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诗人张枣在图宾根去世

201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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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称为四川新诗五君子之一。

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张枣因患肺癌，张枣先生于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4时39分 在图宾根大学医院去世，终年48岁。


张枣系湖南长沙人，少年博闻强记，16岁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文系，20岁就读四川外语学院英美文学研究生。1986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特里尔大学，图宾根大学攻读日尔曼文学，比较文学，于1996年获图宾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执教图宾根大学。近年来，先后任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张枣在四川外语学院时期，开始新诗创作，诗风别具一格，与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钟明等人被称为四川新诗五君子。旅居欧洲期间，张枣熟谙德语，英语，法语，俄语等多种外语，翻译了许多西方诗人的作品，更走出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独特道路，出版了诗集<<春秋来信>>，被文学界评选为中国当代十大诗人之一。


张枣在北京任教期间，于2009年12月疾病发作，回德国治疗，经图宾根大学有关医学专家会诊抢救，终是回天乏术。天才诗人，英年早逝，岂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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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天才诗人张枣辞世 各界吟诗以悼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14日00:04 长江商报

　　张枣，当代著名诗人。1962年生于湖南长沙。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1983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后获德国图宾根大学文哲博士，曾长期寓居西方，从事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后来回国于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谙熟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在国内出版的诗集有《春秋来信》。自印诗集《四月诗集》、《苹果树林》、《何人斯》三种，并有译作数种。

　　张枣作品

　　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今天论坛上的“悼张枣”纪念会：http://www.jintian.net/bb/forumdisplay.php?fid=13

　　豆瓣“悼张枣”活动：http://www.douban.com/online/10360153/

　　3月是春天，是诗歌的月份。一年一度的世界诗歌日又将于3月21日来临，然而，继今年初梁健、邵春光两位优秀诗人离世之后，又有一位诗人在这个季节离我们远去。张枣，这位北岛最欣赏的诗人，也是曾经轰动诗坛的“四川五君子”之一和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3月8日凌晨4时39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因肺癌去世，享年48岁。

　　未有任何新闻报道刊登之前，这条不幸的消息就迅速由博客、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传播出去，众多文化圈人士都表示震惊和惋惜。3月10日晚，由张枣生前好友麦成发起，诗人宋琳主持的张枣追思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12日在北京798艺术区也举行了另外一场纪念会。“今天论坛”、豆瓣网上，都设有纪念专区，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哀悼。北岛、于坚等著名诗人都撰文或写诗抒发对好友的怀念之情。

　　张枣从来自我介绍会说，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1980年代的张枣有着不算传奇但颇值回味的诗歌往事，和当时的很多青年诗人一样，张枣疯狂地热爱诗歌并且自视甚高，他“曾经和柏桦三天三夜连续不停地谈论诗歌，像永动机一样滔滔不绝”。 相比其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放弃写诗的第三代诗人，1986年即出国并旅居他国的张枣却一直坚持写诗，能熟练使用多国语言并翻译外国诗歌。旅德期间，身处多重文字背景和文化场域的张枣对文字的细微差别极其敏感，比如他曾经论述过“别处”与“他乡”的区别，而认为“他乡”比“别处”更具中文性。

　　有评论认为，张枣的诗是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完美结合，他从诗歌的抒情源头上继承了“风、骚”传统，并将这一传统完美地展现在当下的语境中。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他的诗歌评价很高，曾说过：“张枣的诗学实践暗含着对在中国影响极大的现代主义的摈弃和对朦胧诗的远离。它是对汉语之诗的回归。”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句诗是张枣在1980年代的“扬名立万”之句。此刻， 窗外的春光如此烂漫，也许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诗歌，想一想一生中后悔的事。

　　本报记者 卢欢

　　◇挽辞

　　他曾试图在东西文化之间找到新熔点北岛（诗人）

　　我是1985年初春在重庆认识张枣的，算起来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自1990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每次回来通电话，他都显得过度亢奋。大约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择，是否加入“海归”的队伍，彻底搬回去。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搬回北京后，我们还是通过几次电话。去年12月，柏桦告诉我他得了肺癌，让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他发了电邮，他简短回复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坚持的。”

　　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的东方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

