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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读谢宝瑜《玫瑰坝》有感——神圣名义下实施的罪恶
发布者 siyu 在 08-04-24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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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帆·
比我们大一代的人有时说： “你们真幸福，成长在了中国最好的时间段，充满希望的八十年代，和经济起飞的九十年代”。还真是，一路在红旗下，队歌中走过来。从小就是各种各样的三好生，有很多共产党的叔叔伯伯。他们都很幽默，不乏各种各样的人材，想起来也很亲切。零零碎碎会听大人们讲他们过去的事情，也看一些书，八十年代的书，当时只是觉得共产党在过去大概是犯了很多错误，害了很多的人，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把这些平常人所属的组织同邪恶联系起来。
长大的过程是思考的过程，是对人性有更多直接经验的过程。才知道，邪恶并不要由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怪物去做，只要时机到了，有那样一个场合，有那样一个共犯结构；只要人人都有的那种对真善美的天然向往被某种强烈的观念压倒，这些平常的，或好或坏，或善良或自私或贪婪或嫉妒的平常人就可以去实施暴虐和凶残。而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为中国人提供这种场合，这种共犯结构的组织，尽管你发现他们也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尽管你会发现他们中间也有很多勤勤恳恳，老实作人的正人君子，尽管你同共产党的官员聊天，还会发现他们好象非常了解民主人权。
朋友最近送来一本长篇小说“玫瑰坝”，作者谢宝瑜，记述发生在中国的土地改革的故事。书送来很长时间都没有看，一是很忙，这又是长篇。而且对斗地主，我们都在各种电影或文学作品见过：愤怒的人群，高举的拳头，颤抖的地主。生活在美国的阳光，蓝天，白云下面，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温习那种暴虐。
晚上临睡前拿起来翻翻，写的是四川，乡音亲切。平白的叙述，如风，如水，如平常的日子。开篇的主人公王秉文，五十多岁，应当是我的很多北美朋友的年龄。知书识礼，继有祖业；如我北美的朋友一样，严谨，精明，仔细，善于经营。出于好奇，就想知道那时的相似年龄的人在见识行为上同现在有什么区别。一路看下去，知道他尊崇天地国亲师。乡里人有急难，他是第一个乡亲们会去找帮助的人。别人不借的钱，他借。频临死亡的人，他救下来，买药，买食物。他租给乡亲的地，是最优惠的，大家都抢着租。土匪下来抢粮，慑于他的声望，会先来知会他。而他会竭尽能力去维护乡亲的利益。
共产党要来了，王秉文不相信共产党会是青面獠牙的暴徒，他认为他是可以为将来的新社会尽一份力量的人。实际上，他不认为放弃他的土地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什么不好。他甚至仔仔细细把他拥有的土地作了登记，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呈献给共产党。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秉文和妻子碰上了前来搞土改的三个共产党，三个年青人。对方不知到他是地主。他，一袭青衫，更象一个教书先生。他却猜到了三人的身份。短暂而愉快的交谈让三个年青人对先生的诗书学问深为佩服，甚至产生了好感，觉得一个山民都有反封建的意识。王秉文也十分欣喜，给妻子吹嘘一通他的先见之明，共产党也是讲道理的君子淑女嘛。
三个共产党在村子里的土改动员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除了那个劣迹斑斑的保长有很多人揭发外。对全村最大的地主王秉文，他们却一筹莫展。老实巴交的山民虽然听不懂共产党的新名词，什么“剥削”，“利滚利”，但还是知道不能无中生有去编人的坏话。土改工作组上级领导启发他们，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会有什么善人？
终于，三个共产党找到了突破口。土匪头子去过王秉文家，王秉文还给了土匪头子不少粮食。终于，王秉文家的女佣哭哭啼啼，吞吞吐吐说出“要让她结婚”这样的话来。
开公判大会的那天，王秉文在家里抄佛经，他一直就在等机会能够亲手把整理好的土地账目交给共产党。但是从他们破门而入，到他被五花大绑拉出去，他只说了两句话：“稀客，稀客，诸位请坐”和“你们要做啥子啊？”。
