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整个村子搬到国外去——那些不归的偷渡路线

作者:郭小为


　导读：一个村子的中国人搬去纽约，苏丹小伙在广州打黑工，遭政治迫害的伊朗人持假护照经北京飞往自由欧洲，不归的偷渡路线图是全球化的另一番景象。


　　在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有一个诡谲怪诞的现象：两名伊朗籍青年冒用他人护照成功登机，准备在北京中转偷渡到欧洲。

　　中国已对欧洲多数国家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偷渡客正把中国作为偷渡的中转地。最新暴露出这一现象的马航事件，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隐匿在国际航道上的偷渡客群体。

　　偷渡常常是一条不归路。饥饿、疲惫、疾病、屈辱、恐惧、绝望、死亡……在前途未卜的漫长旅程中，所有人世间可以想象得到的苦痛几乎都可能遇上。只是，既然如此艰辛，为什么还要飞蛾扑火般远离家园，奔向异国呢？答案似乎简单而明确——为了更好更有质量的生活。

　　曲折艰辛的“用脚投票”

　　在中国，偷渡客被称为“人蛇”，形容“像蛇一样屈着身体藏在甲板里去乘船偷渡”。显然，这并不雅观，甚至还带有轻蔑。“人蛇”与“蛇头”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用语，这里面当然颇有渊源。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这些背负着“反革命罪行”的偷渡者，被港人创造性地称为“人蛇”。

　　“太饿了，那边有面包吃。”逃港者的心声，道出了一个用脚投票的朴素真理。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偷渡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偷渡客的主要来源，他们的目的是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等地，“成功率不高，有关统计数字通常是以个位数出现”。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一股持续的“出国热”，一场短暂的政治风波，让偷渡成为了一股风潮，从东南沿海一直蔓延到全国各地的边境口岸地区。在陆地，“人蛇”乘汽车，坐火车，到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在海上，他们成群结伴，乘轮船，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甚至更远的北美、拉美和非洲；在空中，他们零星结伴，伪造护照和签证，从空港乘飞机到美洲、欧洲和澳洲。

　　在异国他乡过上了好生活的消息，像羽片般不时飞入中国的乡村角落，吸引着一颗颗跃跃欲试的心。21世纪以来，偷渡居高不下，他们有了更强大的科技武装，也有了更五花八门、出其不意的偷渡方式。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人蛇”队伍在一拨拨紧缩的打压中顽强地持续生存。

　　偷渡客有自己的逻辑和想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迁徙的历史，哪里有好的生活就迁到哪里。理论上所有人都是移民。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公正、公平的机会，能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那还会有谁愿意像吉卜赛人一样流浪四方呢？

　　几乎可以断言，只要国界线还存在，只要世界还没发展到完全均衡，那么，天生趋利避害、追求自由的人们，就一定无法遏制内心那道来自远方的召唤。

　　“把村子搬到国外去”

　　“世界怕美国，美国怕长乐”，这句偷渡客中的流行语，虽滑稽荒唐，却说出了部分事实：《纽约移民人口报告》称，至少有20万长乐人生活在纽约。这至少占据了在纽约华人的半壁江山。因为“人多势众”，敢闯敢拼，又有浓烈的宗亲互助的“族性”，以长乐为代表的福建人一直是美国华人中的“另类”。

　　“我小学一个班的同学，现在剩下两三个在国内了，都偷渡过好日子去了。”一位仍没有成为“纽约客”的长乐80后感叹，仍在等待时机加入“人蛇”队伍的他，对于家乡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自豪——基本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长乐人。

　　不难发现，福建大规模的偷渡始于1982年，并在1985年、1987年和1992年分别形成几波高潮。

　　一个人出去，赚到钱了，就把全家、全族、全村的人都带出去，最后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这种“一带多”的模式，不仅仅出现在长乐，在福建福清、连江，广东恩平等地，经常可以见到当地人“把整个村子搬到了日本、意大利和委内瑞拉”。

　　但村子岂是那么容易说搬就搬的。在规模性的偷渡活动中，几乎都有以“蛇头”为主的犯罪集团的参与。

　　只需交给这些职业带路党一定的中介费，他们就会负责偷渡活动中的所有环节。费用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万美元，到后来的1.5万美元、2万美元，再到2.5万美元，直到近些年来的三四万美元，费用一路随着偷渡需求和偷渡难度的增加而水涨船高。面对这笔不菲的费用，不少人不惜举债偷渡。

　　如果仅仅只是交钱就已经算是万幸了。偷渡客被“蛇头”临时丢弃，骗拐去做劳工苦力，强迫去卖淫的案例不时发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偷渡海外的艰辛让这些异乡人更加抱团取暖。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2月初，委内瑞拉反政府示威活动持续升级，随着局势的混乱，部分华人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了冲击。在委内瑞拉有超过20万的华侨，其中九成是广东恩平人。远在国内的恩平侨务部门和侨胞机构就行动了起来，他们要“加强团结，守望相助，共渡时艰”。

　　“溜进来”——中国成为偷渡中转站和目的地

　　与“走出去”相对的，是“溜进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年来中国也成为了偷渡的目的国。

　　一个并不难见到的场景是，在非洲、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中国大使馆签证处，经常是人满为患，这甚至直接导致了一些代办签证中介的费用比原来翻了20余倍。这些以签证为幌子的偷渡客，大多是为了经商或从事劳务。为这些人提供服务的很多就是来自中国福建和浙江的蛇头。

　　目前正在广州打黑工的Big Lee是一名来自南苏丹的偷渡客，既是为了躲避战乱，也是要打工谋生，“和欧洲相比，到中国来要容易很多”。

　　另一方面，就像中国偷渡客把墨西哥作为进入美国的跳板一样，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人偷渡他国或地区的中转站。

　　来自伊拉克的宰丹只有中学文化程度，同村里许多人一样，把北京当成了去往瑞典的一条便捷途径。宰丹的经历折射了许多来自中东国家和非洲的偷渡客的一般选择：经北京航线前往欧洲。

　　在中国东北和西南地区，集中了许多滞留在中国境内的非法移民，这里山水相连，村寨相邻，形似的地理条件和社会风情，甚至让人得出了“中国种的瓜，藤蔓会爬到国外结瓜，外国母鸡也常跑到中国下蛋”的形容。这为偷渡埋下了先天的便利条件。

　　在所有把中国作为偷渡中转站的人中，来自朝鲜的偷渡客最值得一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有来自朝鲜这个神秘国度的脱北者隐秘地流向与它紧邻的中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突破严实的层层铁幕，只为了向往外面文明世界的“面包”和“自由”。他们中多数人的目的地是同根同种的“敌国”——韩国。

　　《凤凰周刊》曾披露过逃离国境的朝鲜人进入韩国的“地下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从中国东北出发后，一路向西前往内蒙古，再从陆路穿越边境地带的茫茫戈壁草原后进入蒙古；另一条路线则是一路南下，从云南、广西边境偷渡前往东南亚国家，再辗转由当地的社团送往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