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兴想要获胜，显然还有需要努力的空间。


“秋菊”互动微妙

??中评社　题∶杨秋兴的“南方革命”，作者∶王昆义（台湾），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大学教授

??在台湾绿营人士的心目中，普遍对“南”或“南方”有一个特殊的偏好，或者说具有一种特有的情结。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来印证∶一是，以刊登台独人士文章为主的网路媒体，他们称为“南方快报”，这个“快报”还标举著是“属於台湾派所共有的网路媒体”；二是，对於台湾原住民的语言被称为“南岛语系”，而且经过研究的结果，整个太平洋南方的语言大都属於“南岛语系”，而所有的“南岛语系”的发源地还是在台湾；三是，支持民进党的重要票源都在台湾的南部，所以“北蓝南绿”似乎已经成为台湾选举一种不变的规律。

??这种定型的观念，不仅存在民进党，国民党似乎也认定这是他们在选举中最难以跨越的规律，所以在决定五都选举提名人选时，国民党几乎是把重兵部署在北北中，而在南、高两市看得出来国民党是有意打一场“牺牲打”，以致於提出两个有点不孚众望的人选，这样面对民进党在南部处於分裂的困境时，国民党也讨不到便宜。

??如果当初国民党用心把胡志强改提名到高雄市参选，把朱立伦提名到台南市作战，这样现在才会真正让民进党头壳发烧。但国民党一开始就抱定一种“牺牲打”的策略，让民进党能够好整以暇，即使面对分裂的恶劣选举环境时，也没有强大的威胁感存在。那麽民进党面对南部的分裂，为何又不惊惶呢？这是有必要从更深层的地方说起。

??杨秋兴为何跳出来参选

??要讨论高雄县长杨秋兴为何跳出来参选，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今年3月份我在《中国评论》月刊所刊登的那一篇“民进党五都市长人选出线的怪现象”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就已经先行预测杨秋兴不太可能在民调中出线，因为这是“一军、二军的问题，没有全台湾性主流媒体镁光灯的照射，杨秋兴再怎麽努力，总像是地方型的政治苦力，不具有一个大都市领导者应有的架势，他想要在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中获胜，显然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空间”。

??既然我在2月写这篇文章时，就已经看准了杨秋兴不太可能在民调上超越陈菊，相信杨秋兴也不可能不会想到这个结果，但既然愿意参与民调初选，为何他又不服输的选择跳出来参选呢？原因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同志相残，一种是国民党虎视眈眈下的压力所造成。

??先从第一种同志相残的情况来看，在民进党以民调初选以前，杨秋兴为了跟陈菊区隔属性，所以虽然两人都是出自民进党的新潮流系，但杨秋兴却一再宣示已经跟陈菊“分流”，也就是声明他已经退出新潮流系，不再是新潮流的成员，这就种下新潮流系会把他赶尽杀绝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民进党的新潮流系，它的组织源自於列宁式政党，这种组织在台湾发展以後，更像是黑帮组织，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制度，以及人才培养的管道与方法，所以每一个参与这个组织的人想要退出，就有点像黑帮一样，不是你说要走就可以走。在“艋　”电影中所描述的“本省卦”万华黑帮，一个要想脱离帮派者，通常都会被当成是一种“背判”，帮派成员可以运用各种理由对他进行狙杀，直到他流血死亡为止，所以进入帮派容易，退出帮派难。

??新潮流系对於声明退出派系者，一样采取“狙杀”的手法，所不同的是，帮派对退帮成员的狙杀，一定是让他流血倒地。新潮流对主动退出派系者，则是要让他难以在台湾政坛上立足，不要说是留在民进党内，就是“叛逃”到国民党，也一样会“追杀”他到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所以任何退出新潮流系者，他们没有一个有好的政治下场。

??杨秋兴就是最新一个没有好政治下场者，他以前是在新潮流系的支持下，可以从容的在高雄县长的位置上呆上9年。如今他既然声明退出新潮流系，新系当然会“狙杀”他到底，他们应用各种力量对杨秋兴的支持者斧底抽薪，也对跟随杨秋兴的人全面封杀，这就让杨秋兴面临“狗急跳墙”的抉择。他如果不站出来参选，他与他的班底，甚至是有力的“桩脚”，都可能很快的在高雄县的政坛上消失，所以除了孤注一掷之外，别无选择。

??杨秋兴在初选失败以後所面临的第二种“国民党虎视眈眈下的压力”，恐怕也是他非跳出来参选不可的原因。要知道，任何一个在地方上担任9年县长的人，不可能在施政措施上没有任何的疏失，即使他不贪，但行政上的瑕疵，也可能让他一退下县长的职务，就可能跟阿扁一样的转进牢笼。

??最显著的例子是，在他任内最得意的建设，就是跟台湾烨联集团所弄出来的“义大世界”。那麽大的投资项目，是否有土地变更的问题，或者环境评估上的瑕疵，恐怕都逃不过国民党的法眼；只要有任何的瑕疵，即使杨秋兴不贪污，也可能被国民党施“法”追杀到底，杨秋兴想要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并不高。所以这时候跳出来参选，送给国民党一个“人情”，只要这次他选得不差，即使没有选上，也许未来跟国民党还有合作的空间。

