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与陶斯咏....的恋情之一
(2010-09-10 0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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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论毛泽东与陶斯咏子虚乌有的恋情之一 (ZT)
如今的怪事真是特多。忽然间一阵风起,毛泽东又有一个初恋情人了。并且上了百度百科名片。据百科名片称:毛的初恋情人姓陶名毅,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富商家的千金闺秀,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在周南女校,与向警予、蔡畅齐名,号称“周南三杰”。又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美称。其人才华横溢。身材修长,美容貌。性好强。为当时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的副会长(毛泽东只是理事)。
《百度名片》称,毛陶“二人曾陷入疯狂的爱情之中……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后,毛去南京与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
《百度知道》里面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说他们“断续有过几段恋情,多次分而复合,1920年时还曾同居了四个月”。
《百度名片》又称:二人“后因政见不同分手……”又说陶:“后来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大概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好像陶的一颗芳心就永远钉在毛的身上了,达到了非毛不嫁的地步!
自打《建党伟业》开拍的新闻传出后,就更加神了。毛泽东这场婚外“恋情”竟然名垂青史,成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的一个组成部份了
毛泽东与陶斯咏真的有过这段恋情吗?结论是四个字:子虚乌有!
先说一下百度的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著有长文专门论证“毛陶恋”也就是刮起“毛陶恋风”的彭明道在他的文中有这样的话:“她考进周南前,结过一次婚。结婚没好久,她丈夫就去世了。她到周南读书的时候,22岁了。”这就是说,她在认识毛之前就已经成寡妇了。
后来,陶虽然拒绝了同是文化书社成员的彭璜的追求,但心中还是有所属的。也是这位彭明道说的:“陶斯咏1926、27年去找过匡互生,匡互生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个学校,立达学园。陶斯咏很崇拜匡互生。匡互生有妻有子,不想和妻子离婚,他给陶斯咏介绍了个男人,沈仲九。沈仲九在湖南一师教过书,也在上海。沈仲九和陶斯咏没正式结婚,只是同居。1931年陶斯咏怀孕了,吃错了药,死在上海。”
这就是说,后来的陶斯咏,还是有了自己心上人。如果不是她的意中人,这个沈仲九肯定也会像彭璜一样被拒之门外的。至于有没有正氏结婚?那时候确立婚姻关系并不要通过法律程序,确立的两个要素:一是媒人,即所谓的明媒正娶。二是举行婚礼,即摆酒请客,公之于众。媒人,陶与沈是有的,即匡互生;婚礼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再婚,没有大排筵宴罢。凭什么可以断言他们是同居呢。即使是同居,也是一段感情。怎么可以视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非毛不嫁的专情呢!
可见百度这位见风就是雨的造“名片”者,不但是当了传声筒,而且还当了扩音器!这个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和那位“刮风”的彭明道好好地理论一下:
一、 彭所收集的资料无一可以证明毛陶之间有恋情
为了证实毛陶的恋情,彭明道做了不少的工作,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和湘
潭的党史办、史志办以及周南学校的档案室都被他查遍了。被他找到的史料有:
1、 1919年11月16日 ,一张新民学会的部份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的合影。
这张照片虽然毛、陶在其内,但这是一张40来人的集体照,相信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傻瓜蛋,将一张集体照拿来作为毛陶二人恋情的证据吧!
2、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大公报上登广告,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主要是卖一些进步书籍)。陶斯咏加入了书社,并出了10块光洋。毛泽东也出了10块光洋。出10块光洋的有3人。
如果有人以都出了10块光洋作为他们恋情的证据,不用我说,谁都会认为此人肯定是个傻瓜蛋。
3、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曾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有五件,内容只是片断。
这些信件的片断,彭明道没有认定是情书,却用了个“只是片断”打下埋伏作暗示,也可说是给了听众一个自由猜测的空间。不过,如果真是情书,那就应该字字句句都是含着情的,岂有五个片断而不能作出判断之理?如果是彭明道自己才疏无能作出判断,何不将这些片断公之于众,延请高人研究?那就一定会有个结果的。数千年之前的甲骨文碎片如今尚有高人能将它们整理成文书。何况毛的书信片断都是用的现代汉字呢!
