌门人柳传志事后的解释说，IBM公司出售电脑的毛利率为25%，而联想只有14%。由于总部摊销费用的降低，会像拧毛巾一样把盈利拧出来。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化，部分地消化了中国制造在当年的困境。所以虽然199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保七争八”(即保证国民生产总值7%的增长，争取达到8%的水平)这样一个转折信号，但由于政府采取了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开始了部分带有公共品色彩的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加之信息技术产业的出现和这个产业在中国几乎与全球同步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经济减速这种信号未能引起中国整个社会的重视。中国经济的列车在投资拉动、全面市场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市场这三驾马车的带动下继续隆隆向前。
入世之后的挑战和机会
2001年的入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长期而言，入世将使中国全方位地融入世界。但从短期来看“中国入世”这个新生事物，甫一临世就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其优势已经通过20年的释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像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入世前国外对中国产品确实存在种种限制，但后发而灵活的中国民营企业早就已通过转口贸易、国外设厂等方式规避了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纺织产品的全球占有率已经达到了80%的份额。进一步的增加必然导致国际产业生态的不平衡。由于中国民企的成长尚需时间，生产高端附加值较高产品的企业，现在都还处于国有体制之中。由于入世所要求的开放政策，面临着跨国公司巨大的竞争压力，短期之内，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增高变成了“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的助力剂。
入世5年，挑战和压力日益增大。一方面，由于一大批公共品被市场化后，中国人力资源价格开始上升，同时这些产业在中国的高集中度使得中国购买资源的价格迅速上升：2006年，无论是铁矿石、有色金属还是原油，基本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国际资本在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热潮之后把下一步的成长希望都寄托在“分享中国”上。而另一方面，20多年市场化中改革最大的缺陷，即全民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国内矛盾日趋尖锐。面临竞争的企业要求压低成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传统的中国人力资源优势；而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老龄化浪潮即将到来。青壮年人口开始担忧他们未来的保障问题。为支付市场化的公共品，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和日益高涨的生活开支，宁可失业也不再愿意接受低薪职位。人口大国最大的资源来源——人口红利开始下降。这种种的矛盾，再加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非常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中国模式”在2006年开始出现它运行的限度。
待探索的和谐之路
无论是自命深谙中国的保尔森还是试图用美国方式来解释“以人为本”的古铁雷斯，他们眼里的中国，都是那个宝塔尖上的中国。成为劳动力的输出国和技术、资本输入国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而对于中国国内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分化、资本流失、劳动力缺乏这样的现实情况，他们可以不管。赞美中国并取得利益，是他们的核心目的。中美两国媒体都指出保尔森这次带来中国的，是一长串讨价还价的单子，认为他试图通过“广种薄收”来取得进展。
但中国的时钟不可能由美国人来拨动。“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社情和民意的回应。中国的发展，以2005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为标志，进入了下一轮的自我清理。
到了2006年，依然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潜滋暗长的中国社会矛盾，以房价、城市贫民阶层、小区业主维权等具体问题上的难题再次给出了一个转折信号。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经结合部出现了巨大的游戏规则空缺。一部分官员以权力为依托，寻租现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改革开放之后新兴的一大批资本所有者在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之后，已经同时获得了财务和国籍的双重自由外籍身份使他们有了“用脚说话”的权利。只有确定的游戏规则，才能留住资本和人。
这些留给希望中国能够稳定发展的中央政府一个巨大的难题。未来中国的发展会不会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有人把1998年以后的中国遇上信息技术革命称为中国在转折点上碰上了一条正好开来的坚固大船。但中国还有希望碰上如此之大的一条便船吗？古人尚且知道，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需要打造自己的大船。
城市贫民阶层是一个信号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近30年来，中国几乎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相当数量的人并未能同时享受这种成就，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贫民阶层初现
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为1980万人，2005年底为2232.8万人，但是，由于测算方式和申请较严格以及有些人不愿意申报等原因，“低保对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城市贫困人口。
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洪大用认为，如果考虑这些情况，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城市贫困人口已约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贫困率已经高于农村。改革之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只占到1/40，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却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当时是企业办社会，个别贫困者也多享受着单位福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并迅速增多。这些下岗工人只领到很少的补偿金，远低于他们曾经创造的价值。
在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开始下岗的时候，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却开始涌入城市。“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贫困向城市的转移。”洪大用如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成了城市贫民，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亿。而有关城市贫民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农民工计算在内。洪大用认为，应该把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列入城市贫民的范畴。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城市贫民”这个概念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贫民群体的庞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一些缺少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领低保，加入了城市贫民阶层。
近年来，一些城市正逐渐形成一个个贫民聚居区。在城乡结合部，多是农民工的聚居地，清华附近就有一个据说是最大的贫民聚居区。在城区，则存在差别明显的高档小区和低档住宅，一些老城区像北京的大栅栏成了原著城市贫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户区、深圳的农民房等等也聚居着大量城市贫民。
2006年年初，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加重。城市贫民阶层逐渐浮出水面。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那时中国存在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在逐渐形成的城市贫民阶层中，这些“三无”人员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城市贫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贫困。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劳动能力并乐于工作，但却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成年累月地寻找工作，却没有地方愿意雇佣他们。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民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了严重的排斥。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一点，但也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工作机会尤其渺茫。在东北，曾经辉煌的一些重工业城市，大量企业破产或减员，因为整体不景气，失业者想做点小买卖，东西很难卖出去，想做家政，市场很小，想当护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三座大山却还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市贫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性贫困，甚至波及后代，出现代际贫困传递，他们的子女长大后成为新的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阶层出现会带来很多问题，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当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市贫民阶层的时候，黑社会势力逐渐形成了。当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而在此之前的社会稳定，则是小心翼翼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
农民工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或脏或累或有危险性的工作，却始终没能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中被歧视，而且还会遭遇拖欠工资，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几年，农民工和社会的冲突不断上演。城市的失业人员也曾到政府门前静坐。代际贫困则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
某种意义上，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这无疑是危险的。
进入2006年11月份以来，粮油价格上涨。对此，有调查显示，77.1%的人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使他们“生活压力增大”，84.0%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粮油涨价已经给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城市贫民阶层对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格外敏感，任何一点价格的上涨，都可能变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量在贫民边缘游荡的准城市贫民，则可能因为价格的一点变化降为贫民，贫民规模的增大同样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次价格上涨中，国务院温家宝亲自看望了部分困难群众，了解粮油价格上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狭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城市贫困人口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低保覆盖面增大了许多，全国每年为贫困人口支出的经费约200多亿元。同时发展了多种临时救助和专项救助，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专项救助，北京专门有一个对贫困边缘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农民工也被“正名”，明确提出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业内也在讨论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和反贫困法的立法问题。但是，不管救助体系多么完善，从长期看，这只能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中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是一种亡羊补牢，立法则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解决问题，都无法消除造成城市贫民的根源。
目前中国的城市贫民大多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剧了这种贫困，我国社会贫富差别还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更是大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贫穷者则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城市贫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
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和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意味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边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表明作出牺牲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接近付出的极限。这个时候，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不够通畅，社会矛盾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可以通过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多种方式进入城市，而不是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干。而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现在，虽然考大学依然是农民进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为这条通道筑起了一道屏障，近几年，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大学的大有人在，不仅仅是农民，工人家庭也存在这个现象，他们手中的钱可能比农民稍多一点，但供出一个大学生也是倾家荡产。
而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打击了这些家庭负债让孩子上学的勇气。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学歧视，高额的借读费让大量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很少，大多还属于非法，教学质量差，农民工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加渺茫。在城市，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点中学招收的公费生逐年减少，自费生却逐年增加，巨额的择校费把贫困者挡在了门外，富有者则可以用钱买来机会。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取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当教育变得势利，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狭窄。
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正常的流动秩序，城市贫民阶层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门槛，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凝固化的迹象。“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样的社会是让人绝望的，向上流动的通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渠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民众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对社会最底层来说，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当你成为中产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尽管民众、官方和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很不相同，但这个群体的出现看来是公认的。不仅如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让“中产”不再单纯是一个收入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等多重涵义。一个流行的理论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级越庞大，社会就越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渴望保持稳定，不希望激进的变革。
