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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之女回忆：1966年嫁给李宗仁后的日子(图)

人民网

胡友松的特殊身份不仅在于她是电影明星胡蝶的女儿，更在于她27岁那年嫁给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并且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在《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这部书中，胡友松回忆了她那短暂却极不寻常的婚姻生活。

等待工作突遭求婚

1966年，我对自己干的护理这一行实在感到厌倦，于是，请偶然认识的上海名记者张成仁帮忙换个工作。他一口答应。

这年6月初，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也即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得知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回国后不久因病去世了，李宗仁情绪十分低沉，而程思远正想私下给李宗仁物色个伴儿，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照，说是介绍工作用。



李宗仁与娇妻胡友松

我见到的李宗仁，虽已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身上既有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

第一次交谈，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表示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点头，对我说，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我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现在感到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

一周之后，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厨房、卧室，给我介绍书房里图书的摆放位置，并语气恳切地说，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点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住在他这里。我也没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我也就直截了当回答，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我话音刚落，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赶紧掩饰失态的表情，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脸，心怦怦直跳。我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学的礼节习俗吧，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久，第三次见到李宗仁，他直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做的工作是保健秘书。我心里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机要秘书莫非要另选他人？正当我捉摸不透时，李宗仁又一次派车把我接过去。想不到这一次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李宗仁快步迎上前，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让我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万万没想到他还会当面向我求婚，多么荒诞呀！我才27岁，而他已是70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残存的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回绝，只好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

彻夜未眠，心如乱麻。

李宗仁又一次派司机来接我时，我的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事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说不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只见他一脸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我，还轻轻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红旗轿车卷起波澜

我称李宗仁为“德公”。婚后就赶上“文革”。1967年的一天，德公照例要到北京饭店理发。这次，我半撒娇地对他说，我的头发也该整整了，干脆我陪着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给德公专配的是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大轿车，在与德公结婚近一年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坐过。下午5点多钟，我们理完发后，我对德公说现在时间还早，不如顺道去一趟北京医院，再去给德公拿些药回来。当红旗轿车驶进医院大门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向我们的车子围过来。我取完药后，朝轿车走来时，只听得旁边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地评头论足。有人突然冲着我大吼一声:“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别走！”这一喊，人群顿时炸开了锅。两边的人们一下子聚拢过来，就差没对我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了。好在司机一见气氛不对头，把车后退了几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慌忙钻进车里。轿车“哧溜”一声跑出了医院大门。

回到李公馆，我惊魂未定地没缓过神来，再看德公，他把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吭声。我赶忙向他道歉。难得德公是个好脾气，一边安慰我，一边又说以后我们要千万小心。

德公的老友邵力子夫妇听说我们的遭遇，好心地告诉我赶快把大波浪给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换上布衣布鞋，还说如果红卫兵真的要闯进家里，你一定要及时给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打电话，要保护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如果红卫兵问你为什么要跟李宗仁结婚，你要说是为人民服务。

这事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很重视，并请相关人员具体落实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我的心绪才渐渐平静。

夫妻恩爱静水流深

德公对我一直疼爱有加。每天吃什么饭菜，他都让厨师先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为了德公，也情愿当家庭主妇。我经常下厨烧菜，记得德公很喜欢吃我调馅包的饺子，还有老北京的炸酱面。

哪晓得我跟德公仅生活三年就永别了，每次想到这，我都心痛不已。我清楚地记得结婚那阵，我还不习惯这样的“老少配”，我们从北戴河度蜜月回来后，我的肚子受凉了，感觉好难受，德公赶快让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肚子里有蛔虫，奇怪的是没开打虫药，只开了四两南瓜子。回家后，德公却笑呵呵地说这个大夫不错，没开打虫药是怕吃了有副作用，用偏方来打虫很有效。德公边说边亲自帮我嗑开一粒粒的瓜子皮，然后还非要亲自看我吃下去。我当时真有些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晚，我由于不舒服躺在床上，德公就边讲故事边给我嗑瓜子，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次日起床后，我感觉肚子不疼了。而我旁边的德公还在睡觉，我很奇怪，因为他平日生活很规律，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这次怎么一反常态还没醒？莫非是他的身体也不舒服？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正要靠近正在熟睡的德公去看个究竟时，瞅见一旁桌子上的果盘里盛满了嗑好的南瓜子。顿时，我明白了，在我睡着之后，德公一颗颗地为我嗑完全部的南瓜子后才休息。我再转过头，看着依然熟睡的德公，突然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眼前这个真心爱我的人就是我最理想的丈夫。