4、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开会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看望了在南京进修的陶斯咏。
据彭在此文中所说的“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因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看来,毛从上海返长沙经南京并不是绕道,只是顺道在途中下了一次船罢了。顺道看望一位曾经是同志的朋友这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嘛。怎么就和恋情扯到一块了?说不定他是想前去做陶的争取工作呢。(此时陶的思想是否与毛完全背离,未找到有关资料。如仍属同志,顺道探视更是情理中事)
二 《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不是什么怪事
找不到“毛陶”恋情证据的彭明道,就把全部心思集中在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词的“考证”上,下决心非要从其中论证出一个“毛陶”恋来。他的主攻目标第一个就是这首词的标题“别友”。此词在毛去世后曾由人民日报发表过两次。第一次无题。第二次标题为“别友”,原因是在新找到的一份毛主席亲自校订过的手稿上有此记载。彭明道像是发现了地下宝藏一样的兴奋,大呼小叫:
“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哪来的什么怪事!哪来的什么麻烦!
究其实,“妻”这个名词只是婚姻关系中与“夫”相对的一个概念,与感情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夫妻,终其一生,只有婚姻而无情爱,所以,在我们的汉语中,出现了一个成语,叫做同床异梦。这是对没有情爱的夫妻的最生动描写。
尤其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妻”是“夫为妻纲”的夫权下的一种附属物。对于广大妇女而言,就是屈辱的代名词。
友则不同,它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友情友爱的基础上,不爱任何力量的干预和约制。没有友情友爱,也就没有友的存在。
毛主席的《贺新郎》词,原稿应是送给杨开慧了,当时的标题是什么,无据可考。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在晚年整理此词稿时,对标题是进行了再三斟酌的。所以才有了两个校订的手稿前稿无标题而后稿用“别友”作标题。
用“友”不用“妻”,正是从“妻与友”的内涵着想,所表示的正是他与杨开慧不同寻常的挚爱。
何况,毛主席的婚姻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先后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任妻子。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却只有杨开慧一个。所以,词题不用“妻”而用友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毛主席思考问题的精明之处。如用“别妻”为题,不但显得俗气,也不能反映出他与杨开慧相交以心的挚爱,同时还产生了无专指之嫌。
三、 改后的词非常切合晚年毛泽东的个人情感
据彭明道称,该词最初稿为: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其后经过了多次修改,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引起了彭明道的极大兴趣和诧异,这个“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使得他又引出了关于文革时期的诸于“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之类的一长串文字。可见这位 彭明道 先生的胡扯功夫非同凡响,也可以说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吧。于是乎,毛主席几十年前的这首小词由他作中介就与文革攀上“亲戚”了。用他的话说,是“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
究竟什么句子充满了革命豪情打上了文革印记呢?这就是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原来,彭明道理解的“要似昆仓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竟然是“摧毁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意思,所以,就被他认定是带着“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发出的 “革命壮志冲云天”的豪言壮语,是一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
观此一语,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刮目相看了。原来此君是一位古诗词的门外汉!当然,本人也只是一个门外汉而已。不过,我这个门外汉听他这个门外汉在门外的这一通嘶叫以后,忽然悟出了这个隐藏门内的“秘密”来了。
顺便说一声,像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赠答诗词,很多词语涉及的是两人之间的私事和私情。如作者不加注释,局外人有时确实是很难看得懂的。那么,毛主席这两句词中的“秘密”又是什么?说起来,其实无“密“可言,意思明白得很,与彭明道所说的原词比修改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的结论恰巧相反。
原词中的“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前一句直译为“我要以四海为家”,后一句直译为“更不会学小儿女态作昵昵情语”。这不就是当年的毛泽东表达出来的“不恋儿女私情而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豪情和远大志向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作了注释:“山欲堕,云横翥”——当时的国家形势是江山摇摇欲坠,个人想作双飞的乌儿不可能,天上有满天的乌云横阻着。
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先来看一首古代情歌:
枕前发尽千般愿。
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
直待黄河彻底枯。
休即未能休,
且待三更见日头。
诗中用“青山烂、秤砣浮、黄河枯、三更日”这些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作为誓言歌颂爱情的长久永恒。“昆仑崩绝壁”就是“青山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台风扫寰宇”中的“扫”是扫荡扫平消灭的意思,如“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此意。这里的“台风扫寰宇”可以理解成毁灭寰宇,同样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表达的也是一种誓死不渝的忠诚情感。彭明道却将“扫寰宇”理解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的狂热来了,不可思义。
毛主席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修改,这和他晚年的心境有关。人到晚年都会怀旧。浮现在毛主席记忆中的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杨开慧使他感到,虽然彼此有海枯石烂之约,但自己在情感上欠她的实在太多。于是,修改后的词便打上了他当时的情感“烙印”,诗人在向冥冥中的杨开慧细细诉说:“重比翼,和云翥”——来世再做一对在云彩中比翼双飞的鸟儿吧。当然,这个“重”也可以理解为重视、重要的、最要紧的。在“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誓言以后,进一步表示,要做一对在云彩中的比翼双飞鸟!