公判大会上，轮到王秉文的时候，山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几个共产党就在上面诱导，煽情，喊口号。找一个王秉文借过钱的混混，问他知不知道王秉文的账本上他欠了多少钱，混混哪里会记账，当初他找王秉文借钱是在没人借钱给他的情况下才借到的。他抓抓脑袋，“咋个会有这么多呢？”，台上一阵煽情和呼口号。再把王秉文家的那个女佣找上台来。王秉文曾经告诉过她要安排她与另外一个佣人结婚，而她一直暗恋着王秉文，哪怕给他作小也愿意，但这话如何说的出口。“这个恶霸地主是怎么逼你结婚的？”女佣战战兢兢，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哭。大家更愤怒了，这个恶霸地主假善人肯定是对她干了不可启齿的事情。
行刑的时候，王秉文不愿意被跪着枪杀，因为那样不吉利，会不得超生。他一屁股坐了下去。那三个共产党之一的郝勇，大喊一声：“跪下，向人民低头认罪！”王秉文没有理睬。“你再不跪，我就用刺刀捅了。”王秉文脸色惨白，仍是不肯下跪。郝勇怒火冲天，一刺刀插进王秉文的大腿，王秉文惨叫一声，鲜血长流。郝勇提着王秉文的头发和反绑的双手，提起来，放下去，提起来，放下去，就是要把他按成跪姿，但是王秉文就是硬撑着。那三个共产党中的另外一个，终于上来一枪托把王秉文砸晕，两个人按着他把他弄成跪姿，郝勇把在石头上磨亮的子弹顶上堂，抵住后老勺，猛地扣动板机。“砰”一声大响，半个脑袋被震飞。
当天晚上开始下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山遍野。她们要遮盖这血污，遮盖这凶残，把世界还原到她的自然和本真。
有文学前辈说得好，文学作品是人类心灵的历史。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中知道了很多大的事件，以及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但是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我们才能真真切切的感受中华民族经受的苦难，才能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去了解罪恶是怎样发生的，才能去思考这是不是还会发生。
我们自然要问，如果当时的共产党并不是青面獠牙，也是一般的人，却干出了滔天的罪恶？那么现在的共产党为什么就变好了？我们怎么相信在他们的一手遮天的统治下，暴行和邪恶不会在某种场合下大行其道？
在北美生活的人通常要买车买房，他们都有一个信用分数。如果信用分数高，那么银行就愿意借钱给你，因为你值得信赖。那么共产党的信用分数是什么？是极好，一般，还是极差。如果是极差，我们怎么能天真地把我们的信赖交给他们？
我不是基督徒，但当我看见那些青年挥舞着硕大的五星红旗在自由的土地上满大街横着走，我就想起耶稣临刑时说的那句话：“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
□ 读者投稿
相关链接：
长篇小说《玫瑰坝》（一）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5198
长篇小说《玫瑰坝》（二）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5249
长篇小说《玫瑰坝》（三）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5306
廖康：揭示原罪——评介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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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的过程是思考的过程，是对人性有更多直接经验的过程。才知道，邪恶并不要由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怪物去做，只要时机到了，有那样一个场合，有那样一个共犯结构；只要人人都有的那种对真善美的天然向往被某种强烈的观念压倒，这些平常的，或好或坏，或善良或自私或贪婪或嫉妒的平常人就可以去实施暴虐和凶残。而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为中国人提供这种场合，这种共犯结构的组织，尽管你发现他们也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尽管你会发现他们中间也有很多勤勤恳恳，老实作人的正人君子，尽管你同共产党的官员聊天，还会发现他们好象非常了解民主人权。
朋友最近送来一本长篇小说“玫瑰坝”，作者谢宝瑜，记述发生在中国的土地改革的故事。书送来很长时间都没有看，一是很忙，这又是长篇。而且对斗地主，我们都在各种电影或文学作品见过：愤怒的人群，高举的拳头，颤抖的地主。生活在美国的阳光，蓝天，白云下面，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温习那种暴虐。
