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健:德国弃核政策及其影响

2011-06-04 丁永健教授

“有人提出中国能否因此从德国获得核电人才，对此我觉得不太现实。”

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30日正式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成为世界第一个彻底放弃核电、完成能源转型的发达工业大国。


同样是默克尔，在去年10月还坚称，核电是德国眼下必需的过渡性技术，并促使联邦议会批准将德国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的时间延长至2035年前后。


短短9个月，是什么促使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核电问题上一百八十度大拐弯？仅仅是因为日本福岛核事故吗？德国新的核电退出时间表包含哪些现实和战略考量？德国这一战略决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核电政策有何影响?


作者根据自己在德国核电行业的经验和对德国社会的观察，发表一些个人感想。


1．默克尔政府的弃核原因

从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特大核事故发生后，核电存废在德国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今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无异于一支催化剂，不仅使德国民众的反核情绪空前高涨，也促使德国政界和核工业界重新审视核能的未来。


日本核事故后，德国是发达国家中反应最快也是最激烈的国家。默克尔首先宣布暂停先前通过的核电站运营期限延长计划，接着下令对全国核电站展开严格的安全测试，并暂时关闭７座1980年以前落成的核电站。


今年3月至今，默克尔政府为酝酿核电退出策略，主要完成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委托核安全委员会对核电站展开详尽评估,采用的评估标准高于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愿意接受的程度。核安全委员会在对各个核电站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于5月14日发布了一份116页的报告，认为从安全和技术层面看，没有充分理由仅因福岛核事故教训而立即关闭某个或某几个德国核电站。


德国政府的第二项工作是成立了由政界、科学界、产业界、工会、环保组织和宗教界代表等人士组成的“安全能源伦理道德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对德国各阶层关于核电发展的见解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并在最终一份48页的报告中得出结论——德国在十年之内放弃核电“应该而且可行”，从而为政府最终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我个人看来，德国这次放弃核电的决策应该说是认真严肃的，经过了比较全面和审慎的思考，不完全是“政治机会主义”。它的背后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政党政治。2010年10月默克尔政府背离施罗德政府的弃核政策而延长核电站寿命的决定过于仓促，没有得到民众的理解。今年3月日本核事故后，德国选民对默克尔政府的“挺核”立场强烈不满，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中也接连惨败。而一贯主张“弃核”的绿党则在多个州赢得执政地位。迫于选举和民意压力，默克尔政府必须迅速行动，让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尽快尘埃落定。


二.是能源战略安全。德国学界和产业界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世界能源供需矛盾加深。德国一方面希望确保能源供应，但同时又不愿意、也没有实力通过战争或武力获得能源，因此不如尽早转变能源模式，通过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


三是社会的主流共识。经过多年讨论，德国社会对核电已形成基本共识，即核电是造福社会的手段，但不是目的。核电站运行的高风险及核废料处理的困难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过渡性技术，德国终究要用可再生能源完全取代核能。如今，德国没有一个党派不认可这一共识，它们只是在过渡期期限或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率先提出核电退出计划，并不令人意外。


四是经济和科技的领先性。德国把可再生能源以及与此相关的高科技看作极具潜力的未来产业，对维持德国的全球优势意义重大。而有不少人把核电看作可再生能源前进路上的阻碍，认为“不破不立”，德国应首先摆脱对核电的依赖，再谈绿色经济发展。


2．弃核会造成电荒吗?

然而，即便在发达的德国，放弃核电也无法一蹴而就。德国当前用电量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核电。不少德国媒体和专家质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度能否弥补核能退出带来的电力缺口，而能源转型带来的电价上涨会否削弱德国工业的竞争力。


我觉得，人们对德国的用电前景无需过分担心。根据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的数据，德国目前可靠的装机容量是9万兆瓦，其中2万兆瓦核电。德国最高峰电力需求量为8万兆瓦，而先前关闭的7座老电站+1座问题电站“ 装机容量为8500兆瓦。因此，现阶段总装机容量是8.15万兆瓦，即有1500兆瓦的用电冗余度。只要德国未来1-2年不发生特大需求变化如特别严冬，短期供电没有问题。