我不敢肯定自己对这首词的意境理解完全正确。但是,对一首情诗的分析,必须从情感入手,这是不容置疑的。别有用心的非要拉扯上政治,其结果必然会弄得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彭明道认为:“‘人有病,天知否?’接不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 “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评词品诗的学者用“嚎叫”之类的恶语攻击作者,又一次暴露了彭心中的阴暗。我们能指望有着这种阴暗心理的他会品出什么诗味来吗!
他的此语又是简单的“以字论诗”闹出的笑话。此句可以理解为“我的疾苦别人会知道吗?”隐含的意思则是“我的疾苦只有你时刻在关心着!”这不正是“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注脚!1973年的毛泽东已至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在外面还必须强装着没事尽量不让外人知道(即天知否)。在这样的心境中,倍加怀念杨开慧这位人生知己,从而发出这样的感叹,正是情理中事。怎么会是“离谱得很呢”!
彭明道在歪解了这首词以后,又发了一通高论:“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指文革)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
我们不知道彭明道是不是一个曾经请人滥写过情书的角色?如果是,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他在将自己比别人,好像别人也和他一样,把情书当作了玩弄女人感情的把戏,可以随意的花言巧语,也可以由别人代为花言巧语。
但是,我们深信,毛主席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这首词是真情大爱驱动下吟出的一首绝唱,没有真的情爱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好词。也是由于真情大爱的驱动,才使他在五十年后想起为这首词再次润色。试想,他有可能会容许词中掺杂进他人的情感吗?如果有这个可能,就不会有这首词的再次修改!既然把它看得如此轻淡,那就早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未完)
附彭明道的: 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作者:彭明道
问题的由来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必得先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原词: 《贺新郎·别友》(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是已知的毛泽东最早的诗词作品。在毛逝世后出版的多种版本《毛泽东诗词》中,这首词毫无例外地排列于卷首,由此可见它在毛氏诗词中的重要地位。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曾经将这首词发表过两次。一次是毛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即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另一次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诞辰101周年纪念日)。这样的情形,在毛去世之后,(即对毛的造神运动结束之后)是罕见的。
这首词从发表到出版,有一个细微的差别,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国内的读者和学人的注意。这个差别就是:发表时词牌下无标题,而在由最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以下简称《文献》版——彭注)中,在词牌下却加上了“别友”二字,正式作为这首词的标题。出版者还郑重声明:“本词最近发现作者有一种手迹,标题为《别友》。”《文献》版并且郑重其事地将过去已经公开发表和经过毛本人“校订定稿”的作品,作为“正编”,而将虽然广泛流传,但尚未经毛亲自校定的,列为“副编”,以示区别。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毛本人对这首词是何等珍爱,在晚年还对这五十年前的旧作(虽未公开发表),慎重地进行过“校正定稿”。
然而,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
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校订”乎?“修改”乎?
