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对于告密者黄苗子的点名谴责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心。指责章诒和的人持以下观点：

1。 章诒和在证据不足，细节有误的情况下，单方面指名道姓的将对方亮之于媒体，侵犯了公民、法人名誉权、人格尊严和隐私。此风若长，无疑会引起社会相互攻击之风四起，冤案丛生。
2。 告密行为是当年社会制度的产物，今天追究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

章诒和认为自己没有错， 理由如下：
1。 我说黄苗子的事情是有事有据的，断无诬陷，白纸黑字，我绝对负责，可以对簿公堂。
2。 将当年这种小人卑鄙的行为都用一句社会造成的，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岂不是便宜了这些小人。而且这些账不算，社会的公义得不到申张，这些卑鄙行为的因素潜伏在那里，气候一起，就会重现。

双方各据己理，相持不下。笔者先不论孰是孰非，从个人的经历谈起。

一九六四年，彭真在北京市的大学中，发动了一场清理思想运动，我在这个运动被定成反动学生。现在回看起来，我这个反动学生纯然是被刘少奇、彭真当做牌打出来的，我的所谓反动言论差不多全是刘少奇，彭真之流散发的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学毛泽东著作的言论。为什么这些共产党的党魁们要将他们自己的观点强加到我们这些小小的学生身上呢？ 这个题目无关今天的主题，容以后再谈。这里只想谈谈，在我成为反动学生前后，周围同学的告密和揭发问题。

如果脱离那个大环境，用今天的气候去理解那个时代，肯定会下笔毫厘，失之千里。对于那个时代，告密不但不是卑鄙的行为，而且是一种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不是每个人都享有告密权的，只有被党信任的积极分子才有这个权利。告密人从不因为告密感到任何羞耻，相反一个个昂首挺胸，神气活现。大部分同学也不但不歧视告密者，而是为苦于得不到党和团的青睐，挤入积极分子的告密队伍而自惭形秽。说那时的大学是一个不务学习正业，人人争宠，互相挤夺政治地位的舞台，并不为过。这些六十年代初期大学的真实情景，今天已没有多少人肯提供真实的回忆了。现在一个个说起那个时代就慷慨激昂的大骂毛泽东，俨然当时都已经是邓小平的地下工作者了，有意无意的去忘记自己挖空心思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情况。

综上所述，告密并不是一个适合当时国情的恰当词汇。告密是偷偷摸摸的，见不得太阳的，当告密成了一种光荣，成为一种时尚，它就不再是告密，而是对坏人监督和揭发了。这里章诒和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下面说说在当时大环境下，揭发和监督者的心态问题：

1。 头一类是党团分子，这些人俨然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在暗中指挥布置，自己往往不直接上场批判和揭发反动学生；
2。紧紧靠拢党团分子的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我的反动言论很多来自这些人的揭发，他们和上一类人构成了揭发和监督的主体。揭发内容大都是无中生有、断章取意、歪曲原意、上纲上线。歪曲的严重程度，与这些人要求进步的程度成正比。如果揭发人的出身不好，或者父母是右派或者判刑什么的，那么更是雪上加霜了；
3。 第三类是被迫揭发同学，这些人本身接近反动学生的边缘，受到党团积极分子极大压力和威胁，为了戴罪立功，不得不揭发；
4。 第四类是假揭发同学，这些人要求进步无望，或者兴趣不大，对我的批判往往是帽子大，雷大雨小，语言激烈，没有具体内容；
5。第五类是无须揭发类，大部分出身干部家庭，或者工人贫下中农，他们没有压力，甚至连装模作样的划清立场也不做，有着与己无关的隔岸观火的样子。

但是即便在政治非常严酷的时期，也有良心未曾泯灭的人，虽然稀如凤毛。记得我被定成反动学生后，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三个学生跟随和看管着。有一次我们去食堂，有一个姓何的女同学，不避嫌疑的走到我面前说，只要好好改造自己，你还是有前途的，千万不可想不开(自杀)。在那个形势下敢于这么做，现代人很难想象需要多大的勇气。还有一个刘姓的同学，在我被送到北大荒改造后，默默地将我留在宿舍中的鞋和书籍，收拾起来，送回我家里去了。母亲告诉我，他将东西留下时，表情非常难过，只说了一句话，“上海人太坏了”。刘和何后来成了夫妻。阔别中国二十年，我回国前，找了一个美国雕刻匠，在水晶上刻了“高风亮节”四个中国字，送给他们夫妇。