??国民党虽然在高雄县有王金平和林益世这些老少派的政治人物，但因长期没有在高雄县执政，他们一直无法自行培养出可以竞逐县长的人物，外加高雄县市合并，国民党能在两地合一的地方再找出一个有力的政治人物独当一面，恐怕20年内都很难办到。所以未来如果能够跟民进党培养出来的政治人物合作，甚至把他拉拢过来，应该是一种政治捷径。因此，杨秋兴这次跳出来参选，必然是要做出姿态，累积未来可以跟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不但可以自保，起码还可以保持他在高雄市的政治热度。

??这种情形似乎也发生在台南市长许添财的身上，所不同的是，许添财属於阿扁的“正义连线”，他不是新潮流系的成员，必须等到阿扁跟吕秀莲表态是否支持，才能决定是否跳出来参选；没有阿扁的支持，许添财想独力在台南市有所作为，恐怕很难。这也是许添财迟迟无法做出决定的原因。

??杨秋兴在高雄市的“深浅”

??杨秋兴既然已经决定跳出来参选，那麽我们就来评估他对这次高雄市长选情影响的“深浅”，或者说是对整个选情影响的力度有多大吧！

??这里我们就从“地缘政治”谈起。高雄县市的地理划分颇为奇特，它不像台北县市有一条淡水河分隔，既没有山川隔绝，也没有任何自然障碍物作为区分，许多人来往於高雄县市，常常不知道跨过一个街道，就已经穿越了县市的交界。

??虽然县市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物做为分界，原本应该可以很容易融合，但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高雄县市的“政治分界”一直有著相当不同的面貌，这当然跟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同所致。举例来说，在高雄市尽管一样有选举进行，但这个城市就是形成不了地方派系。国民党方面过去虽然有意培植当地老政治人物像陈田锚、王玉云等家族政治作为在地的“派系”，但最终仍然无功而返。王玉云最後甚至因为经济问题跑到大陆经商不敢回台，只有陈家在当地还有一点点的政治影响力。

??高雄市无法形成政治派系，当然跟它的发展有关。高雄市是一个工业发展型的都市，外来人口比在地人口多很多，而且因为是工业与港沪都市，所以外来就业人口以劳工为主；国民党威权体制时期，也曾期望以“国营事业”做为基地，把这群劳工转化成为支持国民党的力量。

??然而，高雄市的工业发展从1960年代开始是以加工出口区作为发展的第一步，当时在加工出口区的劳工是以女性为主，过去一些台湾的怀旧电影，只要一拍到当时的情景，大都免不了有一个在黄昏时候，会有绵绵不绝的一大群下班女工骑脚踏车返家的镜头。所以，这个在1960年代开始发展的都市，而且当时是以女工为主的都市，就让国民党的组织力量难以发挥，毕竟女性对政治事务的冷漠，使得国民党无法著力。

??1970年代，高雄市随著台湾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以後，大量的重工业在此设立，也让劳工的型态从女性转化为男性。只是，1970年代以後，台湾的政治已经在外在环境的挫折下，逐步向民主化转型。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这群新进入高雄市的男性劳工，不但没有因为在“国营事业”就职，而去支持国民党，反而变成“党外人士”煽动反国民党威权体制的主力。1979年所爆发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在高雄市爆发最大规模反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标?性事件。由於有这样的社会经济特质，国民党过去习惯以“派系政治”作为巩固地方政权的作法，在高雄市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化外之地”。

??由於有这样的社会特质，高雄市从升格为直辖市以来，很少有在地的政治人物当上高雄市长，例如早期国民党籍的市长王玉云是从澎湖到高雄市经商；後来的吴敦义，也是出身南投，在台北政坛发迹以後，转战到高雄市；而民进党的谢长廷、陈菊，哪一个又是出自高雄市的政治人物呢？

??再以这些担任过高雄市长的政治人物背景来看，他们看起来都有一股草根或草莽性，不能有高学历，也不能太“布尔乔亚”，要能跟劳工群体融合，还要有流利的闽南语，最好还要懂得一点“高雄式的方言”。所谓“高雄式的方言”，就是一种特有口头禅。

??再从高雄县的政治特质来看，高雄县虽然跟高雄市毗邻，但高雄县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在国民党的操纵之下，它形成红派、白派、黑派三个派系，红、白两派是支持国民党，黑派则是支持民进党。

??而高雄县地方派系之所以能够长存，主要是来自於对土地占有的多寡，不必然是由意识型态左右。例如，高雄县的黑派是由已过世的大家长余登发所创，余登发虽然过去是跟“党外人士”站在一起反国民党，但他会反国民党主要是他在担任县长时大举扩张自家的土地，惹得国民党非除之而後快，这也使得余登发几上几下，就是没法把县长的职务完整的就任期满。

