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5日电(评论员 乔新生)香港李嘉诚先生关于内地批评其撤资的回应，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作为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香港商人，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滴水不漏，令人不得不感叹，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解，可能让很多人自叹弗如。

      他首先解释之所以迟迟不对内地一些新闻媒体的批评作出回应，是因为担心声明冲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政治议程。他列举大量的事例说明，虽然把公司迁出香港，但是，仍然在香港有重要的资产，并且为香港提供大量的税收。他以自己的慈善经历说明，自己拥有拳拳爱国之心。他对内地新闻媒体发表的言论感到不寒而栗。

      李嘉诚先生秉承传统，绝对不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他从商业资本的角度，全面解释了自己的投资行为。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他的解释并不能让香港和内地的居民感到宽心。可以这样说，李嘉诚先生是一个风向标，它的投资行为决定一个地方的兴衰，他以特有的商业嗅觉，已经预见到中国内地即将发生的变化。他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同时又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祖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正处在关键时刻。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在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正在迅速显现出来。香港反对派在香港立法会否决了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反而使得香港居民冷静下来，重新思考香港的未来。香港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导致香港的资本高度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香港的未来令人堪忧。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已经看到了香港的未来，因此，他在风雨尚未到来之前，撤出自己的资金，在其他地方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样做就先见之明。同样道理，祖国内地的市场经济也进入转折时期，某些领域出现了国家垄断不断加剧的现象，一些地方和某些行业甚至出现了权贵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祖国内地市场大规模投资，那么，很可能会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李嘉诚先生宣布撤出在内地的大量资金，目的就是要规避可能到来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

      作为知名的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就像是灯塔，照耀着商业发展的方向。改变香港的垄断资本主义，纠正祖国内地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显然不是李嘉诚先生所能做到的。对于李嘉诚先生来说，始终驾驭着顺风船，从来都不愿意逆水行舟。对于即将到来的风暴，这位企业家有着天生的敏感，他已经意识到，当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时候，必然会出现垄断的现象，而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正因为如此，这位著名的企业家选择敬而远之，而不是逆流而上。

      当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时候，越来越多学者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感到忧虑。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些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和法学者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国有良知的学者来说，发展市场经济绝对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的问题，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那就是借助于政治制度，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资本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时候，周期性的选举，会让那些中下层居民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促使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改变国家的资源配置政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一定的保护。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可以延缓矛盾，可以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确保弱势群体不会陷入绝境。

      可是，现在香港特区这样的制度不完善。这就使得香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会走向对立而不是和解。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改革进程受阻，从一个侧面说明，香港特区居民还不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可以在对外实行独裁，但是，对内必须实行民主。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既然无法通过循序渐进的民主改革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那么，香港的资本家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那就是用脚投票，对于香港政治社会存在的问题敬而远之。

      关于祖国内地发展的前景，学术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内地的道路是正确的，应当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制度分开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合并在一起人们就会发现，如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问题。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果试图依靠市场经济解决社会问题，那么，只能使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反过来，如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不断地发展政治制度，那么，有可能会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笔者的观点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制度平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制度，这项制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把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集体解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可以这样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既不能依赖市场经济，同时也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东施效颦，而应该通过完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许多问题之所以得不到有效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必然会出现资源高度集中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现象的时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督促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导致资源高度集中出现垄断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时候，人大代表应当挺身而出，通过法定的程序督促政府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切实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换句话说，市场经济虽然会产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资源高度集中的现象，但只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那么，就可以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假如没有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把着力点放在改革完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而只是一味地效仿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在选举程序的问题上争吵不休，那么，必然会延误改革的实际，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矛盾重重。

      非常遗憾的是，李嘉诚先生虽然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治，但是，他并不愿意参与其中。假如香港的李嘉诚先生和香港的其他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贯彻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相信香港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政治局面。李嘉诚先生是一个经营大师，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对于香港乃至内地发生的许多问题，他只看到了制度和政策层面，而没有看到制度和政策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关系，没有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或者换句话说，李嘉诚先生试图依靠现行的法律制度，保护自身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还是内地的居民，都希望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成功的企业家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对于李嘉诚先生的期许，可能会让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他之所以不寒而栗，是因为他一辈子走的是顺风船，他不愿意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他也不愿意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中流砥柱。他以自己的谦卑，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愿；他以自己的精明，选择了逃避之路；他以自己的真诚，期望得到人们的谅解；他以自己的商业决策，保住了自己一世积累的财富。对于这位卑以自牧的谦谦君子，我们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毕竟，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高风亮节的政治家。

      当今社会之所以要重视李嘉诚现象，是因为这种现象说明多元化社会人们还没有学会求同存异，对他人的选择还没有学会宽容和包容。正如李嘉诚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所作所为既符合内地的法律，同时也符合中央的政策，他不应该受到指责，更不应该成为众矢之的。需要检讨的或许不是李嘉诚先生，而是香港和内地的决策部门。当一个社会出现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现象的时候，是为了追求增长速度而任其发展下去，还是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切实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防止市场经济的劣根性继续发展下去。

      反腐败可以打击权贵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整个社会体制运作缺乏透明度，那么，腐败现象可能还会大量滋生。所以，在社会矛盾没有大规模爆发之前，决策者应当未雨绸缪，应当充分吸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训，制定一系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则，约束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现在祖国内地已经开始制定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可预期的法律制度体系。相信祖国内地不会出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悲剧，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行政长官的领导下，一定能化解危机，不断地寻求共识并且凝聚共识，从而使香港走出历史的窠臼，开辟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