毛泽东诗才横溢,是无容置疑的。他的诗词,在正式发表前,都曾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当然也包括和他的诗友(如郭沫若、臧克家、胡乔木、陈毅等)讨论切磋。大抵是修改后显得更具光彩,更显精绝。如“水拍”与“浪拍”,“杨花”与“骄杨”等皆是。
《贺新郎·别友》却是惟一的例外。词中的很多句子,在当时的情境下无法解释;另一些句子,又充满了明显的“文革风味”。一般的读者拜服于毛氏的政治权威和诗名之下,不敢仰视,是可以理解的。堂堂的研究机关和权威的出版社的“专家学者”们,要说分不出“别友”与“别妻”之间的差异,看不出这些“马脚”,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首先看看这些无法解释,或无法连贯的句子:
“人有病,天知否?”怎么能接得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呢?
“要似昆仓崩绝壁”两句,倒确像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还没有生发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遣词造句的先例。而且,这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从诗词的起承关系而言,与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是风马牛互不相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这又如何解释?
原来,这首词在七十年代修改过多次。而最后的一次修改,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词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照原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照《文献》版的注释者说法,这首词有两件手稿,不同之处即有无“别友”二字标题。事实是不是这样,外人就无从了解了。据有关人士透露:毛泽东于一九六一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叫他好好保存。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三年冬天,毛又将修改后的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交给保健护士 吴旭 君抄正保存。两种抄件中的词句是否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一九七三年交吴抄正的内容,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却是无疑的。
一九二三到一九七三,整整五十年了。看来当时毛并无发表此词的意思。因为一九七三年是“文革”中期政局最混乱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毛泽东最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时候。了解“文革”史的人大概不会忘记接二连三发生在那几年的大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发现癌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一九七三年,江青利用公布毛在滴水洞给她的信的机会,抬高自己,大造舆论;张铁生、黄帅等造反英雄跳出来“反潮流”;毛氏自己提出“批孔”,开始批周恩来;“十大”召开,王洪文和大批造反派代表人物进入中央;江青找毛泽东要钱,气得毛泽东掉泪……。
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
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倘非如此,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珍爱此词,为什么不用那龙飞凤舞的笔写一横幅,或是将他修改过的原稿交给秘书存档呢?
虽然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处置有些反常,有违常理,也有违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稿的规定,但在旁人,却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处?
既然《文献》版的注家肯定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那么,我们可以考证一下,此时,毛泽东究身在何处?他的妻子杨开慧,又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这对恩爱夫妻,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情绵绵的别离?
毛氏早期的行踪,暂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为准。查《年谱》中的一九二三年,有如下一些记载:
四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参加三大
九月十六日,回到长沙……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十二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亲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由于《年谱》和《文献》版两书出自同一编者,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铆合得很严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年谱》未作明确交代。会上代表“中央局”作报告的人是谁?也是含糊其词。据查,此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不仅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位置仅在委员长陈独秀之后,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而且,“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毛泽东确已成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因此,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很难设想毛可以缺席。另外,这次会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其内容是“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两件事恰好都是毛泽东直接的工作成绩。“中央局”的五个成员中,陈独秀没有到过湖南;罗章龙早期参加过新民学会,但一直未涉足工运和农运;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向导》主编,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从未到湖南作过组建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之类的事。
如此看来,毛泽东当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会上作报告的最合适人选。质言之,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十二月还在长沙了。
这个事实,还有两条佐证:
一、《年谱》说,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谱》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断)可证。但遍翻所有迄今公开的资料,就是无此信原文。若无原文,则此条资料何来?这牵涉到此时毛在何处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年谱》的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 12月30日 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这就确实可以证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长沙。这里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开慧在板仓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泽东没在她的身边。开慧生岸英时,毛是从清水塘赶到湘雅医院找李振翩来接生的。这一回,如果毛在长沙,她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产呢?而且,长沙市离板仓八十多华里,即使坐轿,开慧也不可弄到临盆时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断,开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长之后的某一天决定的。因为毛此次回来,肩负着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无暇,无法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因此才有杨氏回家之举。岸青出生,在毛杨的家庭生活中,当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谱》中却不见毛泽东任何有关此事的行动记载;第二,尽管《年谱》从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这一段,关于毛、杨的行踪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国学者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却透露了一点天机。书中说道,“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这个喜信时,毛已经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
无论如何,《贺新郎·别友》确是出自青年诗人毛泽东之手。这首词(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作者的诗作中别具一格,确是词中上品。那么,当年站在年青的诗人面前,牵动着他缕缕诗思的那个美丽的倩影,到底是谁呢?——是诗人的妻子杨开慧吗?