然而，这个被认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光明未来的阶层，却正在经受着难以言说的困惑和疼痛。计划经济下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前几代人的贫困并没有给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继承的资源。与此同时，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较快增长，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的苗头。
在四川，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中产家庭，却因妻子患病而几乎耗掉全部财产，戏剧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点。这类故事的不断上演，不仅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脆弱，也意味着中国目前尚缺乏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政策土壤。
变化向两端隆起，中段丰满不再。大前研一看到的日本经验，会是其他社会的预言吗？
理性维权之惑
不可否认，部分中产生活优渥，甚至即将步入极少数富裕阶层的行列，但是多数中产的情形并不乐观，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光是一处房产就够他们忙活的了。在这里，新生的中产阶层遇到的障碍一个是市场经济不完善，一个是公民社会先天不足。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居民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业主，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业主维权现象。从1998年中国城市宣告结束实物分房时代开始，房地产行业就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人对转型期社会中的信心不足，对货币负利率的无奈，对股票、期货投资市场的寒心，导致购买房屋成为释放风险和消除内心压力最为有效的选择。
看房买房的时候，消费者被奉为“上帝”，然而在房地产领域，购房者还没能尝到做“上帝”的滋味：广告欺诈，合同陷阱，认购设套，物业宾主不分……面对实力雄厚的开发商，购房者孱弱无助、势单力薄。
而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眼下在这个领域里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诚信、不是法律，而是开发商和少数特权者的合谋。在城市，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政府又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市民不能获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开发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业主。业主是由开发商创造出来的。在开发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没有业主。这些成为业主维权的先天劣势。
隐瞒规划、挪用物业维修基金、侵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的收益、物业收费不合理，这样一些导致维权出现的常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十有八九，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目前以开发商为对象的维权行动尽管轰轰烈烈，但也多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面对不断涌起的社区维权运动，发展商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几乎还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由于互联网的发达而组织起来的年轻业主，就已经被各种自发半自发的维权运动搞得身心疲惫。于是，暴力成了老板们最后的一个撒手锏，他们以自己的想当然，认为这样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从而阻止维权运动的继续向前发展。
在业主方面，他们的组织化行动还缺乏法律和公权力的保护。我国保护住房消费者权益的政策法规体系极不健全，目前尚处于草创时期，用于解决开发商与业主纠纷的所谓法律法规，主要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规定，而且往往语焉不详或有偏袒商家的明显倾向。在广州，业委会的备案登记仍规定需“经过开发商同意”，这和让小偷同意成立反扒小组一样不可思议。因此，轻易指责业主的过激行为或者简单赞美理性维权的“优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更致命的是，从受害事实的确认到诉求目标的实现，需要行动者有效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如受害事实的确认，需要相关专业机构独立公正的鉴定；事件的发展过程，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传媒和各种民意代表的介入，而这些，目前尚缺少必要的法律的、政治的制度保证。
而从根本上看，“单位”对个人的影响虽然减弱，但国家通过掌握的主要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对各类新经济精英、知识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决定权等各种手段，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不能忽略的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资源，始终还掌握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对这些资源的掌控和运用，对个人的维权行动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业主维权时代已经来临，业主维权意识已经觉醒。但是，业主维权的途径尚不通畅，业主维权的阻力仍然强大。而这样的阻力，显然不是靠一部《物权法》就能解决的，哪怕它声称要保护私产。
自治之惑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大行其道，造就的是原子化的、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臣民。
正是在这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文化基础上，在西方文明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冲击下，突然产生了“私有制”，冒出了一个“业主群”。这个“业主群”一盘散沙，成分复杂，他们都叫“业主”，突然间都成了“私有财产者”，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财产和利益需要自己保护，不保护就要受人欺负。而我们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私有财产为核心、以共同财产为纽带把大家组合起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知道怎么跟领导相处，知道怎么跟家人和熟人相处，但是一群陌生人在一起怎么根据合同和契约相处，还在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有维权领袖打着“为广大业主利益”的旗号为自己争取个人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则退出维权行动，导致维权分化瓦解、虎头蛇尾；有业主更钟意于搭便车，希望“有个领袖替大家做主”。而因为业主们和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尖锐纠葛，公民意识的欠缺往往被掩盖。据北京的一些维权人士估计，在一个社区里能感觉到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不会超过5%，任何一个社区都一样，而这5%能唤醒的人不会超过15%，剩下的人就全是一些跟风的。
因此，目前社区自治的精神资源极端匮乏。自治不是光靠每个人维护私人利益的理性计算就能成立的，自利的计算可以形成暂时的利益同盟，就像入住收房时那样，但却无力维系一个长远的自治组织正常运转。自治需要某种道德基础，需要自治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信任和友爱。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恰恰普遍缺乏这种道德与精神资源。在传统思想体系被破坏而新社会意识形态尚未形成之时，整个社会除了金钱之外没有其它的主流意志，中产也不例外。
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广为人知的民众素质论：低素质的民众缺乏表达利益、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一向被解释为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所在。这样一种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各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素质与其说是权利的开始，毋宁说是拥有并能充分合法行使权利的结果。
中间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这是在个人的层面上。在支持社区自治的精神气质上，很多维权人士展现出了理性而不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分工明确、民主协商、社会动员等的初步民主实践和训练，这些都是值得重视和呵护的良好开端。
谁来保卫保卫者？
在中国，中产或中间阶层被赋予了维持社会稳定，保卫民主自由等宏大功能和期许，但问题是，这些作用和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数和比例之上的。当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敌人，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否则中产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
而在中国，人们对中产的定义还莫衷一是，很多被认为是中产阶层当然一员的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一称谓的归属和认同。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即使被划入中产范畴，他们也很少有对社会的认同感：很多所谓的中产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的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了天灾人祸，往往迅速从中产跌落到赤贫。很多人对社会的稳定充满了不信任感，有了钱也千方百计转移到国外，根本没有发挥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严峻的现实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两极化趋势严重限制了中产阶层发育和成长：一方面强势精英群体垄断的资源过多，攫取了本应当由中产阶层等其他阶层占有的资源份额，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现有政策体制的束缚，不能顺利实现向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三农问题的困局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与地位升迁；大学生以及更高学历的知识群体不断严峻的就业困境，也使得他们的“白领之路”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而在社会阶层出现固化态势，社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同时，更多的中产阶级由于消费或者失业等因素随时可能被拖下来，很可能出现中产阶层的逆转或负增长。
而当下，人们过多地关注中产在政治上的“稳定器”“缓冲带”作用，而往往忽视了其他的变数与可能性。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当中产阶级在威权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他们会放弃民主、偏向稳定，如新加坡；而一旦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
世界各国的民主实践表明，中产阶级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两方面的稳定，其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完备，包括社会职业制度、社会救助体系、医疗住房养老体系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法律保护，这种尊重和保护不应该仅仅是一纸条文，而应该落实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
这样下来，我们会发现，我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过程，并且当下妨碍个体成长为中产阶层的因素越来越多。而身处社会分层的中间位置，中产者的尴尬还在于，处在社会顶层的富人，往往声音比较大，能够影响某些法案和政策的制定。而处在社会底层的穷人虽然基本上没有表达渠道，但现在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时会有意识地向这部分人倾斜，而中产者自己则处于两不靠的地位。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中国被炒得很热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和说法，只是在某方面与西方中产阶层的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 “雏形”，距离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还有相当艰难的发展路程。
社会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
本刊记者 熊培云
不可否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一直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社会”却处于一种没收与没落的状态。中国原有的社群组织与社会规则，在狂风骤雨式的改造中变得淹没无闻，而无所不在的国家体制，以及源自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敌意，更使资本变成了一个坏东西。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渐渐意识到，资本并没有那样糟糕。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或学者眼里，中国正在滑向“野蛮资本主义”，而中国有些本土学者透过“权力私有化”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同样将这种新趋势称为“官家资本主义”。然而，凡此种种批评并非是为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的变异。
与此同时，近30年来，在中国渐次走向开放，终于放弃“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时，国际学术界对“资本”理论的诠释也有了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同样暗合了“资本”概念的现代化，而这一概念的现代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增进政府与社会对“社会资本”的理解。
关系是一种资本
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的出现，使物化的资本部分回归于人。若干年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因此渐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权威的定义，但是，一个共识是，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或重塑社会关系(社会契约)，社会能够从中获利。进一步说，承认社会资本的存在，将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路。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投资社会关系的改造与培育，不仅可以使个体、团体获利，同样可以使国家获利。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收益。”
早在几十年前，谈到为什么反对阶级斗争时，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化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梁漱溟：《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无疑，由家族伦理构筑的中国社会实现了对国家政治失灵时的重要救济。近些年来，人们经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崩溃家国仍在？为什么中国人历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转型期的中国，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在政府救济不力时，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出现世界预言的“崩溃”？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家族作为一种“组织”部分化解了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时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
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子女通过考学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会不断地接济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小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负责征税，他们在家族中几乎要担当包括弟妹教育、父母医疗到养老所需的一切。而那些正在咬紧牙关支持孩子读书的父母，同样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从这方面说，尽管在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培育很不发达，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由于多数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所谓“中产阶级”的出现，首先是对家庭救济能力的一种增量，是一支新的社会救济力量的出现。
