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子·
偶然浏览了一本书，书名《缺乏表达力的社会》Ｉ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ｌｏ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作者　Ｔｏｍ　Ｓｈａｃｈｔｍａｎ，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觉得不错。其中关于公众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民主制度的观点很值得讨论。作者指出，美国文化正在变做一个“次生型口头文化（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所谓“次生型口头文化”是相对“原始口头文化（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而言。原始口头文化存在于没有发展出书面语言的人群里，例如非洲、北美、澳洲的原住民，以及其他地方如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这样的文化形态的特征是没有文字或只有简单的符号来纪录文化活动和历史，一切文化传承基本依靠口耳相传。原始口头文化覆盖下的人们考虑问题比较简单，相对缺乏思辨能力。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次生型口头文化的形态特征，例如民众在文化消费方面对视听媒介如电视、无线电广播的依赖，以及普通人阅读能力的低下。作者指出，在１９６０年代，电台、电视台播音员使用８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个英语词汇，而１９９０年代的电视播音员使用的词汇量在５０００左右。播音员使用的词汇量在短短三十年间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让人惊异。虽然词汇在电视上出现的频率并不等同于在百姓口头的频率，但这样的词汇量下降反映出电视节目制作人有意无意地选择使用简单词汇的趋势。简单词汇常常难以表达复杂概念。电视用词量的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引起作者忧虑。根据语言学家统计，美国的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五岁孩童的词汇量在四千到五千，小学毕业达到一万左右，高中毕业一万七千左右，大学毕业在两万左右。即便电视播音员使用的词汇跟孩童的词汇覆盖面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两者的覆盖面重合应该是很大的），两者加起来也才一万，勉强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由此可见，电视播音员用词量下降到５０００左右时已经不足以用来认真、深入地讨论公共领域里的许多复杂问题，例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美国文化“口头”化主要责任在于电视。这是老生常谈，却也是洞见。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放经费来源主要是广告收费，当然就要被广告商执其牛耳。广告的对象是大众里的“最大公约数”——文化水平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人群。为了把这群人吸引到电视屏幕前，新闻娱乐化、政治广告化是必然的结果。电视节目因此不但不能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反而迫使大众在低级水平思维。社会成员思辨能力的下降使得他们不信任甚至厌恶善于言辞的人。苏格拉底式的辩论在公共领域不复存在。根据我看到的民意测验和分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布什先后战胜民主党的戈尔和克里，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前者的陋于言辞，让美国民众里的“最大公约数”比较放心。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男性公民出现“巴特辛普森化”（巴特辛普森是美国电视里的著名漫画人物，代表简单、诚实、教育程度偏低的蓝领工人）。事实是否如此，我没有考证。不过，看布什总统在２００４年竞选中口口声声表明自己在耶鲁大学时是一个三流（平均成绩Ｃ）学生，觉得这个说法怕是有些道理。布什显然有刻意迎合巴特辛普森之嫌。选举结束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克里在耶鲁时也是一个Ｃ学生。看来克里当时要是也努力宣扬自己的大学三流成绩，说不定就不被老百姓当作马萨诸塞州的学者，也就不败走麦城了。作者认为公民的语言能力是民主社会要素之一。普通公民词汇量的大小不仅仅反映了他们的表达能力的高下，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作为个体的理解能力的强弱。现代社会严格的社会分工并不要求每个成员都有能力做苏格拉底或孔子老庄式的哲学思辨，但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却要求多数公民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相当程度的表达能力，以便在公共领域里参加有关公众利益的讨论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不太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误导和利用。孟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就是这个道理。理解能力的基础是词汇量，而词汇量的扩大依赖于大量、广泛的阅读。公民疏于阅读，不准确、不严格、不优雅的语言充耳塞目，等于是在直接地挖民主社会的墙脚。这个说法很有刺激性，但也是个大胆假设，尚需小心求证。不过依我看，美国社会最近一、二十来年的极端右倾，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被轻易兜售给美国人民这个事实，说不定跟次生型口语文化的泛滥有一定关系。记得战前舆论一边倒，在电视上几乎没有任何异议。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持反战意见的一方常常需要引用复杂的事实和逻辑，这对于注意力短暂的电视观众是个难以忍受的考验，多半会促使他们转换电视频道，而这是广告商不愿见到的。至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正统报纸为什么也把不同意见藏在第八页、第十页等只有极少数人读的版面，则需要寻找更深层的原因。逻辑严谨、表达准确的语言对于思辨能力以及公民社会、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比较容易理解，而语言的优雅与民主制度的关系或许不容易一眼看穿。这需要从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妥协政治这一点来理解。富兰克林就曾经指出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是妥协的结果。当时殖民地十三个州的很多代表并没有得到本州人民的授权，不愿意或不敢签字。富兰克林就提议把签字人的名义改为签字仪式的证人，结果皆大欢喜，都签了名，这才有了美国独立的第一步。可以想像，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具备说服力的语言的重要性。和煦、谦让的语言给谈判对手留出下台的台阶、退让的余地，也给自己留下周转空间，必然比咄咄逼人要好得多。可惜”绅士辩论“在美国的政客中已经不多见。在讨论社会的焦点问题时，无论是妇女堕胎权、同性婚姻、进化论教育，还是环境保护、医疗保险、金钱政治、反恐战争，辩论双方都宁愿在电视上采用”五秒钟声爆“先声夺人。这样的争辩难以说服对方，徒然强化分歧，殊不可取。《缺乏表达力的社会》一书的作者没有来得及讨论互联网的影响。互连网给我等百姓提供了一个人人有话说、人人可说话的公共领域，一则可喜，一则可忧。可喜的是这样的公共领域应该有助于思想的交流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可忧的是互联网也在迅速蜕变成为一个声光媒介，适于兜售快餐。互联网上能否培养出一代苏格拉底，还要再看看。我在中国旅行时，看到图书出版业近年来非常兴旺，令人欣慰。但中国似乎也正在向次生型口头文化社会突飞猛进。这不仅表现在电视广告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蚀，也表现在书面语的严重口语化和不规范性，尤其是报刊语言的简陋，更不要说错别字在大众影视和印刷媒介的地毯式轰炸。不久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散步，看到商学院大楼墙上一幅巨大的硕士招生广告大字直书“卓而不凡”，分明是误用成语“卓尔不群”，真不知道起草广告的人当的是什么老师！中国过去的毛泽东时代对文化的摧残使中国社会文化沉积变得相当薄弱，同美国相比，“次生型口头文化”的泛滥有可能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