从中长期看，到2013年，德国将有1.1万兆瓦的新电站投入运行，同时将有3000兆瓦的老火电站被淘汰。二者相减后，供电增量在8000兆瓦左右，基本相当于被关闭核电站的发电量。到2019年，德国新建电站将累计达到3万兆瓦，从而超过现有核电站的装机总和。此外，如果必要时适度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电力，德国电力供给的稳定性应当可以保障。


3．弃核的经济后果

由于现有老电站大都折旧完毕再加上核电的运营成本较低，核能退出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电价上涨。由此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甚为大家担忧，一是对私人家庭用电影响以及 社会分担的公正性，二是对工业用电价格、企业竞争力以及就业机会的影响。


对于电价，伦理道德委员会承认各界代表有不同意见但没有给出具体数据。据WUPPERTAL 经济研究所估计，由于放弃核电2020年私人家庭承担的电费每度要上涨0.5 至１欧分，按每家每年耗电3500度计算，相当于每年多出25欧元。而民意调查显示，德国大多数家庭具备这样的经济承受力，他们也愿意为放弃核电付出一些电费上涨的成本。对耗电集中型企业，每度电涨幅可达1.3 欧分，也许需要政策干预。当然新能源技术也能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核电风险减轻带来的经济性也很难量化，再加上政治干预的可能效应，孰是孰非当由一个“转型过程监督小组“ 每年评估。


3．弃核与节能减排的矛盾

德国能源转型其实是一场能源大革命，最大的困难还是弃核与节能减排的矛盾。德国政府决定2020年对比1990年（德国统一年）CO2当量减排40%，即从10亿3千3百万吨削减到6亿2千万吨。经过多年努力，2009年排放量下降为7亿6千百万吨，但2010年比2009却又增长了4.8%（由于经济复苏及特别寒冬），总体形势并不乐观，因此退出核电只能增加减排的难度。不过发电领域只是节能减排的一方面，其它领域如交通能耗、房屋供暖或制冷等等同样重要。对此伦理道德委员会提出的主要路径为：一是提高能源利用率，他们认为家庭的节能潜力高达60%，所以要搞全民运动，包括旧房改造，低能建筑，智能电网等等；二是大力发展再生能源，德国水电已无潜力，主要是风电、太阳能、地热和生物气体，乐观估计2020年再生能源包括水电将占总发电量的47%；三是稳固电网，研发更好的能量存储技术及超高压北电南调（德国风电主要在北部）；四是提高常规火电效益，减少煤炭消耗、增加天然气，新型气汽混合电站效率可达60%，远远超过常规火电；四是加强电热结合，把电热两用电站的发电量比例从今天的15%提高到2020年的25%；最后一点是电网结构和发电余量优化，由于欧洲电网的一体化，短时间内的电量调节是可取且必要的，但要避免核电进口。


4．德国弃核对他国的影响

本人认为，对于中国、美国等正在使用或发展核电的国家而言，无需因德国的退出举动而背负太大压力。不同国情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能源政策和取向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一致。


伦理道德委员会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他们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可选择性的基础之上：德国的能源结构及其发达程度使它具备了转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反观拥有58座核电站的法国，核能在它能源体系中的比例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法国现在根本不具备转型的可选择性，因此像德国那样放弃核电便无从谈起，空谈伦理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的情况与德国更没有可比性，中国面临严重电荒而德国装机容量有余。但国内同行及学者们还是应当密切关注德国的核电走向，特别是它的能源结构未来十年的发展变化。也许几十年后，中国经济状况和能源取向会面临与德国现在类似的局面，应当早点借鉴，从他国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


有人提出中国能否因此从德国获得核电人才，对此我觉得不太现实。德国的核电人力资源主要分布在4个领域：高校及研究所、供货商、发电公司及监管部门。高校及研究所的核电人才自10年前施罗德红绿政府决定退出核电就已经大大萎缩，可以说已无法再降；供货商如AREVA德国分部（前西门子核电部）早已国际化，不依赖国内市场；电力公司停运后仍需一定数量的拆卸及管理人员，监管部门同样如此。当然德国多年核电经验及工业基础，和中国今后仍然有合作的基础和互利条件。


（完）


本文作者现任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电气工程所教授，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本文的基础为新华社驻柏林记者韩墨2011年６月１日采访稿，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