在专制或者封闭时代，经营一个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极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中国式的家族自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救，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自救理应走向并拥有一个宽阔的前景。
从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进程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影响民主制度的绩效，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网络的发展，即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既维持原有社会资本的存量，又实现增量。
就像婚姻缔造了家庭，自由结社同样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公民精神大加赞扬。托克维尔认为，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中，帕特南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这种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为例，在1960年有62.8%的人参加了对肯尼迪与尼克松的选择，而30年后只有48.9%的人参加了对克林顿、多尔与佩罗的投票。同样，公民的公共表达，诸如递交请愿书，给议员写信等也呈现下降趋势。今天的美国人是如此独立(个人主义)，以至于在闲暇时间宁可独立自己去打保龄，或者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与邻居聊天，或者参加社会区集体活动。
当然，中国人并不会“独自打保龄”，但是，即便人们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也并不代表他们参与公共事务。中美仿佛处于两个季节，如果说美国的社会资本在部分凋谢，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发芽。今天，“投资社会资本”和“治理”、“公民社会”一样，渐渐为政府与民众所熟悉。应该看到的是，对于政府来说，所谓“投资社会资本”既不需要什么投资环境，也谈不上等待什么成熟的时机，如果政府放手社会资本的自发性的成长，政府不但不用花费一个铜板，反而可以坐收社会救济政府的巨大利益。两者的权利的边界是，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显然，划分公民社会的边界，不在于阶层意义上的权利边界，而在于确定社会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边界。
应该说，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孤立主义，前者使社会处于一种被吞噬的状态，而后者则使社会变成一盘散沙，这都意味着社会力量或社会资本的土崩瓦解。正因为此，笔者认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两个重要价值是独立与合作。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本质上说，就是社会组织复苏或再生的过程，是社会资本生长与重新配置的过程。正是因为看到社会的创造之力与缓冲之力，吉登斯之发现社会，就是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发现“第三条道路”。
被垄断或异化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关系”。人们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公民之间互信互惠，合作成长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对于民主运行与一个社会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来说，它同样至关重要。如学者燕继荣指出，“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团体，其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存量，而社会资本的存量来自于他(它)的社会网络关系。”(《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
社会资本虽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现，同时应该具备某种开放性，否则便有可能因为封闭而转向异化。关于这一点，深谙官商勾结“关系”之苦的中国人并不难理解。某些社会资本的“消极的外部性”为人们所重视——封闭的社会资本同样可能起到绑架或隔离公众的目的。
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波特看来，如果一个群体的目标是反社会的，那么，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必然会产生危害社会的作用，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的存在，使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培育才更应有所作为。然而问题在于，究竟该怎样培育社会资本，是政府通过干预投资，还是公民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观念投资，并因此获得社会的回报？
如亚当斯密所说，“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一些利益团体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同样可能形成一种对公众的合谋。举例说，近年来调而不控的高房价，无疑与开发商之间、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默契合谋不无关系。当政府三心二意地开始调控房价，地产大佬同样会召开闭门会议，甚至有的地产商以“不盖房”为由相要挟。对利益的追逐既是经济资本的属性，同样也是社会资本的属性。资本会因为繁殖而增值，而强化，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并不是社会资本的致命之处。真正的短板在于，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而另一些人却处于被禁止的状态。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国的关系网络，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在邻居家串门。在此意义上，如果说任志强的“不盖房倡议”是挑了一次惊艳的花枪，那么，民间“不买房运动”的昙花一现，留给人们的则是一种“蚍蜉撼树”的悲凉，是局部见证中国社会手无缚鸡之力的一曲挽歌。
开放社会的社会资本
设若重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重建社会关系，那么首先要知道我们需要怎样一种社会关系，以适合民众创造力的发挥，适合一个开放社会的成长。显然，在集权主义社会里，在只有一个中央连接点的星状体结构中，并无社会可言。因为在这里一切纽带都需要通过位居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权利来进行连接。其危险在于，当权力失灵，整个结构立即土崩瓦解。
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分为垂直式与平面式。前者为柱状，后者为网状；前者是等级制的，而后者是贯穿着一种平等精神。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诉求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与依附关系之中。
显然，这种柱状的等级式的结构所代表的仍是一种封闭的、断裂的社会结构。在帕特南看来，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可以勉强维持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但是不会使全社会进入一种信任与合作的状态。
社会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从本质上说，中国转型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于过去社会一直处于被压抑或者没收的状态，社会必须寻到并赎回自己应有的边界。而开放社会的好处就在于，国家有义务承认公民个体的价值优先于国家的价值，而公民能够遵照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政治或权力设定的纽带来缔结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开拓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使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达到最大值。
最需要寻找的是权力边界
——专访赵晓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对，中国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边界，而且是非常需要。”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这样说。“到了目前这个时代，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公平和规范。一直以来，我们的改革注意经济发展而缺乏政治体制变革，而经济发展中又以工业为主，所以造成了现在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慢，这样一系列的不平衡使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渴望公平，尤其是目前。”
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赵晓，一直活跃于经济研究领域，被人们誉于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年青经济学家之一。
现在是一个制订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
《南风窗》(以下简《南》)：为什么现在是一个进一步制订发展中的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
赵晓(以下简称赵)：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制订游戏规则比较好。如果经济处于紧缩期，那么新的发展规则就很难推动。未来数年中，中国有奥运会和世博会，而现在公平和规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这是一个时机。
同时，我们要对制订中国发展中的游戏规则有紧迫感，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向宪政文明迈进或完善的步伐在加大。从现在看，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资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没有公平和规范，那么我们必须防止掌握资本的人有一天选择用脚投票，放弃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南》：您认为需要制订游戏规则的领域主要有哪些？
赵：在于企业如何取得社会资源、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如何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匹配和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规则等方面。目前出现的公众对改革的冷漠和不关心，主要在于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公平。而追究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限制政府权力，向宪政文明靠拢，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保证。现在，这个保证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缺少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现在兴起的国学热，是民族偏好的一种。但我的看法是，还是要通过竞争的原则来设立民族偏好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形成一个普适的民族价值观，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民企原罪的边界和MBO的误区
《南》：2006年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程度相当明显，而在这种背景下，对民企原罪的议论再一次加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我是第一次提出民企原罪问题的学者。但是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以后，却被误用了。当时我提出这个概念的原意，是警戒民企在发展过程中不要越界，不要把钱权交易和打擦边球当作常态，要重视游戏规则，但这个概念现在被拿来当作仇富的理论工具。在我看来，对于民企，应该有一个为今后的规范而建立的大赦，以达到让社会更为和谐的目的。但目前的法律体系看来未必合理，而在贫富差距拉大、仇富心理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民企应该更为主动地寻求个体的解决方式，比如慈善，比如主动赔偿。透明比隐藏好，寻求解决是一个放下包袱的最好方式。对民企来说，这是一个规范的边界。民企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有贡献的，所谓原罪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如果现在要设立一个边界的话，其目的是在于不纠缠，但要让企业主警戒和反省。
《南》：除了对民企原罪的议论之外，国企的MBO更为引人注目，目前政府已经叫停了这个改造国企的方向。但股权激励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停止。现在国企改革是否也达到边界了呢？
赵：国企要分为提供公共产品和竞争性产品两类。前者在全球而言都是国家所有的。而对于后者，改造是必须的。但中国的问题在于权力对这些企业改革的介入。产权改革是一个大方向。私有企业的效率确实要高于国有。但中国MBO方式中有过多的权力干预，这就造成了对原有资产分配的不公，引起反弹是必然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在国企改造中导致了内部人主导，使MBO无法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权力没有找到它的边界，那么其他方式来对国企这笔资产进行改造同样也会出现内部人主导的可能。一方的问题在于试图以MBO中出现的现象来否定国企改造，而主流经济学家则忽略了国企改造中内部人导向背后的权力介入问题。
房地产：无制约权力剥夺公民权益的最大表现
《南》：2006年中国发展中争议最大的是房地产产业，整个中国城市人口被房地产撕成了两半，有房者和无房者成为两个阶层。新加入城市的白领阶层的工作和居住成为两个巨大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出了什么问题？
赵：事实上，土地是中国最大的资产。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土地资产在2002年的核算价值是25万亿，相对于国企2003年7万亿、2005年10万亿的资产而言，土地才是最大的资产。如果再考虑这几年的增殖，现在的土地资产恐怕已经达到40万亿的规模。这个领域的权力无制约造成了现在部分失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影响到全中国最多的人群，这也是目前它的影响范围最大的原因。
房价的高涨，使得居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权力通过住房这个高级产品的价格对社会利益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而政府责任在其中的缺失则加剧了这种恐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是有义务帮助中低收入家庭以其付得起的价钱来获得住房的。有人说中国人多地少是住房价格偏高的原因，但是同样是人多地少的香港，住房就没有引起太多的抱怨，那是因为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一个住房保障体系。现在中国住房体系的问题在于产权不清，住房产权不清，土地产权更不清楚。产权不清的现实造成权力介入的空间，也造成了房地产业的现状。
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来看，它同时还制造着问题的另一面：无制约的权力制造着更为贫苦的失地农民。客观上，土地被应用于现阶段价格水平下的城市房地产和被应用于农业，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而在征地过程中，权力介入使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存在着知识差异的失地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贫民中的又一部分。
其实房地产商在房价高涨过程中只是链条的一环，政府才是最大的地产商。无论是何种方式，地产商取得土地都要通过政府。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上的分配不公，使地方政府有着极大的收益冲动，所以土地成了他们最好的收益工具。
《南》：就现实情况，较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赵：短期而言，物业税是一个现实的方式。城市房地产的症结在于有人多占住房、占大房型。那么政府应该通过收税的方式来进行调节。把房产的收入从一次性支出变成多年支出，使多占房子的人必须长期支付税收。这会使占有城市房产的欲望大大下降。国家要迅速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把住房的公共品特性重新还给社会，其特点就是免费给地和开发免税。
在权力介入市场化而造成损害的各个方面中，尤数土地和房产领域的影响最大，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举例而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政府邀请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策划，一年之内把该市的房价炒高了50%，这样的上涨幅度，怎么会不引起反响？
权力之度
《南》：既然国内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化带来的都是负面效应，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为什么你还在呼唤政府介入呢？
