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7月7日电（记者 杨群益编译）印度记者Pragya Tiwari近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网站上撰文，指出印度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的责任在于印度政府不重视全民医疗保障投入，而印度民众也没有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改善局面。以下是正文：

　　长期以来，印度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迫使其政客将医保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6月8日，印度逐渐放松了此前实行的世界上最严格的锁国措施——这一封锁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并导致了令人震惊的人道主义危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被迫徒步穿越全国各地返回他们的农村家乡——其中许多人卒于劳累、饥饿或被汽车撞死，这一惨案令国家深刻笼罩在悲情色彩之中。

　　这一封锁惨剧唯一给我们的合理化解释是，人们坚信如果不立即、全面地实行国家封锁，那么疫情会发展得更严重，也许封锁政策为政府赢得了时间来防止更多的损失，挽救了更多人免于死在病毒手里。

　　然而，过去几周的新闻已经打破了这种信念。随着印度主要城市的医院病床逐渐枯竭，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病患家属的求助，这些家属试图为重症病患寻求医疗服务。许多印度人，无论是人脉颇广的前国会议员，还是中产阶级公民，却直到亲属病逝都没能等来医疗救援。

　　全国各地的患者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病房中隔离着，有的甚至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水。其他人则在不堪重负的医院中遭到严重忽视，有时他们的亲戚在医护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不得不亲自照顾病人。有些人还被迫花巨资购买甚至非法进口相关药品。

　　医护人员的状况也很惨，他们被剥夺了工资和防护装备，受到死亡威胁、暴力伤害和加班劳累。由于防范的疏忽，他们也以惊人的速度感染病毒。

　　显然，国家未能利用封锁的时机来建立抗疫能力，即使人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两个半月的时间也不足以弥补数十年来的医保赤字。

　　印度在公共卫生上的支出仅比GDP总量的1%多一点，在188个国家中排名第170。在公立医院中，每1000人可使用的床位数为0.5，而12个邦（约占该国人口的7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呼吸机和重症监护病床的数量更是少得多。

　　印度农村地区的医保状况更是差得惊人，某些地区甚至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即使病人可以得到照顾，标准也会非常低。《柳叶刀》杂志的一项研究估计，即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印度糟糕的医疗质量也会导致每天有4300名印度人死亡。

　　无怪乎印度70%的医疗费用是由市民自掏腰包，而不是由国家财政预算支付的，每年全国至少有7%的人口因病致贫。虽然私人医疗机构比公共医疗机构可靠一些，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但总体而言，其医疗质量还是大相径庭。

　　此外，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几家私立医院已经开始牟取暴利——即使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费用也是难以承受的。其他私立医院则将患者拒之门外或晾在床位上。其中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国家未能有效监管私营部门的运营规范。

　　但是在民主国家，民选政府如果施政反覆失败，就会被民众选下台。对于大多数印度人而言，印度糟糕的医保已经是他们长期的生活经历。大流行加剧了公民的巨大损失。但即使这样，在印度，这也不是能够左右选举的主要议题。

　　以2019年大选为例，印度两大政治阵营的竞选宣言都将医疗改革列入了议程。执政的人民党与私人医保提供者合作，选择了一种相对较弱的、基于保险的医保模式，旨在覆盖印度不到一半的人口。而印度国大党则承诺通过投资公共卫生领域，以实现全民医保。

　　对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在竞选中讲话的分析表明，在被提及的24个高频关键词中，健康问题排在第21位。即使如此，人民党还是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这不足为奇。总体而言，印度人倾向于按照宗派主义进行投票，其中包括种姓、族群及宗教，或三者结合，印度的选举往往是这些偏好的反应。

　　这导致印度出现了一个侵蚀制度的执政体系，资源和权利更容易提供某些特定群体的人们。可用的预算用于资助民粹主义以催生选票，而不是花费在较长时间才能获得回报的医疗和教育改革之中。

　　媒体可以在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印度大量新闻频道的事实和数据，以及广泛的地区出版物为基础，可以动员民众参与要求全民医保的讨论。另一个方法是利用社交媒体的愤怒进行政治要求，还有是通过民间社会推动建立基层组织。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印度选民不能超越政治上日益加剧的两极化，且没有对政治代议者们就医保问题进行施压；如果他们不能使印度的民主制成为优先考虑提供给大众公平政策的制度，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面临和我们现在一样的悲惨命运，被国家抛弃，独自与疫情斗争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