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与政见

“窃听者”的人性

发表日期 01/05/2007 更新日期 01/05/2007 14:27 TU

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影片“窃听者” ( The Life of Others ) 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故事发生于1984年的东柏林，此时虽然离柏林墙的倒塌仅仅只有五年，但是在一党统治下的东德，共产党政权看来仍是牢不可摧。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之风对于此时的东德人说来，还是难以想像的。此时的东柏林，不仅处于对外隔绝的东西冷战铁幕之下，同时在社会内部也处于意识形态的红色恐怖之中。在此社会，不仅言论自由无从谈起，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空间全部由党控制和占有。个人在巨大的党的机器中没有任何地位，知识分子、艺术家等可能存有独立意志的人则会受到监视。电影“窃听者”就发生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善的力量

“窃听者”的剧情并不复杂，该片之所以能够感动千千万万没有亲身经历过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的西方观众，除了演员的出色演出等艺术方面的原因之外，应该是影片通过特定的命运处境所揭示的诡异与真善的人性特质。影片主要描述了三个人物：一个是东德秘密警察、一个是负有才华但甚为循规蹈矩的剧作家和一位当红的美艳女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三个人是不应该有任何联系的。但处于当时东德的极权社会状态下，秘密警察必须执行监听剧作家和戏剧演员这对情侣生活的任务，于是秘密警察同戏剧界艺术家发生了关系。按照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逻辑推理，处于秘密警察监视之下的知识分子无论有无推翻国家政权的行为，其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掌的镇压的命运是已经先定了的。然而，影片正是在此处独辟蹊径，讲述了这位充当窃听者的秘密警察在窃听过程中被艺术家的真情和正义所感动，继而良心发现，甚至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冒着极大风险，使得剧作家逃过劫难。

影片的过人之处在于通过秘密警察的良心发现，反衬出共产极权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扭曲。同时也发掘出即使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恐怖笼罩一切的时代，良心仍然存活着，人性之中仍然存在光明的一面。即使在秘密警察这一极权统治的核心地带，人性也有着升华、超脱的可能。从柏林墙倒塌、东西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苏东寿终正寝而德国最终在欧洲联合的旗帜下获得统一的今天的角度来看，影片描述的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一个监听他人的私生活，控制他人的思想和意志的时代在德国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影片希望告诉人们的，大概不仅仅是让人们记住这个刚刚逝去的旧世界，尽管今天德国在清算了纳粹罪恶之后，正在反省共产主义的过去。影片要告诉人们的，更多的是人性的闪亮的一面，而正是由于这一面的存在，柏林墙才可能在一夕之间坍塌，看似无懈可击的苏联共产主义大厦才可能一朝瓦解。换句话说，影片所揭示的，乃是深藏于人性之中的难以窥见但却又不可抗拒的善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使世界上任何独裁者感到恐惧，使所有的追求正义、自由的人士维系希望。

残存的理想主义

不过，影片依据的是东德社会的历史，从共产主义发生、建立和发展直到衰败的历史进程来看，东德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极权社会。东德的共产主义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苏联红军强加给东德的，就如同柏林墙的修建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外部暴力的象征。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根子在东德社会扎得并不深，至少无法同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主要发源于社会内部的国家相提并论。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期间仅仅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共产主义在东德既扎根不深，又多少停留于某种理想境界。当时为共产党工作的秘密警察多多少少带有理想的色彩，多多少少认为党是真理的化身，是正义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他们多多少少仍然沉迷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笼罩之中，本身是党的宣传机器的受害者。正是基于这种既麻木又受骗的精神状态，才可能在纯美的艺术和残酷的真相的双重感召下获得良心发现，进而走出意识形态统治的天罗地网。从这一意义上讲，东德这位窃听者之所以向正直的剧作家伸出援手，根子还是基于其心中仍然残存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