赵：在我看来，在市场化的国度里，政府的介入还是必须的。就以房地产而言，政府应该起到的是一个监管和保障的作用，监管开发商，防止他们制造信息不对称和克扣行为，同时保障这个市场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实不止在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开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等带有公共品特征的领域市场化进程都存在着公共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的合谋。政府权力在这些领域的进入应该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进行，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好的制度应该是物业税。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在教育、医疗、国企改革、住房等领域，失衡的根本无一不是在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但是没有一个监管者的市场化经济体现的是丛林原则。像教育产业，是市场化的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教育产业的市场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应应该加强，但低收费的公立教育和补充性的私人教育应该同时存在。在这个产业里的边界不清就导致了寻租现象的存在，权力成为收钱的工具。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找准政府介入市场的那个边界在哪里。
《南》：你认为权力边界不清，是中国目前事实上出现边缘人群的原因吗？
赵：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比较而言，原来中国在人的权利方面是，9个农民才有1个人可能获得人大代表的资格，而每个市民都有这种资格，现在变成了4个农民有1人可以获得人大代表的选举。从政治权力上说，这是一种进步。而农民进城之后，其选举权就和市民一样，这就是进步，是中国历史上二元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显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么小区、开什么车，可以明确地标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样，消费的单一性使人们无法界定身份，你总不能拿着自己的存折去炫耀说你有多少钱吧，这种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会心理失衡。另外一些边缘人群到了生活无着的程度，因此社会矛盾开始加剧。但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强调还是对市场化的捍卫和政府监管作用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既要防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
市场经济的伦理约束
《南》：中国改革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市场化。但您也谈到，关键在于界定权力与市场的边界。这种界定是由什么决定的？你在不久之前开始公开提倡有伦理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吗？
赵：有伦理的市场经济提倡互助，较之纯粹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要好得多。中国人一直相信头顶三尺有青天，就算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会有所敬畏。北京的天坛原来就是用来祭天的，到了祭天的日子，皇帝是要斋戒沐浴、虔心而行的。
所谓伦理，就是在法律边界之外人们的某种偏好，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所敬畏的人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秩序，而市场经济是需要一个秩序的。法律是一种秩序，但它是一种维持底线的秩序，人们需要在法律之外受到公共道德的约束。比如说一个社会把一夫多妻当作它的社会偏好，那么道德和法律就会有相应的调整。而德国之所以在上个世纪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是因为它在统一以前就有一个民族偏好，那就是教育。在德国统一之前，12年制的中学教育就得到了普及。社会偏好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这种被称为伦理的东西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南》：如何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约束？
赵：首先我们必须说清楚，哪种伦理可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作为个人，我无法直接说清哪种伦理适合这个民族。但我认为，伦理作为一种思想产品，同样应该通过竞争来决出它的好坏。
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要一种伦理来维持其基本秩序的时候了。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就是市场经济对伦理的呼唤。思想无边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强制其他人的想法。在社会已经多元化的今天，恐怕势力怎样强大都无法把自己的思想塞到人民的脑子里去。
一个可以提供的案例是，在韩国复兴的今天，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韩国人中有35%是信仰基督教的，而在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温州，同样有相当高比例的人信仰基督教。温州人聚集的地方很多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原来他们的牧师用温州话布道，现在他们都改用普通话布道了。这种教化的力量体现在温州人身上，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而温州的商业文化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名的。从中我们也许能体会到一些伦理的力量。所以不要小看伦理这个法律以外的约束，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在经济上已经被人视为崛起，而整个文明却弥漫着一种失落感的现在，无疑将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
策划人语
寻找边界，就是寻找游戏规则。之所以说它是中国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权力意志主导、丛林法则、或者是非信任型的交往规则，已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存造成了很大伤害。
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然有深刻的经济上的原因。2006年发生的事情，大致说明，中国经济模式某种程度上碰到自己的界限，要寻找新的动力。
在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今天，无论是头衔颇为时髦的“中产阶级”，还是沦为边缘的城市贫民，都遭遇“边界”问题的困扰。
最终，寻找边界，就是要去观察，在得到经过多年建设形成的物质繁荣之后，对我们这个共同体而言，决定我们能否休戚与共的致命问题是什么。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权力边界，最终都是要试着回答，除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之外，我们这个共同体还有什么价值财富？
回溯到1903年，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在汉语文化体系中第一次将公域与私域的界限问题凸显出来。群己权界，就是无法缺失的宪政一课。
这是新探索的开始，为了中国梦。
——本刊编辑部
为什么寻找边界？
本刊记者 赵 义
在2007年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提出寻找边界？相对于各种改革话语，寻找边界为什么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并且不仅仅是“新瓶装旧酒”？
所谓边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界限。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各种界限逐渐出现的历史，比如政府干预领域和市场调节领域的界限，私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家族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界限，政党运作与政体运作的界限等等。这些界限的出现，都充分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新的价值观形成的开始，是堪与美国梦相匹敌的中国梦逐渐形成的前奏。
但所有这些具体的分野，为什么到今天没有带来“有机性团结”逐步加深，反而社会分裂不断加大？所以，寻找边界首先不是去寻找这些分野的特色模式，而是现在影响我们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致命问题。所谓寻找边界，就是试图去解释致命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通过寻找，最终回答我们是谁，也就是确立或进一步确立民族价值观。综观大国崛起的历史，无不都经历类似历程。比如没有“封建主义”传统的美国的奴隶制问题，近代德国崛起前的小邦林立，中央权威缺位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道路的拨乱反正等。
在党政全力推动(除了个别时期)经济建设中心近30年之后，中国的共同体建设的边界问题是如何出现的？
阶层的角度
如果从社会阶层这个角度看，那么，人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不同阶层的地位的变化纷繁复杂。改革之初，原先的部分边缘人群，成长为后来的经济精英。城市改革展开之前，农民阶层是得利者，后来三农问题慢慢显现。在长期推动建设的过程中，官员阶层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承受与社会落差日益加大的困境。以至于今天有学者说：“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
到今天，阶层的分野日益明显。新的阶层逐渐成形，比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阶层。不同力量的阶层在占有资源上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占有资源相对多者，似乎都有魔咒附在身上。民营企业家阶层逐渐壮大，但原罪问题一直萦绕不去。挤破门槛的公务员招考，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阶层已经扭转了以往的不利境地。官员数量的庞大，升迁机会的稀薄和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缺位，都使官员阶层的价值实现被扭曲。腐败的规模之大，已经到了要讨论是不是大赦的地步。这使得任何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转变(比如收入达到社会中等收入水平)，都遭受社会的质疑。城市中产阶级虽然被赋予社会稳定器的高大期待，但其对更下阶层的政治态度还面临许多考验，比如在资源分配上，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城市反哺农村”？在政治权利上，能否接受外来人口与其同样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
占有资源相对较少者，其接受国家资源分配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着正义原则的拷问。比如说两个反哺下的新农村建设，财政预算还没有真正去安排，过度保护，形成刚性利益的担忧之声音就不绝于耳，虽然这个民族对剪刀差的历史仍然没有完整解答。城市贫民阶层自然也有很多并不倾向于将个人的机遇归于先赋性因素。
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是，一个阶层靠排斥其他阶层，挤占其他阶层的资源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满足自己的需求。比如官员阶层通过过度市场化改革筹措财政资金，保证政绩，罔顾民生，房地产开发商压制业主的自治权利，企业家靠挤压人力资本来谋求利润。
有些对掌握资源较少者的照顾，实际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对其他阶层资源的挤占。虽然有社会稳定的大局，但由于没有透明的政治议程，也会埋下阶层之间裂痕的种子。这当然不是主流情况。
2006年的努力
和谐社会理论的成型标志着阶层之间缓和关系的政治努力的开始。我们发现，执政者的大的动作大概包括，推行新农村建设；推动国企向国家分红，补充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治理社会保障基金挪用；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提出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同时，新华社发表的一篇社论承认：“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专门加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内容。这是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首次将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中央决议。2006年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一项就是“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特别词汇。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这些领域，一般来说都属于资源挤占比较严重的性质，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也是掌握资源较少的群体。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恰恰说明没有更好途径下，掌握资源较少者冲击日益固化的资源占用格局势必采取激烈方式。
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一个主流的乐观的声音认为，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涉及经济利益，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并不极端困难。也有人从中看到了正义规则的生成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那么将是各个阶层受益。因为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共同体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即使在共同体成长比较成熟的国家，掌握资源较少者通常也是通过“社会运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谋求自己资源的。
从政治上说，2006年，执政者双管齐下，一方面进一步打击分利式的官商利益输送，一方面对群体性事件从严掌控，特别是在法律上作着积极的准备。执政党期望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化解日益严重的阶层之间的分裂，来获得战略机遇期的稳定。
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化解利益冲突还是属于“国家建设”(state-making)范畴。这种思路最终关心的还是政权体系的效率，正规化程度等。这方面并非不可为。现代社会自然应该有一套发达周密的应付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机制。但就政治家是承担民族使命意义上而言，远不能局限于此。它必须对影响我们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致命问题作出回应。
中国改革，期待重生之鹰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先行者的感悟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但是在40岁的时候它却要面临一场劫难。这个时候，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变得又浓又厚，使得翅膀越来越沉重。
这个时候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历一次痛苦而漫长的蜕变。在这个充满煎熬的蜕变过程中，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然后，它要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留下斑斑血迹。在新的趾甲长出来后，它还要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可以重新开始振翅飞翔，度过后面30年的岁月。”
这是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2006年的感受，他把这段听来的故事，写进了自己2006年的公司总结里。
2006年对于TCL来说是沉重的。因为国际化之挫，TCL到这一年的年底，不得不对重金并购的欧洲业务进行重组。TCL，这个中国企业先行者，因而进入了文化反思期。
李东生文章一出，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沿着中国改革道路一路高歌而行的这家标志性公司在2006年的反思，正与中国的改革之路同步。决定着TCL存在和成长的中国改革之路，在2006年也面临着一半是海水、一样是火焰般的境地，就像那只40岁的鹰，需要击喙、去趾、换羽，获得重生。
美国镜子里的中国成长
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新上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进行了他第二次访华。9月份，保尔森以新上任财长的身份首次访华，宣布了中美之间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仅仅在3个月后，美国派出的代表团阵容强大到令国人吃惊，其中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商务部长、环保署长、卫生部长，甚至一向被美国人视为经济风向标的新上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都列入了代表团的名单。在一天半的谈判过程中，他们向以中国政府副总理吴仪带队的中国代表团开列了包括贸易不平衡、能源、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开放、双边经济关系等六大类谈判菜单。而从谈判内容的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经济已经从单向需要走向了双向需要——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美国市场，同样，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经济上的对等——虽然现在还不是完全对等——意味着美国高官们不一定能拿到他们所想要的全部东西。这比单纯政治上的强硬更让人尊敬，中国现在是以一个平等的姿态来谈判了——人民币汇率变动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美问题；市场开放，中国不会按美国标准来进行，而这种委婉表态的背后是以中国经济强力崛起作为后盾的。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现在可以对全球最发达，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表达自己的意愿了：我们得按自己的速度来。而这种意愿的表达，是基于精确的算计和中国实力的变化而得出的。如果有利，可以让步——在知识产权、能源、贸易不平衡上，本着负责任的姿态，中国可以让步。但让步不是按美国的意愿来——在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还得等一等。