在常人眼里我和德公是极不般配的一对，但德公对我的怜爱、体贴，让我感受到了从未尝过的人间温暖。（胡友松口述 刘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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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周恩来促成我婚姻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终于返回了祖国。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的回归，在当时是颇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而此时，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的胡友松，也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第一条新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我想国民党的总统回到共产党这儿，惊讶。他待遇很高，除了毛泽东以外，国家领导人都上机场迎接他，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胡友松不会想到，一年后，27岁的她竟然会嫁给这位已76岁高龄的李宗仁，成为李宗仁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老年丧偶的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人陪伴的想法，秘书程思远着手为他物色人选。这时，程思远的一个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胡友松。院领导于是找胡友松去谈话。“他们没告诉我李先生的事情，就问我，你不是觉得医院太疲劳了，我说是啊，待遇又低。他们说，那以后给你调一个工作好不好？我说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20多年前和干妈们坐着高级轿车出入十里洋场的情景已经逐渐淡去，此时，胡友松终于又拾回了童年的记忆，她重新坐上了小轿车。“我说你们接我上哪儿啊？他们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轿车驶进一个大门，胡友松走下轿车，“一位穿军装的警卫过来开门，那个走廊很长，走到大客厅他们说，这是李宗仁先生。”30年后，回忆起当初见李宗仁的那一幕，胡友松十分清晰，“我想象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实不高。可是，很有军人那个气质，说话很洪亮。”
而李宗仁，对于遗传自胡蝶容貌的胡友松，十分着迷，“他见到我特别高兴，说我就喜欢大眼睛，李先生跟程思远表白。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吃完饭，我说我要走了，他还舍不得呢，还亲了我一下。外国人礼节嘛，我接受不了我就赶紧躲”。
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的保健护士，但是周恩来却对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总理说，告诉李先生，咱们这个国家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即使做护理也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欢我，就要名正言顺。”李宗仁当然无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8岁的胡友松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尽管是白发配红颜，但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说起此事，胡友松的坦率令人惊讶：“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
1966年，中国的社会正开始经历着剧烈的动荡，迫切想要改变生活境遇的胡友松，几乎是想也没想地就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生活需求，轻而易举地将胡友松初恋失败时永不嫁人的誓言，击得粉碎。“没想爱情不爱情，那么大岁数谈什么爱情啊，我就是觉得我去了，我就是主人了。尊重历史嘛。你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杨贵妃，人家怎么样，我不就是现代版的一个例子吗？我没考虑以后。”