还有一个自己也差点定成反动学生的，揭发我材料最多的姓郝的同学。毕业分配后，他背上了沉重的良心包袱，一真在给学校写材料，说明当时的揭发材料是被逼违心做的，为我申冤。但是在那个肮脏时代中有着这份洁净心灵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大部分人到今天也不认为有什么错。记得我在第一次出国回去以后(85年左右)，被调大学教书， 很快升成教授，这时我的社会地位已经在我班的同学之上了。有一天我在食堂中吃饭，当年我班的卜姓同学热情的走了过来，她与她丈夫杨姓的上海人(父亲哥哥都是右派)，是当时我班仅有的党员， 我被定成反动学生，有着她丈夫的巨大能量。卜党员告诉我，现在杨党员对于阶级斗争非常痛恨，尤其对毛泽东非常痛恨，他现在正在研究系统工程，研究怎样用科学方法来管理单位和工厂。他是赵紫阳智囊团外围组织的人，到处请他做报告，非常忙。卜党员又说，杨非常看重我的数学功底，希望能和我合作，研究系统工程。我默默听着，不说话，后来卜党员有些急了，我才说“卜XX， 当年你们拼命颂扬毛泽东，我没有反过毛泽东，你们将我打成了反毛分子，我差点将命丢了。今天你们自己反起毛泽东了，骂毛泽东的话可比强加在我身上的要厉害多了，我今天还是不骂，也不颂扬，等到将来如果政治又转向的时候，想听听你们又会说什么呢？”，卜看着我，狠狠地一个字一个字的对我说“你神气什么，如果没有邓小平，你们不还是反革命”，气冲冲的走了。

现在让我回到章诒和的题目上来吧。首先我是决不会像章诒和那样去与我班同学纠缠当年的恩怨和算帐的：那些心中觉得对不起我的同学，不要我说，自己已在忏悔；而不知错的人，跟他们辩论，不但可能浪费时间，搞不好，还会反咬一口，弄成我当年就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他们当年就是改革派。

不去纠缠这些往事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除了那些由告密、揭发、或者监督造成人命的恶劣案件以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民族素质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高压下的人性表现问题，法律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去审判吗？何况即便要法律能够给那些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人公正，现行法律也是做不到的，现行法律带有强烈保护中国这半个世纪来既得利益人的倾向。

对一个社会来说，思想、人文、政治和法律是四个不同层面的东西。思想为始，一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与这个社会目前思想的深度，一个没有思想的社会是行尸走肉，没有前途的。

文学是人性的剖析，文学的真实，不是个体事情的真实，深入到人性的文学真实是用人的良心去感觉，判别的。当人性超越一定深度的时候，它打破了民族、时代、信仰、国家的界限。我们看电影生死朗读时，虽然我们不是德国人，也不生活在那个年代，但是我们仍被深深感动了，因为作者的深度穿越了时空、民族、政治信仰、触到我们的灵魂，我们用良心在判别真实和对错。

如果思想是政治明天的基础，文学是人灵魂的探索，那么政治就是民族思想和人文综合水平的体现，而法律是保证政治实现的工具。如果是民主社会，法律更是保护人权的工具。

对于中国那个几乎是全社会政治犯罪的时代，和今天几乎全社会经济犯罪的时代，思想的探讨，文学呼唤起到的作用与法律的作用至少同等重要， 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审判每一个人。而且一个非建立于民主基础上的法律本身就是跛足的，能给多少公正给受害者，本身就是疑问。这个被极端专制反复伤害了的民族，已经变得非常自私、短视、狡黠和残忍，对道德、信仰和正义还剩有多少信心？恐怕它需要治疗尤于审判。而有正义感和抱负的作家和思想家正可以以此对这个民族产生律师和法律无法达到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够产生很多像辛德勒名单那样深刻的作品，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转机可能开始慢慢升上地平线了。

章诒和是一个文学家，她本可以在起到她的作用的领域中发挥她的长处，却误走到一个律师应该注重的领域，去弃长扬短了。一个作家，应该从个体的真实中去追求民族的真实和人性的更高层次的真实，以她对人灵魂的剖析来折服更深的人心，而不是陷入个案中去追求个案的真实，做起她不内行的律师的事情来。不要说目前的法律离能够给这样案子公正还差得很远。就是在中国将来政治充分民主以后，法律完善之后，这也不是章诒和的正途。

说句题外的话，如果章诒和非去打这样的官司，就像我去强迫揭发我的同学认错，或者章诒和去要求黄苗子认错，记住一个小兔子在逼得无路时也会反过来咬你一口，何况这些都是身经百战的人精，当年为了荣升高擢或者保护自己，尚不吝道德，大肆揭发他人，现在事关本身荣誉，非与你诛死相拼。在当今的法律条件下，鹿死谁手不容乐观。倒退一步，就算赢了官司，也未必是好事情，法律与文学毕竟是不同的领域。政治气质浓烈的现代中国法律战士，受文学情绪一感染，加上群众的愤怒的影响，大笔一挥，将黄苗子送上断头台，造成千秋之恨，刘宾雁先生的人妖之间不正是前车之鉴吗？

说了章诒和的负面话，也要为她辩护几句。中国的事情，百废待举，思想家不思未来，热忱于和谐，政治家不视民怨，致力发财，法律家麻木不仁，无视民冤，逼得有热血的文学家，跳出本行，披挂上阵，为民申冤，不也是在中国特色下逼出来的特色吗？

而在章诒和真正专长的领域中， 那遥远的希望和微弱的灯火，思想和人文，中国真正的思想和文学又在哪里呢？

这也许才是我们真正担心和忧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