这才是自1840年以来无数中国人梦想的真正时刻。数千年来，中国一直以“中央大国”而自居，直到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世界已经变了。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必然学会按别人的规则行事。西方世界把文明程度体现在枪炮上让中国改变自己农耕文明的规则：必须工业化、必须贸易自由化、甚至必须“穿西装打领带”，按“文明世界”的行为逻辑去思考。而现在，中国终于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规则了。不错，中美还是达成了很多共识，而且中国代表团在解决贸易不平衡上也付诸了实际行动，4张总值为5.5亿美元向美国进口的贸易大单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西方对中国产品依赖的加深，现在这个落后了一百年的国家进入了大国俱乐部，至少从总量上，中国已经让人注目了。在经济上制定着全球规则的美国，现在要听听中国的声音了。不是吗？美财长保尔森在北京承认美国的储蓄率过低——美国人开始承认它自身的经济也存在缺陷了；而美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则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现在“以人为本”的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真正希望理解中国式文明了。
美国人的态度是一面镜子，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现在保尔森领队的美国高官代表团在与中国开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时低姿态的表达，反映了一种融合。当中国已经学会用世界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世界的声音里也有了中国腔——这种腔调，是基于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到处都是的中国产品，它们的优质低价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
其实又何止美国人开始重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无论是哪里，人们都能通过中国产品感到中国的力量。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中国制造”已经遍及全世界，2006年的中国已经把眼光转向非洲，到那片神秘大陆上去开辟新的市场成为中国商人们的最新热点。
在全球范围横冲直撞的中国产品在受到“低价冲击市场”、“在国内留下了血泪工厂和污染”、“未能创造出自有品牌”等指责后，却以数十年积累的总和，挣得全世界越来越重视中国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真正掌握了制造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是有它的地位的。如果它能持续发展的话，从制造之中，会延伸出品牌、技术甚至文化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能实现持续的发展吗？中国制造能演变出中国品牌、中国技术和受人尊敬的中国文化来吗？通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展现在世界面前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中国模式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28年来中国模式发展的起源和动力所在：人民渴望幸福。就在专制达到高潮的“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边缘性国家，当中国在1978年再一次主动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一个日本记者记录下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中国重庆的一个大型企业中，出厂于1840年的英国蒸汽机还在使用，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量相当不错；今天赫赫有名的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到工厂之后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工人不能在厂区随地大小便。在此时，处于社会边缘的一大批人，都已经被生活逼到了最底层。今天的中国低压电器之王南存辉，在当时是一个鞋匠；今天全球万向节之王鲁冠球，当时是浙江萧山农村的一个不务农的农民，游荡于社会体制之外，靠给人修自行车为生；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是小岗村18位农民，而他们创造出这种制度的起因，是因为过低的产量使他们食不果腹。这种底层力量在一点点地蓄积着，悄悄地制造着社队企业、小商小贩式的社会变革因素。
幸运的是，这些因素，遇上了一群抱有为老百姓改善生活这样一个朴素想法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之时，除了关注新干线的高速之外，还关心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他在日本问，北京的老百姓冬天生煤炉烟尘太大，日本有没有可以直接点燃的无烟煤球，中国可以引进。正是出于为民生计，邓小平亲自开始了一系列招商活动，他会见荣毅仁，让这个老工商业者重上舞台，建立中信公司；他会见霍英东、包玉刚、松下幸之助这样的商人，让他们和他们的公司到中国来，用他们的生活和行事方式，给中国树立起一个新的标杆。中国人应该有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山装包裹着的一群手持粮票、布票排队等待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民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邓公最著名的话语
从这里启动的“中国模式”自此之后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口优势加上宽松的政策使得下海快速致富成为可能，中国的低工资水平和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使效率更高的私营企业和更为成熟的跨国公司的发展令人羡慕。当国企的普遍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最早的私营企业主年广久已经拥有了百万家财。于是更多的人下海创办出更多的企业，进而使中国工业的产能迅速超过了国内需求。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消费者需要排队购买变成了有选择权的主人。同时大量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产能转向了世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农民由于人多地少，效率低下而不断地涌进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把中国的人口优势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低工资、高产出，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凝结在产品上就是低价格。这就是一直发展到1998年之前的中国模式，通过释放劳动力价格的优势进行初级加工，取代进口并大量出口。这种中国模式的力量，到现在还在继续。它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到2004年高达70%。
一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就是这样的模式。对低成本的追求使占有全球市场份额60%的比亚迪电池更多地采用人力来代替设备生产，因为中国的人力成本低于设备投入成本，也使得外贸最为发达的浙江宁波地区农民采用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在管理精细化和对人力成本的计算达到了一个无以伦比的高度，记者在宁波慈溪采访时看到的工厂是这样的，一幢家居的农民房边上搭了一个遮阳棚，里面的工人生产着宁波地区DVD企业的外壳。没有工厂建造成本，没有管理成本，再加上很低的工资，而制造出来的DVD机外壳完全符合工厂要求。这样的高度专业化带来的竞争力谁能比得过？中国模式的核心秘密，正是在这种小小的家庭作坊里。
1998年未受重视的信号
中国模式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相对于俄罗斯对经济的休克疗法，中国增量式的经济发展1998年之前使得大部分人都从改革中得到益处。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并使大多数人都得到好处，是中国模式的最根本所在。而这种模式以软着陆为特点，追求发展和稳定的协调，在世界范围内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式发展的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这种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在1997年到1998年之间，受到了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巨大影响。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汇率变化和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的影响，中国产品不得不面临着更大的竞争。一份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2000~2003年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相当于当年GDP1~1.2%的损失。
为了保住GDP的增长，中国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再次启动国内消费，成为1998年之后的政策选择。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大领域成为下一个改革方向，市场化进入了这些带有公共产品色彩的领域。以这些大宗产品的商品化来带动国内消费一时之间引起了巨大的热潮，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被商品房和高等教育收费打开了钱包。
但是对于199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必须看到的是，首先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举债的政府投入为主，这种投入在拉平了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外，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虽然政府投入的都是效益良好的基础建设项目，但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这些大型项目在此之后必须按当时的投入来保持清偿债务的能力；其次，带有公共品色彩的产品在被市场化之后，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负担则更为沉重；同时使实质上控制着相当多资源、急于着眼发展的地方政府把这些资源变成收入而投资于地方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出现了相当大的不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带来的城市化成本的提高很快就反映在企业成本上，人力资源成本开始上升。不仅如此，由于竞争激烈，国企产权改革之后大量相对成本较高的冗员下岗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稳定成本的提高。中国社会从此开始出现了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群。下岗国企职工为上升的医疗费用、涌向城市寻找机会的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农民为昂贵的房价、收入微薄的农民为子女教育付出的代价几乎让他们无法承受。从1998年开始，“内需不足”这个词就始终缠绕着中国发展的命运。
不过在1998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给中国以新的机会。互联网和通讯新技术的产生、发展和融合，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群，而且带动了早已出现的电脑产业的迅速发展。而在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应用有着巨大的基础人群作为后盾，这为社会就业和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在这个产业里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于后来的联想可以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门。那一次被人们看作是风险很大的并购最后获得比较好的后果，在于成本降低。联想掌门人柳传志事后的解释说，IBM公司出售电脑的毛利率为25%，而联想只有14%。由于总部摊销费用的降低，会像拧毛巾一样把盈利拧出来。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化，部分地消化了中国制造在当年的困境。所以虽然199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保七争八”(即保证国民生产总值7%的增长，争取达到8%的水平)这样一个转折信号，但由于政府采取了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开始了部分带有公共品色彩的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加之信息技术产业的出现和这个产业在中国几乎与全球同步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经济减速这种信号未能引起中国整个社会的重视。中国经济的列车在投资拉动、全面市场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市场这三驾马车的带动下继续隆隆向前。
入世之后的挑战和机会
2001年的入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长期而言，入世将使中国全方位地融入世界。但从短期来看“中国入世”这个新生事物，甫一临世就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其优势已经通过20年的释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像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入世前国外对中国产品确实存在种种限制，但后发而灵活的中国民营企业早就已通过转口贸易、国外设厂等方式规避了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纺织产品的全球占有率已经达到了80%的份额。进一步的增加必然导致国际产业生态的不平衡。由于中国民企的成长尚需时间，生产高端附加值较高产品的企业，现在都还处于国有体制之中。由于入世所要求的开放政策，面临着跨国公司巨大的竞争压力，短期之内，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增高变成了“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的助力剂。
入世5年，挑战和压力日益增大。一方面，由于一大批公共品被市场化后，中国人力资源价格开始上升，同时这些产业在中国的高集中度使得中国购买资源的价格迅速上升：2006年，无论是铁矿石、有色金属还是原油，基本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国际资本在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热潮之后把下一步的成长希望都寄托在“分享中国”上。而另一方面，20多年市场化中改革最大的缺陷，即全民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国内矛盾日趋尖锐。面临竞争的企业要求压低成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传统的中国人力资源优势；而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老龄化浪潮即将到来。青壮年人口开始担忧他们未来的保障问题。为支付市场化的公共品，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和日益高涨的生活开支，宁可失业也不再愿意接受低薪职位。人口大国最大的资源来源——人口红利开始下降。这种种的矛盾，再加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非常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中国模式”在2006年开始出现它运行的限度。
待探索的和谐之路
无论是自命深谙中国的保尔森还是试图用美国方式来解释“以人为本”的古铁雷斯，他们眼里的中国，都是那个宝塔尖上的中国。成为劳动力的输出国和技术、资本输入国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而对于中国国内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分化、资本流失、劳动力缺乏这样的现实情况，他们可以不管。赞美中国并取得利益，是他们的核心目的。中美两国媒体都指出保尔森这次带来中国的，是一长串讨价还价的单子，认为他试图通过“广种薄收”来取得进展。
但中国的时钟不可能由美国人来拨动。“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社情和民意的回应。中国的发展，以2005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为标志，进入了下一轮的自我清理。
到了2006年，依然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潜滋暗长的中国社会矛盾，以房价、城市贫民阶层、小区业主维权等具体问题上的难题再次给出了一个转折信号。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经结合部出现了巨大的游戏规则空缺。一部分官员以权力为依托，寻租现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改革开放之后新兴的一大批资本所有者在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之后，已经同时获得了财务和国籍的双重自由外籍身份使他们有了“用脚说话”的权利。只有确定的游戏规则，才能留住资本和人。
这些留给希望中国能够稳定发展的中央政府一个巨大的难题。未来中国的发展会不会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有人把1998年以后的中国遇上信息技术革命称为中国在转折点上碰上了一条正好开来的坚固大船。但中国还有希望碰上如此之大的一条便船吗？古人尚且知道，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需要打造自己的大船。
城市贫民阶层是一个信号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近30年来，中国几乎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相当数量的人并未能同时享受这种成就，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贫民阶层初现
