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骨的平原

　　　　　　　　　　　　　　　　·冷　热·

　　穷了一辈子的人，憎恶贫困，以为社会上所有的丑恶都与贫困有关，以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能让他们解脱贫困，也让他们告别那令人沮丧拖在地上黑黑长长的影子。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告诉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子事。

　　《羊的门》写改革开放中原某一富裕起来的农村。这个富裕起来的村子并非完全子虚乌有，南北中国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和不久前轰轰烈烈闹了一阵子的山西洪洞县一样，它也有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叫呼家堡。呼家堡过去很穷，穷得人们穿不起裤子，现在富裕起来，富到了满沟满壑流油，借用一句不陌生的话说，这是千年盛世。到呼家堡参观的客人都赞不绝口，赞扬村里的住房和道路，一下子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赞扬村里井然有序的“呼家堡法规”、制定到位的“村歌”和“村操”，人人奉“公”守“法”，干部也有严格的制度监督，稍有违法即被“双规”。呼家堡的变迁浓缩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借用同样不陌生的术语，这叫“中国制造”“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然而隐藏在这一切之下却是千年不变思想专制的厚黑，是呼家堡人极度扭曲的精神天地。与同类题材作品不同，或者超出同类题材作品的地方，《羊的门》没有将社会作善恶好坏的简单划分，没有给出虚假的光明尾巴，而是对富起来的农村典型施行手术刀式的解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闪烁了古铜光泽的哲理思考，显示了由历史大格局朝下的俯瞰。这又是一种从文化的根部向上传达的震撼，独特深刻，痛彻肺腑，足以让人惊醒过来并且进入新的认知层面。

　　《羊的门》开宗明义，引述《圣经》里《约翰福音》的一段名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是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根据《圣经》记载，耶稣为救世人降临人间并在十字架上洒下宝血，从此羊群意识成为基督教社会两千年来的共有意识，基督徒们面对十字架祷告，经常眼含热泪，痛切感悟人的原罪、人的软弱以及被救赎之恩。非常奇怪的是，在基督教从不占优势甚至背道而驰的中国，羊群意识不仅一直存在，并且产生过灾难般的骨牌效应。改革开放以及两位数字ＧＤＰ的增长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羊群意识羊群效应，相反却得以延续和加强。许多人从物资生活的急剧改变中获利，今日富裕和昔日贫困形成巨大反差，更容易使人们头晕。节日里高高升起的礼花，沿海地区高耸的大楼以及入夜时分耀眼的霓虹，从跪在地上的角度仰视过去更加辉煌迷人。金钱和权力联姻，传统道德崩溃，逼迫良知的底线一退再退。社会两极分化，少数人迅速致富，成为精英和强人，更多的人却跌落在深渊里，思想上一片迷钝黑暗。

　　在呼家堡，这种畸形直接体现在村民们对领头致富的村支部书记呼天成那种近似于宗教虔诚的精神崇拜和驯服。呼天成作为新时期呼之欲出浑然天成的农民精英，他的深谋远虑，他的顾全大局，他的克己容忍，他的恩威相济，他的驭人之术，他的呼风唤雨，在作家笔下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远远超出了他所生活的呼家堡地域。

　　当然，和许多大人物一样，呼天成还是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人民的儿子，他的这种愿望不可不谓真诚，也感动过许许多多的民众。被呼天成救活并由他作主与村里老光棍成亲的秀丫，朝思暮想，如何把自己年轻美丽的身体连同灵魂一块儿给恩人摆上。即使像八圈这样沾满旧社会习气的“坏分子”，闭眼之前也曾有热切的企盼，企盼着村里的“人民评议会”能够赐给他一个“人民艺人”的称号，好让他带着这顶光环埋进呼家堡的地下新村。呼家堡没有名字只有号码的地下新村成了地上新村的延续，是呼天成给呼家堡人精心设计的又一个形象工程，又一座羊的门，昼夜召唤着地上的活人，召唤他们进来得救吃草。能否在地下新村占一个利市的号码，能否在号码的边上刻上一颗或几颗小星星，成了呼家堡人的精神支柱和生命企盼。这一方所谓改革大潮中的热土，不过是阴阳难分、野蛮吞噬文明、少数人操纵更多人的愚昧，在滔滔人海中为所欲为纵情姿欲的一座平台罢了。