　　“第三代”又痛失一名天才杨典（诗人）

　　张枣是我1980年代刚写诗时就熟悉的诗人，他也是《今天》海外复刊后多年的诗歌编辑之一，是当年“第三代”运动的主将之一，写有很多名篇。我早在少年时代，就常听身边的人说起他。而他的诗在近30年里也是极有影响，同时他还是优秀的翻译家和学者。“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卡夫卡致菲丽丝》此句我在20年前就曾读过。没想到，如今此句似乎竟已成张枣兄之诗谶，“第三代”又痛失了一名天才。

　　《樱桃之远》终于变成一本再也寄不出的书张悦然（作家）

　　闻听诗人张枣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我曾以他的诗句命名过一部小说——《樱桃之远》。那时我在新加坡，才开始读诗。NUDE是我的诗歌老师。张枣也是其中的一课。后来我要给小说取名字，N帮我，取了许多，都被我一一否决。终于，她翻着张枣的诗歌，找到了这个令我欣喜的名字。

　　几年后与张枣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我告诉了他这自作主张的挪用。他说他想看看这本叫做《樱桃之远》的书。我想他只是礼貌性的表示出兴趣，而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也觉得这本书实在很稚嫩，所以虽然留了他的联络方式，却一直没有把书寄去。今天，这本迟迟未寄的书，终于变成一本再也寄不出的书。我忽然感觉，这个引用失去了有力的支撑，成为一颗悬挂在空中的星辰。

　　知晓世人也感受过上帝，他们是仅有的黎筱筱（网友）

　　知道张枣是源于他那首凄美的《镜中》，后来发现张枣其他的诗也写得很美。如“黄昏像一个小女孩，正用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他的诗歌都是写出来的，没有一首是编出来的，朴素而纯粹。自然、随和是他的天性。他的修养与才华会在谈笑间给人温暖与愉悦。

　　一个诗人哪怕留下最精彩的一笔就已经足以留传千古了，像《枫桥夜泊》的张继，像那些淹没在历史河流中的无名诗人。诗人的肉体消亡了，诗歌却不会消亡。人们传诵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张枣就是这样的诗人！在中国诗人中，知晓世人也感受过上帝的不多，张枣是一个。本报记者 卢欢

　　◇评论

　　我们为什么被他感动

　　受访：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诗歌评论家 荣光启

　　“当代能够在几种语言、文化之间探寻诗歌写作的自觉意识的汉语诗人本来就少，张枣，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上是如此的专业，他的去世，应当说是亟待建设的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大损失。”

　　锐读：在当代中国诗人群体，张枣处于怎样的位置？

　　荣光启：张枣是“朦胧诗”之后的那一代诗人——“第三代”或曰“新生代”诗人中的还算比较醒目的一个代表，在懂诗的读者或像我们这些“70后”、“60后”的读者中，应该广受尊重。据说北岛就极为推崇张枣。对于当代汉语诗歌而言，恰恰是这些在海外的诗人往往呈现出更多的杰作。张枣即是一例。

　　锐读：您对他的诗歌有怎样的印象和评价？

　　荣光启：1990年代有一套非常有名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其中的一本“后朦胧诗选粹”就是以张枣的一首诗命名的，叫《灯芯绒幸福的舞蹈》，这个名字你一听就觉得美、温暖、感伤，携带出许多与青春有关的东西。张枣的诗在感觉上很现代，但在想象上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子，所以中国读者读他的一些诗会非常感动，像那首《镜中》。张枣写诗并不高产，但有不少诗很受人注意，像《今年的云雀》、《历史与欲望》、《卡夫卡致菲丽丝》、《何人斯》、《楚王梦雨》、《秋天的戏剧》、《夜色温柔》等等。

　　锐读：有评论说他把中国诗人上世纪80年代的精英意识带到了国外。您是否认同这一说法？

　　荣光启：像旅荷诗人多多、旅德诗人肖开愚，还有旅德诗人张枣等，这些旅居国外的诗人因身处大陆之外、又置身于至少两种语言之间的特殊环境，他们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经验、语言和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要自觉一些，与传统的关系也不那么决裂、对诗“现代”的追求也不那么偏执、在诗歌的基本法则——语言和形式的探寻上却更独到更丰富。他们出国前的精英意识如果说更多是政治、社会方面的话，那么在海外，他们的文学写作显得更有语言、文类方面的专业性。