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为1980万人，2005年底为2232.8万人，但是，由于测算方式和申请较严格以及有些人不愿意申报等原因，“低保对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城市贫困人口。
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洪大用认为，如果考虑这些情况，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城市贫困人口已约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贫困率已经高于农村。改革之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只占到1/40，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却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当时是企业办社会，个别贫困者也多享受着单位福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并迅速增多。这些下岗工人只领到很少的补偿金，远低于他们曾经创造的价值。
在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开始下岗的时候，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却开始涌入城市。“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贫困向城市的转移。”洪大用如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成了城市贫民，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亿。而有关城市贫民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农民工计算在内。洪大用认为，应该把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列入城市贫民的范畴。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城市贫民”这个概念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贫民群体的庞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一些缺少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领低保，加入了城市贫民阶层。
近年来，一些城市正逐渐形成一个个贫民聚居区。在城乡结合部，多是农民工的聚居地，清华附近就有一个据说是最大的贫民聚居区。在城区，则存在差别明显的高档小区和低档住宅，一些老城区像北京的大栅栏成了原著城市贫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户区、深圳的农民房等等也聚居着大量城市贫民。
2006年年初，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加重。城市贫民阶层逐渐浮出水面。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那时中国存在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在逐渐形成的城市贫民阶层中，这些“三无”人员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城市贫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贫困。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劳动能力并乐于工作，但却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成年累月地寻找工作，却没有地方愿意雇佣他们。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民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了严重的排斥。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一点，但也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工作机会尤其渺茫。在东北，曾经辉煌的一些重工业城市，大量企业破产或减员，因为整体不景气，失业者想做点小买卖，东西很难卖出去，想做家政，市场很小，想当护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三座大山却还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市贫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性贫困，甚至波及后代，出现代际贫困传递，他们的子女长大后成为新的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阶层出现会带来很多问题，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当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市贫民阶层的时候，黑社会势力逐渐形成了。当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而在此之前的社会稳定，则是小心翼翼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
农民工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或脏或累或有危险性的工作，却始终没能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中被歧视，而且还会遭遇拖欠工资，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几年，农民工和社会的冲突不断上演。城市的失业人员也曾到政府门前静坐。代际贫困则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
某种意义上，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这无疑是危险的。
进入2006年11月份以来，粮油价格上涨。对此，有调查显示，77.1%的人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使他们“生活压力增大”，84.0%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粮油涨价已经给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城市贫民阶层对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格外敏感，任何一点价格的上涨，都可能变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量在贫民边缘游荡的准城市贫民，则可能因为价格的一点变化降为贫民，贫民规模的增大同样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次价格上涨中，国务院温家宝亲自看望了部分困难群众，了解粮油价格上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狭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城市贫困人口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低保覆盖面增大了许多，全国每年为贫困人口支出的经费约200多亿元。同时发展了多种临时救助和专项救助，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专项救助，北京专门有一个对贫困边缘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农民工也被“正名”，明确提出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业内也在讨论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和反贫困法的立法问题。但是，不管救助体系多么完善，从长期看，这只能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中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是一种亡羊补牢，立法则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解决问题，都无法消除造成城市贫民的根源。
目前中国的城市贫民大多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剧了这种贫困，我国社会贫富差别还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更是大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贫穷者则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城市贫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
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和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意味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边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表明作出牺牲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接近付出的极限。这个时候，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不够通畅，社会矛盾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可以通过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多种方式进入城市，而不是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干。而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现在，虽然考大学依然是农民进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为这条通道筑起了一道屏障，近几年，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大学的大有人在，不仅仅是农民，工人家庭也存在这个现象，他们手中的钱可能比农民稍多一点，但供出一个大学生也是倾家荡产。
而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打击了这些家庭负债让孩子上学的勇气。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学歧视，高额的借读费让大量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很少，大多还属于非法，教学质量差，农民工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加渺茫。在城市，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点中学招收的公费生逐年减少，自费生却逐年增加，巨额的择校费把贫困者挡在了门外，富有者则可以用钱买来机会。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取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当教育变得势利，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狭窄。
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正常的流动秩序，城市贫民阶层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门槛，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凝固化的迹象。“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样的社会是让人绝望的，向上流动的通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渠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民众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对社会最底层来说，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当你成为中产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尽管民众、官方和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很不相同，但这个群体的出现看来是公认的。不仅如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让“中产”不再单纯是一个收入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等多重涵义。一个流行的理论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级越庞大，社会就越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渴望保持稳定，不希望激进的变革。
然而，这个被认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光明未来的阶层，却正在经受着难以言说的困惑和疼痛。计划经济下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前几代人的贫困并没有给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继承的资源。与此同时，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较快增长，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的苗头。
在四川，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中产家庭，却因妻子患病而几乎耗掉全部财产，戏剧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点。这类故事的不断上演，不仅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脆弱，也意味着中国目前尚缺乏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政策土壤。
变化向两端隆起，中段丰满不再。大前研一看到的日本经验，会是其他社会的预言吗？
理性维权之惑
不可否认，部分中产生活优渥，甚至即将步入极少数富裕阶层的行列，但是多数中产的情形并不乐观，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光是一处房产就够他们忙活的了。在这里，新生的中产阶层遇到的障碍一个是市场经济不完善，一个是公民社会先天不足。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居民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业主，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业主维权现象。从1998年中国城市宣告结束实物分房时代开始，房地产行业就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人对转型期社会中的信心不足，对货币负利率的无奈，对股票、期货投资市场的寒心，导致购买房屋成为释放风险和消除内心压力最为有效的选择。
看房买房的时候，消费者被奉为“上帝”，然而在房地产领域，购房者还没能尝到做“上帝”的滋味：广告欺诈，合同陷阱，认购设套，物业宾主不分……面对实力雄厚的开发商，购房者孱弱无助、势单力薄。
而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眼下在这个领域里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诚信、不是法律，而是开发商和少数特权者的合谋。在城市，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政府又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市民不能获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开发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业主。业主是由开发商创造出来的。在开发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没有业主。这些成为业主维权的先天劣势。
隐瞒规划、挪用物业维修基金、侵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的收益、物业收费不合理，这样一些导致维权出现的常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十有八九，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目前以开发商为对象的维权行动尽管轰轰烈烈，但也多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面对不断涌起的社区维权运动，发展商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几乎还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由于互联网的发达而组织起来的年轻业主，就已经被各种自发半自发的维权运动搞得身心疲惫。于是，暴力成了老板们最后的一个撒手锏，他们以自己的想当然，认为这样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从而阻止维权运动的继续向前发展。
在业主方面，他们的组织化行动还缺乏法律和公权力的保护。我国保护住房消费者权益的政策法规体系极不健全，目前尚处于草创时期，用于解决开发商与业主纠纷的所谓法律法规，主要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规定，而且往往语焉不详或有偏袒商家的明显倾向。在广州，业委会的备案登记仍规定需“经过开发商同意”，这和让小偷同意成立反扒小组一样不可思议。因此，轻易指责业主的过激行为或者简单赞美理性维权的“优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更致命的是，从受害事实的确认到诉求目标的实现，需要行动者有效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如受害事实的确认，需要相关专业机构独立公正的鉴定；事件的发展过程，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传媒和各种民意代表的介入，而这些，目前尚缺少必要的法律的、政治的制度保证。
而从根本上看，“单位”对个人的影响虽然减弱，但国家通过掌握的主要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对各类新经济精英、知识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决定权等各种手段，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不能忽略的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资源，始终还掌握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对这些资源的掌控和运用，对个人的维权行动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业主维权时代已经来临，业主维权意识已经觉醒。但是，业主维权的途径尚不通畅，业主维权的阻力仍然强大。而这样的阻力，显然不是靠一部《物权法》就能解决的，哪怕它声称要保护私产。
