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市场化改革败坏了中国教育制度　
（何新六十自述增补内容）

　　何新说：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师也不收弟子。198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副研究员时，就有资格收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门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

　　全面理解我的学术思想，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准备和基本知识，而当今能达到我要求的年轻人几乎根本没有。所以我的学术将来只能遗憾地失传，成为一代乎绝学。
　　市场化改革已经败坏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今日中国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医生靠卖药赚病人的钱，老师靠卖知识赚学生和家长的钱。教育改革亦如医疗改革，愈改愈坏！

　　从小学起，一些教材特别是“奥数”一类辅导资料，就设定一套虚假无实，未来多数终身无用的虚幻知识体系。折磨而且浪费小孩子的生命头脑和时间。此种体制培养之学生，皆为应试入名校谋学历，竞分数而弃实学。

　　当今学文科者学成不通文墨，学理科者学成不务实技。社会失德，金钱与权势左右一切。唯娱乐化与动漫化弥漫浸淫当代文化。此种文化氛围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无脑。
　　青年乃国家之未来与希望。青年无才俊，中国之前途，不可言矣！

　　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我很怀念8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那个文化氛围。
　　现在中国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阀阅贵族制度。而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何新说：若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远只是东北畎亩上的一介农夫。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八十年代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
　　所以，我始终感念邓小平。

　　（9）我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何新说：我平生在学术和政治上，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逆鳞犯言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群小乱政，政出多门，天下失序，有动乱之兆。”
　　是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警言“如乱局失控，天下势必分裂而将现诸侯割据之局。”此文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醒邓公及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其后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权，而能侧身于国士之列，盖以此。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
　　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伪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时代，社会主义理念已经过时。

　　［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云：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则战胜了共产主义原则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则。当代人类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自由民主原则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因此，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则，今后人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政治的原则不再有发展，因而在政治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

　　但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变，以及一系列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亦并非未来之天堂。

　　何新说：其实，历史中本没有所谓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绝非凡人所能知。
　　我观察人类历史之演进，乃知历史之本体是无序。在人类历史中，动乱、无序是常态。安定、组织化是动态，是短暂的。

　　所谓历史“伟人”，都是在历史之特定时代及背景下，缔造和构建历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种制度秩序，稳定期通常不过持续数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败及人性之堕落、私欲之扩张，而逐渐瓦解、疏离、废弛，而渐进入失序与维稳之中间态，最后终归于解体。须有这种眼光，人才会有历史感，而知道自己与以往一样，都不过只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历史中所谓“稳定”若不是一极独大，强权贯彻，则只能是诸种势力之妥协与制衡。西方“民主制”虽可略显民意，制衡权力，但金权资本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一体，本质仍是资本社会而非民权社会。从来没有什么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说：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以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1990年1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我的数万言《中国经济问题与世界未来》，此文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

　　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写信给我，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古，我遂建议古巴推动经济改革。
　　回国后，李鹏总理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主导，方可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渐得积累，资金得扩散于民间。中国经济因海外资金技术之进入以及出口市场之带动，乃呈现近十几年来之繁荣。

　　1992年春，邓公南巡反“左”。我上书建言江李体制不可动摇，左右之道不可偏颇。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张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废。邓公似乎容纳了我的意见。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我尝极力反对驱工人下岗及国企私有化之改制。近期我指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乃堕入美国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国外汇储备之圈套。

　　在这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数而反乎潮流。
　　何新说：实际上我的主张并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话语留在了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