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京夫子

第四十六节 两个写作班子 

一九六二年之后，毛泽东手下有两个写作班子。

一个是总书记邓小平牵头，陈伯达、康生集体负责的“马列主义大论战”班子，议论对象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南共铁托修正主义”，统称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皆因一九六二年，苏共《真理报》发表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论战由是而起，叫做《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一九63+1年，共发表了《八评》，赫鲁晓夫下了台，毛泽东和邓小平们都十分得意。毛说：我们才写了《八评》，赫鲁晓夫就下了台！

一九六五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做了自我总结，单方面宣布“取得了大论战的历史性胜利”。中共的九篇反修“宏文巨制”，实际上是跟苏共进行了一场极左大比赛，以左批左，以毒攻毒，相互斥责。谩骂对方为“右倾机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叛徒”、“跳梁小丑”、“帝国主义的帮凶”、“世界革命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比如论及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苏共指出中国历史上万里长城，东北地区的“柳条圈”都曾经是国界的象征。中共的《九评》便说：苏共首都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也可算作苏联国界的象征！其蛮横姿态，有如乡村泼妇骂街、无赖拼命。

中苏两党大论战，造成国际共产主义大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分裂。几乎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成两大派组织。一派为正统多数派，跟着苏共跑，向苏共领取活动经费；一派为马列少数派，或称“左派”，跟着中共跑，由中共提供活动经费。其实是中共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一个小兄弟阿尔巴尼亚跟着中共跑，中共所付出的代价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包办了阿尔巴尼亚全国的电力系统和交通系统。

中苏论战的最大果实是：东南亚、非洲国家的一些共产党武装力量，也分裂成两大派，他们枪枪炮炮，你死我活的拼命。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柬埔寨，以及中共和苏共，中共和越共，越共和柬共，疯狗咬疯狗，共产党打共产党，蔚为奇观。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邓小平、陈伯达、康生积极投入大论战，为毛泽东争夺世界革命领袖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应当说，刘少奇是较为清醒的，直到一九六五年，他仍竭力主张派代表团出席苏共的“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图挽救两党的业已破裂的关系。但他的主张被毛、邓所粗暴否决，更被毛氏视作“亲苏派”。

毛泽东的第二个写作班子是对内的，抓农业问题。以便从刘少奇、彭真等人手里夺回农业工作的指挥权。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邓小平和彭真即分别率领工作组，下北京郊区县搞调查研究，了解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谨慎地提出在农村“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以恢复党在农民心中的威信，称为“小四清”。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在农村问题上，是跟了刘少奇跑的，他在“两位主席”之间各下一注，各投一票。毛泽东看到邓、彭的调查报告后，觉得“小四清”没有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便命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班子，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若干决定》（又称《前十条》），强调农村人民公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强调依靠广大农村干部，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反动家属子女。“四清”的内容也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是要对刘少奇等人前些年的宽松政策进行秋后算帐。

毛泽东重新提出了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他并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无视广大农民的死活。他要贯彻的只是他的政治路线，夺回对农业工作的领导权。他的农业工作领导权，是在他悍然发动大跃进运动引发了三年大饥荒中丧失的。

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根本解决不了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农民群众跟党的基层干部的尖锐对立，即经济领域里的“四清”与“四不清”问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诸人，没有胆量公开抵制毛氏的左倾政治路线，只好阳奉阴违，于一九六三年九月（距《前十条》的颁发仅四个月），也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称为“后十条”）。“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仍然放在经济问题上，替农民群众出气，对农村干部搞洗手洗澡、人人过关。

毛泽东的“前十条”，刘少奇的“后十条”实际上展开了一场毛、刘之间在农业问题上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毛泽东当然十分光火，却又不得不咽不下这口恶气，对“后十条”暂时予以默认。他采取了旁敲侧击的的策略，多次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多年来热衷于出国访问，扬名海外，而不下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疾苦等等。

毛泽东话里有话，刘少奇自然是瞎子吃汤圆— —— —心里有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公安厅任秘书，下到河北省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历时五个月，在一户贫农家里“扎根串连”，“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总结出自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以来，“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群众意见最大的，为干部贪污，侵吞集体财物，多吃多占。桃园大队四十七个大小干部，有四十人沾上了“四不清”。王光美率工作组“蹲点”五个月，对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上楼下楼，洗手洗澡，总结出一套“桃园经验”。

王光美于一九63+1年四月回到北京，首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了“四清蹲点”报告，甚为轰动。事后毛泽东看了简报，颇为高兴，认为王光美下乡搞三同，能吃苦，为党中央提供了第一手农村材料，很好。这样，“桃园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而得以在全国城乡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得到普遍推广。

于是，江青和王光美，两个中国大陆的“第一夫人”之间，又开展了新一轮的争风吃醋。王光美之于刘少奇从来就是得力的助手。但在江青面前，就像其夫在毛泽东面前一样，都居于守势，尽量避免着跟对方闹翻脸。刘氏夫妇深知，一但翻了脸，对方是甚幺事情都干的出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江青之于毛泽东呢？关系却十分微妙。毛泽东一直提访着江青给自己“捣乱”、“惹麻烦”。这个女人处世待人，从来只有目的，没有手段— —— —或者说不择手段。他们夫妇也是尽量保持着名义上的关系，不跟对方闹翻脸，不授人以柄。毕竟，在根本利害上，他们是一致的，荣则具荣，败则具败矣！因之，毛泽东有时也觉得，以她的个性，江青很可能还是一员女将呢。好钢用在刀刃上，有朝一日，说不定还是把“杀手锏”呢。

一九63+1年之前，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