??虽然如此，余家对土地的扩张却是不於遗力。例如，高雄县人民就流传一句话∶“所有高雄县新开设的大马路，每一条都会经过余家的土地”。尽管如此，但余家有大面积的土地，却是他们从事政治的资本，高雄县民婚丧喜庆，大都可以看到余家的身影。

??就举一个我自身的例子来看，我父亲在1998年去世的时候，当灵柩还停放在老家的大厅时，有一次余家的女儿余玲雅车子刚好经过我家门前，她後来倒车回头上香。虽然我家没有发给余玲雅讣闻，但出殡那一天余家自动具名送挽联、花圈和奠仪。在这以後，原本极力支持国民党的我的大哥，以後几乎都把选票投给余家。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大哥一直住在高雄县老家，他还是“忠贞”的国民党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高雄县市选民特性的不同。

??由於高雄县市选民特性的不同，在高雄县竞选的民进党员必须获得余家，也就是黑派的支持，绝不能打空气战。但这也形成高雄县长选票也仅止於派系支持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很难拓展票源。但高雄市只要人格魅力足够，他的票源却可以无限的扩大。

??在这种县市不同的政治属性之下，杨秋兴由於人格魅力没有陈菊强，所以他只能固守高雄县的票源，想在高雄市开拓票源，就显得吃力。特别是高雄县的余家已经表态支持陈菊，陈菊即使只在高雄县拿到四分之一的选票，但她在高雄市特有的魅力，必然可以让她大展身手，反倒是杨秋兴在高雄市缺乏魅力，他能在高雄市拿到多少票，恐怕他自己也估不出来。

??在民进党分裂的情况下，国民党提名的黄昭顺是否就有渔翁得利之处？我认为一点机会都没有。这是因为黄昭顺的人格魅力在高雄市不如陈菊，在高雄县即使有红白两派支持，也只能跟民进党打个平手。要知道，高雄县的选票好估，但高雄市的选票却难以估计，两者决胜的关键当然是在难估的地方，国民党若估不出高雄市的选票，就无法想像自己有渔翁得利之处。

??这里面当然还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党提名的黄昭顺在高雄人的眼中实在太弱，而杨秋兴的政见会逐步向国民党靠拢，使得国民党支持者可能出现“弃黄保杨”的结果，而不是民进党的“弃杨保菊”，这是外界对国民党最担心的地方。国民党如果不能把杨秋兴和黄昭顺两股力量结合，他们想藉由民进党的分裂讨得便宜，恐怕只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

??民进党可能发生“南方革命”吗？

??最後，我们再来讨论民进党是否有可能发生“南方革命”，这里有必要回到本文一开头所提到的“南方”问题。

??杨秋兴在他决定参选的声明中，特别用“南方宣言”这个名称，代表他并没有放弃寻求绿营人士的支持，也就是他还是坚持自己是“台湾派”。“台湾派”是从“本土派”发展而来，过去“本土派”被界定为是国民党内的本省籍人士，阿扁执政以後，为了把“本土派”收归为自己的支持者，遂广泛的把本省籍支持绿营的人士，统称为“台湾派”，这有别於“外省派”，所以听到“台湾派”，不要直接想像成是对应大陆的“中国派”。

??杨秋兴的参选声明既然称为“南方宣言”，表示他还是要站在“台湾派”这边，而且还说是要“选择走人群最多的那条路”，那麽哪里又是“人群最多的那条路”呢？表面上是指“中间路线”，但“中间路线”却又是最不稳定的道路，唯有自己的旗帜鲜明，才有可能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

??但杨秋兴却又没有放弃使用“南方宣言”，代表他可能从国民党拉到的选票会有限，那麽他想在蓝绿对峙的环境中闯出一条路，还是一句老话“很吃力”。如果我们拿国际社会“南北对抗”的例子来看，一个国家一旦被界定为“南方国家”，它想一时转变成“北方国家”，恐怕不是那麽容易。

??就以中国大陆的外交政策来分析，传统上大陆就把自己界定成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即使到现在大陆的经济已经崛起，但大陆还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贸然改变自己是“南方国家”的属性，以致於国际社会在炒作G2格局时，大陆的领导者总要再三的否定这样的指称，甚至在各种国际会议的场域中，大陆的领导者还是要一再宣称自己是“发展中的国家”。

??大陆外交政策的例子，其实就可说明杨秋兴的困境，他想利用“南方宣言”来“打著红旗反红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既然是不可能的任务，那麽他想藉由脱党竞选来达到改变绿营大本营的“南方革命”，可能性也就很低。

??毕竟，“革命”能否成功，不仅是在人为的力量，还决定於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两岸虽然已经签署ECFA，但大陆经济的力量想要影响台湾，或者说是影响高雄县市的社经结构，应该也并非是一时可见。既然高雄的社经结构不变，杨秋兴声明要走“最多人走的那条路”，显然也不可能马上形成。所以，没有改变的社经结构，杨秋兴所看到的“最多人的路”，恐怕还会是一条最孤独的道路，而不是帮助他完成“南方革命”的道路。

??（全文刊载於《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9月号，总第1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