丢开上述一切事实不讲,就词中描写的人物、情怀、背景进行解读,这个影子与杨开慧之间,实在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需得作一点假设。此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而这个时候,杨开慧正在板仓娘家“坐月子”呢!(毛岸青生于 1923年11月2日 )假如,对丈夫一往情深的开慧,在“月子里”赶到长沙为毛泽东送行,那么,我们的诗人面对着怀抱婴儿的妻子,他该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的酣畅淋漓纵横恣肆的生花妙笔,会写些什么呢?
再假如,注释者定的写作时间有误,不是“十二月底”,而是岸青出生( 11月23日 )以前。不错,那正是深秋时节,“半天残月”,“霜重东门”,最能牵动离人的一腔愁绪。但是,站在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怀六甲腆着大肚子的开慧。然则我们感情浓烈的诗人毛泽东,又将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再再假如,毛泽东走得很急,来不及和他的爱妻告别,就匆匆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其时赴上海必需乘船到汉口换船)。那么,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丈夫,在船上面对浩浩洞庭,心里涌动着绵绵思绪,他该会写下怎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俱往矣!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取代七十多年前的毛泽东。我们能有幸读到的,只是他留下的这些或凄切动人,或莫名其妙的句子。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谁都想像得出,此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但毛杨两人,却已经结婚四年,生有两个孩子了。至于这四年中他们夫妇的聚合分离,由于毛泽东为革命奔波,居无定所,已是十分寻常之事。查《年谱》,从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杨昌济 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他们或长或短的分离,就有十四次。可以断言,无论是献身革命的毛泽东,还是知书识礼同时也是*****员的杨开慧,对于他(她)们的革命生涯和家庭生活,都已经非常适应。何况“二三年底”毛的上海之行,正是他迈向政治生活的一个高峰。假如开慧真为毛泽东送行,她怎么会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那种少女般的娇羞之态呢?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重诉”,着一“重”字,是“诉”过一遍或多遍的了。还有一句“知误会前番书语。”(彭按:原稿作“翻”这个“番”字,是 赵朴初 先生改的)。不管是“前翻”,还是“前番”,联系到前面的“苦情重诉”,看来事情蛮严重的。夫妻间的事,属于隐私,旁人不得而知。但似乎这“苦情重诉”,与那个“前翻(番)书语”有些干系。似乎是一封“书信”之类的什么事物,介入过他(她)们的生活,引起过一场“误会”。但是,以现在渲染的毛泽东对开慧深深的爱恋,真诚,和他的善辩,他向妻子解释并使之冰化雪消,并非难事。而以杨开慧的修养和性格,以她对丈夫的尊重、热爱和信任,还会在这样的离别时“苦情重诉”么?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对开慧说的话。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作者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而那句“人有病,天知否”,则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至于词中其它一些“离谱得很”的句子,比如对着老婆讲“重比翼”的无端感慨:明知离别不久便可将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却又要发什么“恁割断愁思恨缕”的无奈闲愁;以及什么“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之类的无理狂言……都不要去说了吧!