　　锐读：如今他走了，您觉得有没有这个时代稀缺的东西被他带走了？

　　荣光启：当代中国，写诗者甚众，但作者大都缺乏文化基础、历史意识，对语言对诗歌对文化缺乏更深的认识，诗歌的意蕴浅显、无趣。张枣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精通几门外语，又身在欧洲，他的诗作呈现出在文化、语言上的多重意趣。他诗中的某些品质正是国内诗坛所缺乏的。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他的诗在尝试新的写作方式，譬如“用每首诗来寻求一个对应面”（像《今年的云雀》），这种方式区别于传统诗歌的独白式的抒情。这也是我觉得张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也因为他的诗歌在意蕴上的复杂（有一种“对话”性），他个人在传统、汉语、诗歌形式等方面的领会非常深，越往后，理解他的读者可能越少。

　　本报记者 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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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枣：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2008-05-05 11:10:16)
分类：诗人随笔

■人物
　　张枣 196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著有诗集《春秋来信》，代表作包括《镜中》、《边缘》等。多年来旅居德国，任教于图宾根大学。

　　■记者手记

　　和其他诗人不太一样，能熟练使用好几国语言并翻译外


国诗歌的张枣对文字极其敏感，他甚至论述过“别处”与“他乡”的区别，而认为“他乡”比“别处”更具中文性。
　　相比其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放弃写诗的第三代诗人，1986年即出国并旅居他国的张枣，坚持写诗、译诗至今，他自认为可能是神以某种方式来保护一些诗人。现实是，当年曾经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遇到被人当众诵出他的诗歌的待遇，到了国外无人识君，足足忍受两年的寂寂无名，然后金子才开始发光。幸好他自己把中国诗人80年代的精英意识带到了国外，每次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时，他都会说：“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我在国外最怀念的谈话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醉过瘾了，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渴望书，如同求救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物质突如其来地膨胀起来，人们开始没有办法准确命名世界。譬如，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个人说“瓶子”，你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形状的东西，在物质多元化以后，瓶子至少有几百种，形象感就崩溃了。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读英语系，然后考到四川外语学院念硕士，经常要翻译作品。因为语言的单薄贫乏，也导致我们在翻译时遭遇困境。

　　那时候我们不缺钱，最缺的是书，对书的渴望强烈得惊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外教经常通过一些国外的文化协会要一些书过来，每次她叫我们去她家拿书，我们都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

　　有一次有人邮寄了几百本图书给她，老师学生都去她家挑，我因为其他事情去晚了，后来一个人跑到老太太家里，嗫嚅着也不知该如何开口，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拿书的。”她给我看她写的明信片，上面写道：这里的学生对书极其渴望，如同求救一般。

　　我在剩下的20多本书里，挑出一本《catch-22》（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本书当时还没有翻译过来。“catch”这个词是二战之后美国士兵发明的，意指军队的戒律，但是在我们当时使用的字典里没有把这个含义列进去，我很久都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读完整本小说也是稀里糊涂的，有太多字不认识，字典也不能给你提供解释。

　　“来了，老子的东西来了”

　　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个比我年纪小的女朋友，她也是个文学青年。但在她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分手了，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做生意的人，她说跟他在一起玩很轻松，不像跟诗人作家在一起时那样沉重。

　　我当时并不能理解她口中的“轻松”，还瞧不起生意人。80年代，诗人是明星，而且诗人多是大学生，研究生在当时非常稀少，更是明星中的明星，算作高薪一族。我读研时一个月拿50多块钱，比助教的工资还高，精英感特别强。

　　分手事件让我感觉到诗人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时代好像在发生变化。但是，80年代主调还是理想主义覆盖一切。分手并没有给我带来那种内心撕裂的痛苦，而是觉得你怎么能背叛你的人文背景呢？