自治之惑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大行其道，造就的是原子化的、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臣民。
正是在这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文化基础上，在西方文明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冲击下，突然产生了“私有制”，冒出了一个“业主群”。这个“业主群”一盘散沙，成分复杂，他们都叫“业主”，突然间都成了“私有财产者”，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财产和利益需要自己保护，不保护就要受人欺负。而我们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私有财产为核心、以共同财产为纽带把大家组合起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知道怎么跟领导相处，知道怎么跟家人和熟人相处，但是一群陌生人在一起怎么根据合同和契约相处，还在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有维权领袖打着“为广大业主利益”的旗号为自己争取个人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则退出维权行动，导致维权分化瓦解、虎头蛇尾；有业主更钟意于搭便车，希望“有个领袖替大家做主”。而因为业主们和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尖锐纠葛，公民意识的欠缺往往被掩盖。据北京的一些维权人士估计，在一个社区里能感觉到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不会超过5%，任何一个社区都一样，而这5%能唤醒的人不会超过15%，剩下的人就全是一些跟风的。
因此，目前社区自治的精神资源极端匮乏。自治不是光靠每个人维护私人利益的理性计算就能成立的，自利的计算可以形成暂时的利益同盟，就像入住收房时那样，但却无力维系一个长远的自治组织正常运转。自治需要某种道德基础，需要自治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信任和友爱。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恰恰普遍缺乏这种道德与精神资源。在传统思想体系被破坏而新社会意识形态尚未形成之时，整个社会除了金钱之外没有其它的主流意志，中产也不例外。
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广为人知的民众素质论：低素质的民众缺乏表达利益、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一向被解释为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所在。这样一种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各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素质与其说是权利的开始，毋宁说是拥有并能充分合法行使权利的结果。
中间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这是在个人的层面上。在支持社区自治的精神气质上，很多维权人士展现出了理性而不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分工明确、民主协商、社会动员等的初步民主实践和训练，这些都是值得重视和呵护的良好开端。
谁来保卫保卫者？
在中国，中产或中间阶层被赋予了维持社会稳定，保卫民主自由等宏大功能和期许，但问题是，这些作用和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数和比例之上的。当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敌人，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否则中产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
而在中国，人们对中产的定义还莫衷一是，很多被认为是中产阶层当然一员的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一称谓的归属和认同。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即使被划入中产范畴，他们也很少有对社会的认同感：很多所谓的中产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的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了天灾人祸，往往迅速从中产跌落到赤贫。很多人对社会的稳定充满了不信任感，有了钱也千方百计转移到国外，根本没有发挥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严峻的现实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下层占有很少的社会资源份额，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和中上层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这种两极化趋势严重限制了中产阶层发育和成长：一方面强势精英群体垄断的资源过多，攫取了本应当由中产阶层等其他阶层占有的资源份额，另一方面弱势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现有政策体制的束缚，不能顺利实现向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三农问题的困局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与地位升迁；大学生以及更高学历的知识群体不断严峻的就业困境，也使得他们的“白领之路”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而在社会阶层出现固化态势，社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同时，更多的中产阶级由于消费或者失业等因素随时可能被拖下来，很可能出现中产阶层的逆转或负增长。
而当下，人们过多地关注中产在政治上的“稳定器”“缓冲带”作用，而往往忽视了其他的变数与可能性。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当中产阶级在威权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他们会放弃民主、偏向稳定，如新加坡；而一旦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
世界各国的民主实践表明，中产阶级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两方面的稳定，其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完备，包括社会职业制度、社会救助体系、医疗住房养老体系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法律保护，这种尊重和保护不应该仅仅是一纸条文，而应该落实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
这样下来，我们会发现，我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过程，并且当下妨碍个体成长为中产阶层的因素越来越多。而身处社会分层的中间位置，中产者的尴尬还在于，处在社会顶层的富人，往往声音比较大，能够影响某些法案和政策的制定。而处在社会底层的穷人虽然基本上没有表达渠道，但现在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时会有意识地向这部分人倾斜，而中产者自己则处于两不靠的地位。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中国被炒得很热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和说法，只是在某方面与西方中产阶层的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 “雏形”，距离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还有相当艰难的发展路程。
社会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
本刊记者 熊培云
不可否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一直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社会”却处于一种没收与没落的状态。中国原有的社群组织与社会规则，在狂风骤雨式的改造中变得淹没无闻，而无所不在的国家体制，以及源自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敌意，更使资本变成了一个坏东西。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渐渐意识到，资本并没有那样糟糕。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或学者眼里，中国正在滑向“野蛮资本主义”，而中国有些本土学者透过“权力私有化”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同样将这种新趋势称为“官家资本主义”。然而，凡此种种批评并非是为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的变异。
与此同时，近30年来，在中国渐次走向开放，终于放弃“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时，国际学术界对“资本”理论的诠释也有了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同样暗合了“资本”概念的现代化，而这一概念的现代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增进政府与社会对“社会资本”的理解。
关系是一种资本
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的出现，使物化的资本部分回归于人。若干年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因此渐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权威的定义，但是，一个共识是，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或重塑社会关系(社会契约)，社会能够从中获利。进一步说，承认社会资本的存在，将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路。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投资社会关系的改造与培育，不仅可以使个体、团体获利，同样可以使国家获利。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收益。”
早在几十年前，谈到为什么反对阶级斗争时，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化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梁漱溟：《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无疑，由家族伦理构筑的中国社会实现了对国家政治失灵时的重要救济。近些年来，人们经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崩溃家国仍在？为什么中国人历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转型期的中国，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在政府救济不力时，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出现世界预言的“崩溃”？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家族作为一种“组织”部分化解了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时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
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子女通过考学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会不断地接济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小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负责征税，他们在家族中几乎要担当包括弟妹教育、父母医疗到养老所需的一切。而那些正在咬紧牙关支持孩子读书的父母，同样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从这方面说，尽管在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培育很不发达，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由于多数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所谓“中产阶级”的出现，首先是对家庭救济能力的一种增量，是一支新的社会救济力量的出现。
在专制或者封闭时代，经营一个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极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中国式的家族自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救，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自救理应走向并拥有一个宽阔的前景。
从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进程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影响民主制度的绩效，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网络的发展，即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既维持原有社会资本的存量，又实现增量。
就像婚姻缔造了家庭，自由结社同样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公民精神大加赞扬。托克维尔认为，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中，帕特南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这种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为例，在1960年有62.8%的人参加了对肯尼迪与尼克松的选择，而30年后只有48.9%的人参加了对克林顿、多尔与佩罗的投票。同样，公民的公共表达，诸如递交请愿书，给议员写信等也呈现下降趋势。今天的美国人是如此独立(个人主义)，以至于在闲暇时间宁可独立自己去打保龄，或者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与邻居聊天，或者参加社会区集体活动。
当然，中国人并不会“独自打保龄”，但是，即便人们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也并不代表他们参与公共事务。中美仿佛处于两个季节，如果说美国的社会资本在部分凋谢，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发芽。今天，“投资社会资本”和“治理”、“公民社会”一样，渐渐为政府与民众所熟悉。应该看到的是，对于政府来说，所谓“投资社会资本”既不需要什么投资环境，也谈不上等待什么成熟的时机，如果政府放手社会资本的自发性的成长，政府不但不用花费一个铜板，反而可以坐收社会救济政府的巨大利益。两者的权利的边界是，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显然，划分公民社会的边界，不在于阶层意义上的权利边界，而在于确定社会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边界。
应该说，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孤立主义，前者使社会处于一种被吞噬的状态，而后者则使社会变成一盘散沙，这都意味着社会力量或社会资本的土崩瓦解。正因为此，笔者认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两个重要价值是独立与合作。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本质上说，就是社会组织复苏或再生的过程，是社会资本生长与重新配置的过程。正是因为看到社会的创造之力与缓冲之力，吉登斯之发现社会，就是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发现“第三条道路”。
被垄断或异化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关系”。人们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公民之间互信互惠，合作成长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对于民主运行与一个社会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来说，它同样至关重要。如学者燕继荣指出，“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团体，其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存量，而社会资本的存量来自于他(它)的社会网络关系。”(《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
社会资本虽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现，同时应该具备某种开放性，否则便有可能因为封闭而转向异化。关于这一点，深谙官商勾结“关系”之苦的中国人并不难理解。某些社会资本的“消极的外部性”为人们所重视——封闭的社会资本同样可能起到绑架或隔离公众的目的。
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波特看来，如果一个群体的目标是反社会的，那么，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必然会产生危害社会的作用，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的存在，使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培育才更应有所作为。然而问题在于，究竟该怎样培育社会资本，是政府通过干预投资，还是公民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观念投资，并因此获得社会的回报？