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去解读,去研究,这首《贺新郎·别友》,都不会是赠给杨开慧的。非但不是赠她,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怎见得呢?有事实为证: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那里面描写的是诗人自己,格调也不高。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写的却是两人别离时的情状,词中对两情缱绻的情景、意境的描绘,以及通过这些手法烘托出来的格调,都高出那首《虞美人》远矣!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的杨开慧,不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样铭心刻骨的旧事,这样缠绵绯恻的浓情,这样凄清婉丽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杨开慧生死难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见过开慧提及这首《贺新郎·别友》的片言只语。因此可知,毛泽东从未将这首词向杨开慧展示过。开慧生前没有见过这阕绝妙好词,真可谓是她的终身憾事。
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
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先说那个“虚”的答案。笔者曾经有幸在八十年代见过易礼 容老 先生。易老是当年在长沙和毛泽东一起,搞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的重要人物,对昔年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易老说到毛主席诗才横溢时提起了它。除了由于年代久远因而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外,确实就是这首《贺新郎》。易老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 朱剑凡 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这首《贺新郎》词,究竟是这个时候,还是稍前的“半淞园*****”抑或是稍后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的厚赠,就无从考查了。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笔者曾经走遍从长沙到湘潭的党史办和史志办,查遍了周南中学和第一师范(一说陶在南京女大进修结业返长后,曾在一师任学生指导员)的所有资料,所得仅如上述。至于易礼容等当年的旧友是怎么知道这首《贺新郎》的故实的,当然也无从查考了。好在知道这个“孤证”的,还有一位老友。他因为工作关系,也曾拜访过易老。易老也给他讲过这首《贺新郎》的事,与和我讲的完全一致。
至于那个“实”的答案,则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学生,当年就是毛的崇拜者。丁玲在周南读书时就是很有名的激进女生,曾经带着一帮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女同学,冲进省政府面对面地向省长争要女权。毛当年就认识这个小女生的。她从白区奔赴延安时,毛在专为她举办的欢迎会上,写过一首《江城子》赠她。这首词也已收入《毛泽东诗词集》,谁都可以看得到。“纤笔一支谁得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样高度的评价,除了女作家丁玲,还没有发现谁有这种殊荣。在延安时期,毛非常欣赏丁玲的胆识才华,她对毛自然也是非常崇敬的。他们之间往来较为亲密,交谈也比与别人随便得多。后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毛又将他的旧作《贺新郎》重新写下来赠给她,却就无从考证了。要说保存了这段佳话的功劳,还得记在五十年反胡风的“肃反运动”头上。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丁玲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个珍贵的墨宝交给了胡风。胡风历劫时,这张纸也就连同他的所有文稿一起,进了*****部的档案库。直至这段历史冤案昭雪之后,*****部退还了当年没收的所有物件,这件墨宝才被 胡风 先生翻出来,物归原主。
题外的话,多余又不多余
“题外的话”,并不是“多余的话”。其实,毛泽东将他的一首词送给谁都无关紧要。即便是送给情人,只要是留下了一首佳作,又能损害作者什么呢?正如毛一生有四次婚姻〔毛自己不承认早年在韶山的那次婚姻。但罗氏是“明媒正娶”来到毛家,且载入了《毛氏族谱》的。一九五○年毛岸英回韶山时,还曾特地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送了人民币五百万(旧币)元〕。这些事虽然有点瓜瓜葛葛,但这是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何况这早期的一首小词呢?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就像阿Q一样,你说他祖上很阔,比赵太爷还阔,他很得意。你如果说他祖上某某也要过饭,偷过南瓜,或嫖过妓,或有过婚外恋,他就会青筋暴突地和你大吵一场,甚或打上一架。其实,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如此。他应该是一个诗人,写过一些好诗。但他首先是一个“人”。要重新造出一个“诗神”是不可能的。他的诗词,“史诗”也罢,“不须放屁”也罢,都将放在历史的桌面上,任由人们评说。
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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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tang3002】 于 2010-9-10 20:05:56 评论说
一群王八蛋,现代影视除了婚外恋,低俗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2 楼【fg91618】 于 2010-9-10 20:10:47 评论说
卑鄙的灵魂,岂能揣测领会高尚的精神!彭明道先生本身就对毛主席怀有不良之意,想搜寻主席的“劣点”,其实正证明了自己的愚蠢。
3 楼【冰魄寒光】 于 2010-9-10 20:33:58 评论说
怎么说呢?拿大爷出名,是一帮低能儿常用的伎俩,而这个低能儿又遇到了好气候,..............
4 楼【煅磁石100】 于 2010-9-10 21:03:23 评论说
三十年了,一直是梅雨季节,容易腐蚀的东西能不长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