晚上临睡前拿起来翻翻，写的是四川，乡音亲切。平白的叙述，如风，如水，如平常的日子。开篇的主人公王秉文，五十多岁，应当是我的很多北美朋友的年龄。知书识礼，继有祖业；如我北美的朋友一样，严谨，精明，仔细，善于经营。出于好奇，就想知道那时的相似年龄的人在见识行为上同现在有什么区别。一路看下去，知道他尊崇天地国亲师。乡里人有急难，他是第一个乡亲们会去找帮助的人。别人不借的钱，他借。频临死亡的人，他救下来，买药，买食物。他租给乡亲的地，是最优惠的，大家都抢着租。土匪下来抢粮，慑于他的声望，会先来知会他。而他会竭尽能力去维护乡亲的利益。
共产党要来了，王秉文不相信共产党会是青面獠牙的暴徒，他认为他是可以为将来的新社会尽一份力量的人。实际上，他不认为放弃他的土地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什么不好。他甚至仔仔细细把他拥有的土地作了登记，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呈献给共产党。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秉文和妻子碰上了前来搞土改的三个共产党，三个年青人。对方不知到他是地主。他，一袭青衫，更象一个教书先生。他却猜到了三人的身份。短暂而愉快的交谈让三个年青人对先生的诗书学问深为佩服，甚至产生了好感，觉得一个山民都有反封建的意识。王秉文也十分欣喜，给妻子吹嘘一通他的先见之明，共产党也是讲道理的君子淑女嘛。
三个共产党在村子里的土改动员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除了那个劣迹斑斑的保长有很多人揭发外。对全村最大的地主王秉文，他们却一筹莫展。老实巴交的山民虽然听不懂共产党的新名词，什么“剥削”，“利滚利”，但还是知道不能无中生有去编人的坏话。土改工作组上级领导启发他们，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会有什么善人？
终于，三个共产党找到了突破口。土匪头子去过王秉文家，王秉文还给了土匪头子不少粮食。终于，王秉文家的女佣哭哭啼啼，吞吞吐吐说出“要让她结婚”这样的话来。
开公判大会的那天，王秉文在家里抄佛经，他一直就在等机会能够亲手把整理好的土地账目交给共产党。但是从他们破门而入，到他被五花大绑拉出去，他只说了两句话：“稀客，稀客，诸位请坐”和“你们要做啥子啊？”。
公判大会上，轮到王秉文的时候，山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几个共产党就在上面诱导，煽情，喊口号。找一个王秉文借过钱的混混，问他知不知道王秉文的账本上他欠了多少钱，混混哪里会记账，当初他找王秉文借钱是在没人借钱给他的情况下才借到的。他抓抓脑袋，“咋个会有这么多呢？”，台上一阵煽情和呼口号。再把王秉文家的那个女佣找上台来。王秉文曾经告诉过她要安排她与另外一个佣人结婚，而她一直暗恋着王秉文，哪怕给他作小也愿意，但这话如何说的出口。“这个恶霸地主是怎么逼你结婚的？”女佣战战兢兢，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哭。大家更愤怒了，这个恶霸地主假善人肯定是对她干了不可启齿的事情。
行刑的时候，王秉文不愿意被跪着枪杀，因为那样不吉利，会不得超生。他一屁股坐了下去。那三个共产党之一的郝勇，大喊一声：“跪下，向人民低头认罪！”王秉文没有理睬。“你再不跪，我就用刺刀捅了。”王秉文脸色惨白，仍是不肯下跪。郝勇怒火冲天，一刺刀插进王秉文的大腿，王秉文惨叫一声，鲜血长流。郝勇提着王秉文的头发和反绑的双手，提起来，放下去，提起来，放下去，就是要把他按成跪姿，但是王秉文就是硬撑着。那三个共产党中的另外一个，终于上来一枪托把王秉文砸晕，两个人按着他把他弄成跪姿，郝勇把在石头上磨亮的子弹顶上堂，抵住后老勺，猛地扣动板机。“砰”一声大响，半个脑袋被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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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要问，如果当时的共产党并不是青面獠牙，也是一般的人，却干出了滔天的罪恶？那么现在的共产党为什么就变好了？我们怎么相信在他们的一手遮天的统治下，暴行和邪恶不会在某种场合下大行其道？
在北美生活的人通常要买车买房，他们都有一个信用分数。如果信用分数高，那么银行就愿意借钱给你，因为你值得信赖。那么共产党的信用分数是什么？是极好，一般，还是极差。如果是极差，我们怎么能天真地把我们的信赖交给他们？
我不是基督徒，但当我看见那些青年挥舞着硕大的五星红旗在自由的土地上满大街横着走，我就想起耶稣临刑时说的那句话：“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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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玫瑰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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