如亚当斯密所说，“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一些利益团体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同样可能形成一种对公众的合谋。举例说，近年来调而不控的高房价，无疑与开发商之间、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默契合谋不无关系。当政府三心二意地开始调控房价，地产大佬同样会召开闭门会议，甚至有的地产商以“不盖房”为由相要挟。对利益的追逐既是经济资本的属性，同样也是社会资本的属性。资本会因为繁殖而增值，而强化，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并不是社会资本的致命之处。真正的短板在于，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而另一些人却处于被禁止的状态。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国的关系网络，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在邻居家串门。在此意义上，如果说任志强的“不盖房倡议”是挑了一次惊艳的花枪，那么，民间“不买房运动”的昙花一现，留给人们的则是一种“蚍蜉撼树”的悲凉，是局部见证中国社会手无缚鸡之力的一曲挽歌。
开放社会的社会资本
设若重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重建社会关系，那么首先要知道我们需要怎样一种社会关系，以适合民众创造力的发挥，适合一个开放社会的成长。显然，在集权主义社会里，在只有一个中央连接点的星状体结构中，并无社会可言。因为在这里一切纽带都需要通过位居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权利来进行连接。其危险在于，当权力失灵，整个结构立即土崩瓦解。
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分为垂直式与平面式。前者为柱状，后者为网状；前者是等级制的，而后者是贯穿着一种平等精神。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诉求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与依附关系之中。
显然，这种柱状的等级式的结构所代表的仍是一种封闭的、断裂的社会结构。在帕特南看来，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可以勉强维持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但是不会使全社会进入一种信任与合作的状态。
社会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从本质上说，中国转型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于过去社会一直处于被压抑或者没收的状态，社会必须寻到并赎回自己应有的边界。而开放社会的好处就在于，国家有义务承认公民个体的价值优先于国家的价值，而公民能够遵照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政治或权力设定的纽带来缔结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开拓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使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达到最大值。
最需要寻找的是权力边界
——专访赵晓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对，中国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边界，而且是非常需要。”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这样说。“到了目前这个时代，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公平和规范。一直以来，我们的改革注意经济发展而缺乏政治体制变革，而经济发展中又以工业为主，所以造成了现在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慢，这样一系列的不平衡使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渴望公平，尤其是目前。”
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赵晓，一直活跃于经济研究领域，被人们誉于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年青经济学家之一。
现在是一个制订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
《南风窗》(以下简《南》)：为什么现在是一个进一步制订发展中的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
赵晓(以下简称赵)：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制订游戏规则比较好。如果经济处于紧缩期，那么新的发展规则就很难推动。未来数年中，中国有奥运会和世博会，而现在公平和规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这是一个时机。
同时，我们要对制订中国发展中的游戏规则有紧迫感，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向宪政文明迈进或完善的步伐在加大。从现在看，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资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没有公平和规范，那么我们必须防止掌握资本的人有一天选择用脚投票，放弃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南》：您认为需要制订游戏规则的领域主要有哪些？
赵：在于企业如何取得社会资源、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如何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匹配和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规则等方面。目前出现的公众对改革的冷漠和不关心，主要在于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公平。而追究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限制政府权力，向宪政文明靠拢，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保证。现在，这个保证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缺少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现在兴起的国学热，是民族偏好的一种。但我的看法是，还是要通过竞争的原则来设立民族偏好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形成一个普适的民族价值观，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民企原罪的边界和MBO的误区
《南》：2006年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程度相当明显，而在这种背景下，对民企原罪的议论再一次加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我是第一次提出民企原罪问题的学者。但是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以后，却被误用了。当时我提出这个概念的原意，是警戒民企在发展过程中不要越界，不要把钱权交易和打擦边球当作常态，要重视游戏规则，但这个概念现在被拿来当作仇富的理论工具。在我看来，对于民企，应该有一个为今后的规范而建立的大赦，以达到让社会更为和谐的目的。但目前的法律体系看来未必合理，而在贫富差距拉大、仇富心理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民企应该更为主动地寻求个体的解决方式，比如慈善，比如主动赔偿。透明比隐藏好，寻求解决是一个放下包袱的最好方式。对民企来说，这是一个规范的边界。民企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有贡献的，所谓原罪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如果现在要设立一个边界的话，其目的是在于不纠缠，但要让企业主警戒和反省。
《南》：除了对民企原罪的议论之外，国企的MBO更为引人注目，目前政府已经叫停了这个改造国企的方向。但股权激励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停止。现在国企改革是否也达到边界了呢？
赵：国企要分为提供公共产品和竞争性产品两类。前者在全球而言都是国家所有的。而对于后者，改造是必须的。但中国的问题在于权力对这些企业改革的介入。产权改革是一个大方向。私有企业的效率确实要高于国有。但中国MBO方式中有过多的权力干预，这就造成了对原有资产分配的不公，引起反弹是必然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在国企改造中导致了内部人主导，使MBO无法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权力没有找到它的边界，那么其他方式来对国企这笔资产进行改造同样也会出现内部人主导的可能。一方的问题在于试图以MBO中出现的现象来否定国企改造，而主流经济学家则忽略了国企改造中内部人导向背后的权力介入问题。
房地产：无制约权力剥夺公民权益的最大表现
《南》：2006年中国发展中争议最大的是房地产产业，整个中国城市人口被房地产撕成了两半，有房者和无房者成为两个阶层。新加入城市的白领阶层的工作和居住成为两个巨大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出了什么问题？
赵：事实上，土地是中国最大的资产。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土地资产在2002年的核算价值是25万亿，相对于国企2003年7万亿、2005年10万亿的资产而言，土地才是最大的资产。如果再考虑这几年的增殖，现在的土地资产恐怕已经达到40万亿的规模。这个领域的权力无制约造成了现在部分失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影响到全中国最多的人群，这也是目前它的影响范围最大的原因。
房价的高涨，使得居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权力通过住房这个高级产品的价格对社会利益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而政府责任在其中的缺失则加剧了这种恐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是有义务帮助中低收入家庭以其付得起的价钱来获得住房的。有人说中国人多地少是住房价格偏高的原因，但是同样是人多地少的香港，住房就没有引起太多的抱怨，那是因为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一个住房保障体系。现在中国住房体系的问题在于产权不清，住房产权不清，土地产权更不清楚。产权不清的现实造成权力介入的空间，也造成了房地产业的现状。
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来看，它同时还制造着问题的另一面：无制约的权力制造着更为贫苦的失地农民。客观上，土地被应用于现阶段价格水平下的城市房地产和被应用于农业，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而在征地过程中，权力介入使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存在着知识差异的失地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贫民中的又一部分。
其实房地产商在房价高涨过程中只是链条的一环，政府才是最大的地产商。无论是何种方式，地产商取得土地都要通过政府。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上的分配不公，使地方政府有着极大的收益冲动，所以土地成了他们最好的收益工具。
《南》：就现实情况，较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赵：短期而言，物业税是一个现实的方式。城市房地产的症结在于有人多占住房、占大房型。那么政府应该通过收税的方式来进行调节。把房产的收入从一次性支出变成多年支出，使多占房子的人必须长期支付税收。这会使占有城市房产的欲望大大下降。国家要迅速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把住房的公共品特性重新还给社会，其特点就是免费给地和开发免税。
在权力介入市场化而造成损害的各个方面中，尤数土地和房产领域的影响最大，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举例而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政府邀请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策划，一年之内把该市的房价炒高了50%，这样的上涨幅度，怎么会不引起反响？
权力之度
《南》：既然国内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化带来的都是负面效应，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为什么你还在呼唤政府介入呢？
赵：在我看来，在市场化的国度里，政府的介入还是必须的。就以房地产而言，政府应该起到的是一个监管和保障的作用，监管开发商，防止他们制造信息不对称和克扣行为，同时保障这个市场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实不止在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开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等带有公共品特征的领域市场化进程都存在着公共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的合谋。政府权力在这些领域的进入应该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进行，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好的制度应该是物业税。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在教育、医疗、国企改革、住房等领域，失衡的根本无一不是在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但是没有一个监管者的市场化经济体现的是丛林原则。像教育产业，是市场化的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教育产业的市场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应应该加强，但低收费的公立教育和补充性的私人教育应该同时存在。在这个产业里的边界不清就导致了寻租现象的存在，权力成为收钱的工具。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找准政府介入市场的那个边界在哪里。
《南》：你认为权力边界不清，是中国目前事实上出现边缘人群的原因吗？
赵：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比较而言，原来中国在人的权利方面是，9个农民才有1个人可能获得人大代表的资格，而每个市民都有这种资格，现在变成了4个农民有1人可以获得人大代表的选举。从政治权力上说，这是一种进步。而农民进城之后，其选举权就和市民一样，这就是进步，是中国历史上二元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显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么小区、开什么车，可以明确地标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样，消费的单一性使人们无法界定身份，你总不能拿着自己的存折去炫耀说你有多少钱吧，这种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会心理失衡。另外一些边缘人群到了生活无着的程度，因此社会矛盾开始加剧。但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强调还是对市场化的捍卫和政府监管作用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既要防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
市场经济的伦理约束
《南》：中国改革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市场化。但您也谈到，关键在于界定权力与市场的边界。这种界定是由什么决定的？你在不久之前开始公开提倡有伦理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吗？
赵：有伦理的市场经济提倡互助，较之纯粹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要好得多。中国人一直相信头顶三尺有青天，就算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会有所敬畏。北京的天坛原来就是用来祭天的，到了祭天的日子，皇帝是要斋戒沐浴、虔心而行的。
所谓伦理，就是在法律边界之外人们的某种偏好，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所敬畏的人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秩序，而市场经济是需要一个秩序的。法律是一种秩序，但它是一种维持底线的秩序，人们需要在法律之外受到公共道德的约束。比如说一个社会把一夫多妻当作它的社会偏好，那么道德和法律就会有相应的调整。而德国之所以在上个世纪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是因为它在统一以前就有一个民族偏好，那就是教育。在德国统一之前，12年制的中学教育就得到了普及。社会偏好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这种被称为伦理的东西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南》：如何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约束？
赵：首先我们必须说清楚，哪种伦理可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作为个人，我无法直接说清哪种伦理适合这个民族。但我认为，伦理作为一种思想产品，同样应该通过竞争来决出它的好坏。
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要一种伦理来维持其基本秩序的时候了。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就是市场经济对伦理的呼唤。思想无边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强制其他人的想法。在社会已经多元化的今天，恐怕势力怎样强大都无法把自己的思想塞到人民的脑子里去。
一个可以提供的案例是，在韩国复兴的今天，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韩国人中有35%是信仰基督教的，而在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温州，同样有相当高比例的人信仰基督教。温州人聚集的地方很多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原来他们的牧师用温州话布道，现在他们都改用普通话布道了。这种教化的力量体现在温州人身上，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而温州的商业文化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名的。从中我们也许能体会到一些伦理的力量。所以不要小看伦理这个法律以外的约束，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在经济上已经被人视为崛起，而整个文明却弥漫着一种失落感的现在，无疑将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