　　告别贫穷走向富裕，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现实，我们社会的道德和民族的素质其实又有多少提高呢？物资世界向上与精神世界向下两个相反方向的运动，造成了一个叫作扭曲的变态，铸成《羊的门》的主题之刃。贫困的平原有时还涌动着温馨善良，暴富的呼家堡却良知尽丧。呼家堡人万众一心奔向小康，呼家堡人也万众一心奔向沉沦。富裕并不直接引来文明，文明的前提在于铲除人性中的黑暗和愚昧，铲除一切匍向专制的顶礼膜拜。小说写作当时，山西省奴隶特色的黑砖窑尚未暴露，济南市的人大主任也没有在情人的汽车里放置炸弹，但历史走向和黑社会的预兆被作者敏感地捕捉到了，作品的笔触无情地逼向专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扭结互为因果的痛苦神经，将它们拉扯出来，惊世骇俗展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题。

　　呼天成身上多少看得见《创业史》里梁生宝的影子，呼天成是穿上西装的梁生宝，坐进宝马车里的梁生宝，满口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的的梁生宝。呼家堡的历史让他懂得了贫穷的可怕，懂得了发展就是硬道理，不顾一切带领人们创业，通过推销呼家面引进科学技术，使呼家堡迅速成为全省耀眼的致富典型。与现实生活里不管白猫黑猫先富起来的许多农民企业家不同，呼天成从来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在摸石头过河的时候从来没有损害过呼家堡集体的利益，过了河之后也没有忘记过那几块石头，因此受到呼家堡全体村民的衷心拥戴。呼天成所以成为呼天成，他的朴实也是他的可怕，他的平和也是他的厚黑，就在于彻底摸透了人们穷怕了和渴望救赎的心态，在由贫穷到富裕的转化中始终不给人改变愚昧的机会，在多数人的愚昧之上稳固地建立起绝对不容挑战的宗法家族权威。“人是活精神的”，“人是活脸面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古老平原的习俗，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也是呼天成欲取故予驾驭笼络人心的杀手锏。他既给人“精神”，也给人“脸面”，还给人实惠，更给人十字架。这十字架可以是地下新村的号码和刻在号码边上的星星，可以是嘘寒问暖亲民爱民，更多的却是看不见的心灵桎锢，那上面写满呼伯的救赎、呼家堡人的原罪和软弱。十字架把千里大平原变成无骨的平原，把平原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无骨的走肉行尸，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呼伯的慈祥关爱和威严中无地自容浑身打颤，无时无刻不在无力自拔中用力羞辱和摧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如果说集体膜拜的呼家堡人不过是改革时代羊群意识一个骇人注脚，那么从呼家堡里走出去的县委书记省银行行长省委组织部处长省报付总编辑们，他们对一个小小村支部书记的敬畏以及言听计从，更是当代中国社会羊群效应的总体写照。所有的人都在走投无路时接受过呼天成的恩惠，包括文革中落难、在呼家堡的绳床上躺了几年的前省委书记老秋。他们知道，今天之所以能在中原大地上滋润出入吃草行走，全靠呼伯当年拯救他们出埃及。所谓国家民族和人民这些抽象的崇高概念，在这种原始报恩和被救赎心理的暗示下，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份神圣的情感，无论走到哪里，他们总是忘不了呼伯的养育之恩知遇之情，总是保持了那份故土难离的呼家堡情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和这块土地的特殊关系。上下里外，今生来世，呼家堡彻彻底底成了一座羊的门，呼儿海吆走进春天的颂歌铺天盖地，谁背叛呼伯谁就成了犹大，对不起呼家堡的祖宗八代，全堡共讨之，全村共诛之。呼家堡人自觉地背起十字架，即使被砍下的头颅滚出好远也忘不了喊一声“谢主龙恩”（吴祖光先生语），心甘情愿匍伏在呼伯脚下，走上富裕，走进荣耀，也走向了由人群向羊群的异化。