爱人：是大我50岁的李宗仁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在结婚现场，当司仪给李宗仁夫妇带上新郎新娘的胸花时，胡友松的内心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觉得，我怎么这样了？怎么到了这种地步？”之后，胡友松借口醉酒，独自一人走到楼上的卧室。一进门，她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来怎么办啊？因为程思远跟我说了，他说李宗仁有病，也七十八九了，最多活几年。再有几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我将来路怎么办？一起睡觉，旁边睡个这么老的先生，很难受。”不过，心里再怎么难受，胡友松也明白，这段“梨花伴海棠”的婚姻肯定是要继续下去了。
婚礼以后，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养。从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对老夫少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他又像我的长辈，又是我的丈夫，反正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我那复杂的心情。”的确，在那样国家动荡的时局下，和这样一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起生活，胡友松的复杂心态可想而知。但是，说起和丈夫相处的细节，你依然可以感到胡友松从这段婚姻中获得的温暖，哪怕这些温暖带来的感动只是在一瞬间。
“我在我的卧室睡觉，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个被子什么的。后来我就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来吵我，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后来他还是去，但是光着脚不穿鞋，怕吵我。”还有一回，胡友松肚子疼，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就发怵，我说这怎么吃。晚上，李先生把4两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儿。第二天我一醒，哎呦，那一盘啊。李先生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面对丈夫的体贴，胡友松哭了。“我真是找到一个知己的人了，那么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我要好好照顾他。”从未体味到家庭温暖的胡友松，被李宗仁的细心和关爱融化了。
当胡友松从这段忘年婚姻中，渐渐品味出幸福与归属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看着身边的那些将军司令纷纷被批斗，原本谈笑风生的李宗仁变得沉默了。不久，一场“烫头大字报”风波更是让胡友松切身体会到了政治运动的威力。一日，胡友松随李宗仁去北京饭店理发。喜欢打扮的她，烫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卷发。然后，两人坐着汽车从饭店到了医院。“医院的人，是嫉妒我。他们想你不以前就是个护士吗？现在你这样了，红旗车一坐少奶奶似的，他们心理不平衡，给我贴了张大字报。写我资产阶级思想，头烫成什么样，穿的什么。”看到大字报，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儿去了，说：“哎呦，我的夫人，你看看，赶快把你那头发剪了吧，你还这么大摩登的，头发这么烫，外头人说你呢，快剪了吧。”于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头，皮鞋改成了布鞋，胡友松总算躲过了一劫。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请上国庆庆典的天安门城楼，那一天，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城楼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李宗仁突发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直肠癌。想到丈夫的年纪，想到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胡友松跑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我知道这么大岁数一得癌，在那个环境下，大夫都被批斗，怎么办？后果我也预料到了。”
1969年1月30日，78岁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这个曾经威振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最后一为代总统，临死之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对于李宗仁辞世前的细节，胡友松拒绝回忆，她显得十分低沉和烦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在那一刻，她生命之中唯一给过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她所将要独自面对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她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那时候的心情，又岂是一个“痛”字可以形容。




晚年：不要遗产只要幸福

　　李宗仁和胡友松的结合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许多人指责胡爱慕虚荣，看中了李宗仁带回来的巨额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是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正是她无微不至的看护，使李宗仁倍感欣慰。从1966年到1969年，胡友松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续了不到3年，但它却是胡友松人生履历上最重要的一笔。3年时间，几乎定义了她的全部人生。
李宗仁过世后，胡友松的厄运便接踵而至。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随后被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胡友松改名为王曦，一个“曦”字，道尽了她对美好生活的企盼。一年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偶然一次机会，胡友松听说了初恋情人的消息。
“别人告诉我他在大兴，我说怎么调那儿去了？哎呦，我当时心里特别慌。我要抛弃一切，顶着任何压力，我也要去看看他。”于是，胡友松一路颠簸，终于在大兴的一个医疗站里，再次见到了她的初恋情人——那个五官科大夫。
一切恍如隔世。“他变得更黑了，但是五官还在。”在农村卫生院里，两个人并没有说太多的话。“他说等他休息看我去。”之后，那位医生确实是去看了胡友松。不过胡友松明确强调，“看我去是因为我们清清白白的，没有越过雷池一步。”
李宗仁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批示：李宗仁的遗产上缴国库，郭德洁的遗物由胡友松继承。从1969年至今，胡友松先后把李宗仁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上缴国库，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
文革结束后，胡友松被分配到调入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80年代初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这次婚姻并不幸福，她很快又离了婚。
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她的临终遗言是，“蝴蝶要飞走了。”几年后，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胡蝶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母亲老年的样子，她更不知道，在胡蝶飞走的那一刻，母亲心里是否想起了她，这个远在祖国的女儿。
若梅，友松，王曦，这是胡友松一生曾使用过的名字。但其实无论在哪个阶段，她始终是生活在两个传奇人物——胡蝶、李宗仁的盛名之下，也正因如此，她的命运注定与众不同。当问到她如何评判自己时，她说，她是一个历史人物。而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四个字：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