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皮林DavidPilling1990年加入英国《金融时报》，2002年1月起担任《金融时报》驻东京首席记者。专栏内容涉及日本的商业、投资、政治和外交。

在2002年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首席记者之前，大卫·皮林就已经知道日本是个不一样的国家———非比寻常地不一样。当时，他像所有外国人一样，首先选择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关于日本的经典读本———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对这种陌生感的确定：“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战斗过的最陌生的敌人。”

但皮林一开始并不信邪，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日本不比危地马拉、马达加斯加或英国更古怪。

不过，当他在2002年初到东京时，他的信念受到了严重挑战。

首先他发现，在日本，树是“蓝色”的。交通信号灯也是“红蓝灯”———尽管在初来乍到的外人眼中，交通信号灯显示出来的绝对还是绿色。日本人确实有“绿色”这个词汇，可一旦要表示树叶或交通信号灯的颜色，人们更愿意使用“蓝色”这个词。

除了“蓝色的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事情需要他慢慢习惯。例如，刚开始有一次，他邀请到一位年高德劭的电视主持人共进午餐，当时，他一屁股坐在了离门最远的座位上，这使得餐厅员工惊惧万分———这个座位是所谓的上座，为贵客所保留。“我抢了这个座位基本就相当于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名人头上浇了一大杯啤酒。” (主人应该坐在背靠门的位置，在古代，这个位置最易受到忍者的攻击。)

他还要应付一种似乎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充斥着社交地雷的语言。人们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执迷于准时性、礼貌性、整洁性及绝对的严肃性，让皮林感到惊诧。“我非常努力，但也只认识了一些礼貌的熟人，甚至到了街上都难以与人对视……身边的日本人几乎每天都告诉我，‘西方人很难理解日本’……没有谁比日本人自己更会鼓吹自己的独特性。”

如今，他得出结论：“对于有人试图‘理解’日本，我所读过的最好的描述是把这个过程比作剥洋葱。文化探求者层层剥开、探寻日本内在的意义，却没有意识到，意义就存在于被弃置的洋葱皮中。洋葱的中心一无所有。”

在接到早报记者就探讨“了解日本”这个话题的邀请后，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了6年的英国人皮林欣然加入到“剥洋葱”的行列，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审视这个东亚岛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他说，日本并不比世界其他地方更难理解；他说，地理是日本民族特性形成的根源，而历史可用于驳斥很多对日本民族性的“误解”；他说，有些日本年轻人“无知得可悲”，却少有偏见。

对话

日本模式是杂交而成

东方早报：您曾提道，旅居日本的希腊人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说，“当你发现，花了四五年的功夫，自己却根本无法了解日本人的话，那就说明，你将了解他们的一些东西了。”您觉得在日本生活了六年的您了解日本吗？您觉得一个外国人有可能真正了解日本吗？

皮林：我不知道“了解”一个国家的含义是什么。我不能说我真的“了解”我的祖国英国，或者说我“了解”人们做或说一些事的动机是什么。我认为日本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难理解。当然要深入进去就存在困难了：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日语是很难理解的；日本没有完整系统的宗教信仰体系，日本人有时候不愿告诉你他们真正相信什么。但这些都是小困难，不是不能攻破的障碍。

东方早报：在您所读过的所有关于日本特性的著作中，哪一本对日本解读得最透彻和最接近真实？为什么？

皮林：我的答案可能不太切合你的初衷。我最喜欢的关于日本的书是约翰·道尔(JohnDower)的《拥抱战败———二次大战后的日本人》，写的是日本与美国人的战后关系。这本书潜在的观点是，人们不能盲目崇拜日本所谓的独特国民性。我们所想到的日本模式中的很多东西———终身雇佣制、交叉持股、护卫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日本资本主义和麦克阿瑟占领军中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成员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的杂交。日本表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能够利用一切浮现的机会 ———在这个话题中，是战败所提供的机会：一种全神贯注于创造财富的能力。

东方早报：日本民族性格形成的基础是什么？

皮林：两大影响力：相对孤立(距离大陆120英里的岛屿)和缺乏自然资源。我想后者很关键，很好地解释了日本为什么通常不擅长与世界其他地方打交道的原因。

日本对过去认识不完全

东方早报：美国1945年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导致数十万日本平民丧生。有人说，现在的日本人并不憎恨美国，而是把美国人当大哥，这是因为他们崇尚强者。您觉得这是日本的一个民族特性吗？

皮林：其实还是有对美国的怨恨。我不确定我是否同意“日本人崇尚强者”的断言。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麦克阿瑟的占领结束得相对温和并自上而下地注入民主。很多日本的战前意识形态显得荒唐和具有幻想性，而战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照顾到了日本的防务需要。尽管德国在不太遥远的过去犯下诸多暴行，但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再憎恨德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可以变得务实和乐于接受这一点：虽然投放了原子弹，但美国对日本的胜利并不完全是坏事，可能是日本人应当称赞而不是批评的事。那些希望日本赢得战争的少数人才是更让人担心的。

东方早报：法国和德国达成了战后和解，而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仍然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德日之间不同的态度是否源于两国的不同民族特性？

皮林：不，我不这样认为。日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但说日本不愿承认其战争罪行是不对的。许多日本左翼人士———高达人口的40%———对日本的暴行很上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和平主义在日本社会渗透得很深。

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很难以法国和德国的方式和解的事实，用历史来解释更好。我想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美国人免除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这使得日本很难深入探究自己的灵魂。日本是以天皇的名义打的这场战争，如果连天皇都能无罪，普通日本人怎么会觉得有罪。而更重要的是，战后不久，日本和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冷战的两边。只有当柏林墙倒塌后，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和解。

英国人最像日本人

东方早报：您在文章中反对那种认为日本与众不同的观点，并引用伊恩·布鲁玛(IanBuruma)的话说，把日本和中国、韩国那样的国家比较，它就没有那么独特了。那么，您有没有尝试过以西方人的视角把日本和中国比较？得出什么结论？

皮林：我对中国和韩国的了解不够。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非常不同的文化，但显然有非常确实的历史联系。日本文化是另一种版本的中国文化，通过韩国传递过来。但对于我来说，它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补，结果变成不同的东西。根据西方偶尔在看待日本上的哲学混淆，我怀疑布鲁玛是否正确：他们把日本看作一个陌生的西欧国家。而事实上它是主要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的变异，一种非常特别的变异。

东方早报：在承认不同点的基础上，您觉得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最像日本人？

皮林：英国人。

喜欢日本人注重细节

东方早报：日本民族特性在日本青年人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异”？或者说，日本青年人给这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增加了什么内容？

皮林：日本年轻人对战时历史了解得更少。很多人真是无知得可悲。另一方面，他们的偏见也少很多。日本年轻人完全能够崇尚属于一度被看作敌人的国家的文化。但你也不必因从这一点看到的希望而成为幼稚的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不喜欢仅仅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而被嫉恨。如果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有时天真、充满幻想的善意将很快蒸发。

东方早报：你最感兴趣的日本文化现象是什么？

皮林：我不确定文化现象是什么东西。我喜欢日本料理，特别是它华丽的呈现形式。我喜欢日本人对细节的注重。

东方早报：根据您在日本的生活和工作经验，您觉得外国人怎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日本和日本人？

皮林：学说日语，广泛阅读，留意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