　　依靠对民族性格社会文化的熟悉以及如此精确的把握，围绕着呼家堡和呼天成，小说塑造了一批令人难忘的人物群象，如颖平县委书记呼国庆、前县委书记王华欣、县烟草局长范骡子、湾店村长蔡花枝、前省委书记老秋以及现任许田市委书记李相义。这些人物几乎每一个都达到了典型的高度，既有作为公仆的共性，又栩栩如生，各具“这一个”的鲜明个性，如呼国庆的少年得志果决毒辣、沉溺女色不能自拔，王华欣的嚣张跋扈、精心策划置对手于死地，范骡子的厚颜无耻有奶便是娘的不断出卖和投靠，蔡花枝的冷静周到、对母亲和乡亲的眷顾，老秋李相义党性原则背后的世故人情和门前自扫。他们之间冲突碰撞，利益使然，性格必然。对这组人物仔细进行研究，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正面人物，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反面人物。他们的唯一不同在于归属不同的羊的门，决定了他们的合纵连横、投井下石和阵前倒戈。蔡花枝造假烟造出一个万元村，却十分坦然地说，“要叫我说，烟这东西，本来就是毒害人的，那么，真的就是真毒，假的就是假毒，相比起来，是真毒好呢，还是假毒好呢？”

　　联想今天的社会现实，这话还真不好回答。团派还是上海帮，陈希同还是陈良宇，真毒还是假毒，扑朔迷离，谁能说得清楚？然而有一点非常清楚，如果每个人都面对造假理直气壮，都不要脸地以假充真，道德崩溃就不太远了，人们离黑社会也不太远了。一次次反腐，水过地皮湿，越反越腐败，一次次暴露出羊的门里黑幕重重的制度弊端，庄严成了调侃，丑剧演成正剧。这场被某些大人物惊呼为“万丈深渊”、“地雷阵”的信仰道德危机，在小说专制政治文化背景下被描写的相当黯淡和没有前景。每一个人都大谈党纪国法惩治腐败，每一个人又依仗不同出身来路，一手拿权力一手拿原则，进场交易漫天要价。“醉里挑灯看剑，梦徊吹角连营”，偌大一个平原，从上到下，假货真毒横行，大话谎话连篇，找不到一寸值得信赖的土地了。

　　有一种力量，从一开始，便在你的脚下摧枯拉朽，后果无可预测，谁也不能拍胸脯打保票，抬出九十九口棺材补裂填壑，这就是陆沉，人心的陆沉。这类陆沉，贾平凹的《废都》里描写过了，王耀文的《国画》里描写过了，胡发云的《如焉》里描写过了，《羊的门》里同样也描写过了。小说开篇行吟梦游般的文字如歌行板，领着我们温习了平原上悠久的历史传说，淳朴的土地气息在在扑面。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呼国庆的情妇、原市委组织部干部谢丽娟看透世态炎凉，却要呼国庆和她一起走出这个地方。她诅咒说，这是一个“无骨的平原”！

　　“无骨的平原”正以销镪水一般的力量融蚀着人们的思想和品格。湾店村的男女老少因为蔡花枝被捕而愤恨不平，他们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上访队伍走过青纱帐时，不约而同都想到了什么，有人借口解手，有人什么也不借口，一个个悄没声地溜离开了，象平原上的雾气一样消失了。当这支队伍走出青纱帐上了公路，千百人里只剩下一个叫八哥的年轻女子，“顿时，八哥心里升起了一片悲凉！那悲凉一层一层地挤压在她的心头，变成了一种深深的失望和鄙视……这就是人么？”这就是茅盾先生上个世纪在《白杨礼赞》里讴歌的那个硬骨铮铮的平原么？如此伟岸的白杨树，如此血性的青纱帐，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见风转舵势利油滑！

　　一个呼家堡，一部创业史，一座羊的门。小说结尾的一笔更是令人揪心，呼家堡的掌门人呼天成大病不起，忽然想听久已不闻的狗叫声，于是有人牵来了派出所的狼狗，但不是他想听的那种叫法。这时，“村里唯一的老闺女徐三妮突然跪了下来。她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呼伯想听狗叫，我就给他老人家学学狗叫！’于是，她竟趴在院门前，大声地学起狗叫来。”

　　“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尔后，全村的男女老幼也都跟着徐三妮学起了狗叫！在黑暗之中，呼家堡传出了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叫声……”

　　“无骨的平原”见证了由人群向羊群的异化，如今又传出狗叫声。由狗群向狼群的异化，离我们能有多远？

□　寄自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