　　我们整个的生活惟一关注的就是诗歌。柏桦每次带了好诗去找我，在宿舍门口就大吼：“来了，老子的东西来了！”我那时年轻气傲，写了诗就丢在地上，柏桦每个星期来都在地上找。有一次他找到《镜中》，眼睛睁得老大：“这首诗会传遍大江南北的。”其中有一句话“低下头，回答着皇帝”，我把“皇帝”两个字划掉了，他说：“这两个字是这首诗的命，你怎么这么恍惚啊？”

　　到了香港找不到香港

　　从1983年到1988年，是国内最好玩的几年。我在1986年离开的时候就好像离开一场大的party，但是就好像柏桦他们投奔海南一样，也有一种懵懂的离开感在敦促我离开。

　　我离开之时的强烈感受是，我可以看更多东西。

　　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我整整有三个月的时间讲不出来话，完全失语，不光没有写信，连日记也写不出来。我惟一讲的几句话就是到超市买东西，对人说一句谢谢。我的这种遭遇也是非常典型的80年代留学生的遭遇，即新的物质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压力。

　　尤其有意思的是，我出国前先去香港，竟然找不到香港在哪。1986年9月13日，我从深圳罗湖去香港，有个人在香港的市中心等我，我们也没有联系方式，只是约好了一个地方。我先是在深圳海关办了一上午的手续，过了罗湖桥我找不到香港了。

　　我以为到香港至少得像到了一个单位一样，有个门槛或者一个标牌，上面大书“香港”两个字，但是我跟着人群走，只发现在深圳这边还井然有序的人到了某一个点就像约定俗成一般变得纷乱起来，欢快起来。我想：“什么时候才能到香港啊？”

　　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很多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关卡里，然后走过去，其实就是地铁票。我没有见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站在旁边看，看到很多人这么走过去，偶尔也看到人跳过去……我活活看了两个小时之久，也不敢问人家。

　　怎么办？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我想：“可能这样过去之后就到了香港。”其实我早就到了香港，我不知道而已。那天如果不是想到有朋友在等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等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别人跳了过去，走了10多米，拐了一个弯，看到地铁。

　　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我问别人到某某地怎么走？人家告诉我说你坐上地铁走就行了。后来到了目的地，等我的那个人吓坏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让他等了一天。我说我找不到香港在哪。

　　诗歌的时代，过去了

　　在物质开始冲撞我们的生活诗歌写作的时候，我出国了，以至于我觉得是神在用某种方式保护一些诗人，所以我才能坚持写诗至今。

　　在我出国之前，海南正在开发，柏桦和好几个文化界的朋友一起去海南，是为了脱离以前的单位去寻找另外的谋生之道，也有一种冒险的意味。柏桦在临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到海南去就好像去新的革命圣地。”

　　这种说法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投奔感和诗人兰波式的激情。矛盾之处在于，诗人到海南去，的确是受到了钱的诱惑，可是赚钱并不是完全的目的，因为我相信他们即使有了钱，也不知道用钱去干嘛。

　　虽然事物不断进来，但大家对于物质生活还是没有强烈的概念。举例来说，出国之后我想念父母，但是电话费又太贵。我打电话到父母所在的教工宿舍，得先打到一个传达室，一个脚有毛病的老太太接到电话，然后她一颠一颠地跑去叫他们来听电话，整个过程至少需要5—10分钟。

　　我只能是先打通了电话，等她去叫人的时候我先挂掉，揣摩着我父母快到那个传达室了我再打过去。记得有一天下午，我特别感慨：“什么时候，中国家家户户都有个电话就好了，有了电话就能消解思乡之情，这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啊！”没想到三四年之后，中国的电信就迅猛发展，可见物质来得有多快，对诗人的冲击有多大。

　　但我还是觉得有强烈的凄凉感，一年之后我回到家乡湖南，第二天就跑去了四川看我的诗人朋友。我以为我们还会像以前那样彻夜长谈，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谈。我曾经和柏桦三天三夜连续不停地谈论诗歌，像永动机一样滔滔不绝。

　　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仅仅一年之隔，物质当然是越来越多了，柏桦已经从海南岛回来了，万夏开始做咖啡馆，很多朋友都在调动工作……人的表情也开始有一种真正的不安，我在国外最怀念的谈话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醉过瘾了，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新京报》采写/刘晋锋 ，摄影/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