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漠然地关闭手机那一瞬间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迟来的情景的。

那是在大学的第一次新生见面会上，我们的辅导员是一位教人生学的老师，他让我们做自我介绍，并说说各人关于未来的理想。

那时刚刚脱离地狱般高中生活的我们并没有即刻脱尽八股读书郎的天真迂腐气，在众多几乎千人一面堪称恢弘 的愿景设计里，只有迟来略显迟疑的声音震撼住了我：“我……我对于未来没有什么想法。如果一定要说……我想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将来毕业后回到我的家乡去建设我的家乡。我们那里太穷太落后了。”

迟来的声音并不高，在一些窃笑中尤其显得薄弱，却一下子沿着耳膜进入了我的心。于是我记住了自己回头看到的青春年少的迟来的模样：眼睛低垂，神情里有些淡淡的黯然，浑身散发着雨后泥土的清香，仿佛他是一颗刚刚钻出地面的嫩绿小草，又仿佛他把崇山峻岭里的家乡层层叠叠的梯田和一幢幢冒着袅袅炊烟的小草房背在身上，让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乡土气，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朴实无华。

那一次见面会上也有不少学生来自偏远的山村，却只有迟来一个人凛然拒绝了北京的车马繁华想回到自己贫穷的家乡。我虽然不能准确地知道那样的理想对于一个好不容易跃过龙门的乡村孩子意味着什么，却知道在我心里，迟来的形象在他的理想中高大起来。

后来才知道他叫迟来，和我是同乡。

迟来个子不高，瘦瘦弱弱的，仿佛在泄露他一心热爱的家乡并没有给他多少丰润的滋养。迟来跟我说起过他家乡的事情，说到他要在大山之中走整整一天才能见到镇子，我就觉得心驰神往：多美的景象，一个小小的人蚂蚁一样移动在群山之间。我简直希望自己也能够有这样的家乡可以回去建设。

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私下问过迟来，是不是真的打算回去建设家乡。大概是我不那么严肃的口气透露出调笑意味，迟来显得不太高兴，回答我一句：“当然是真的这样想”，就不再继续跟我谈论这个话题。夏虫不可语冰。我想迟来也许觉得我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理想，说下去只会是徒然亵渎他心中对家乡的那份深情厚意。

不过这些都不妨碍那之后很多年，每读到“知恩图报”、“吃水不忘挖井人”、“花朵对春天的报答”等等这些句子，我就会联想到迟来。我觉得有那么神圣崇高理想的迟来可以代言它们。虽然后来，迟来渐渐地不再是当初的迟来。

因为迟来的理想，我一直对他另眼相看，而迟来也一点都没有辜负我的眼光。

大一一次辩论课上，辩题是关于中国农民生活和思想的落后及原因。那是一场自由辩论，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农民自身，说他们不求进取自甘堕落。有的同学甚至认为农民简直是拖社会进步的后腿，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认为，对无药可救的农民，国家尽可以采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任其自生自灭。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观点竟然没有得到众多农村学生的极力反驳，他们选择了沉默。

只有迟来坚定地站出来支持我的观点：农民的落后有其自身原因更有历史和社会的渊源。因此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爱民如子的政府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帮助他们摆脱落后。

能够不忘宗本，并且充满真诚和正义的勇气敢于挺身而出，这让我对迟来更加青眼有加。

不过我和迟来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友谊是因为一只玩具兔。那只玩具兔是我一次征文比赛的奖品。那天迟来去我的宿舍找我，一眼看到我的床铺上这只兔子，他一直盯着看，眼睛里有无法形容的温柔。

我问他是不是也喜欢这只兔子。他说他看着这只小白兔想起了他妹妹。他妹妹属兔。要是他能给妹妹买一只这样的兔子做礼物，妹妹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这样说着的时候，迟来一双清澈的眼睛里充满忧伤。我知道他没有多余的钱给他妹妹买礼物。

于是我二话不说爬上床取下那只雪白的兔子递给迟来让他送给他妹妹。我至今记得那一刻迟来眼中的欣喜，那种瞬间飞上云端的快乐。

迟来不擅于言辞，他不会说那些俗气的话。那之后迟来和我就成为死党，一直很多年。

毕业的时候迟来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回去建设家乡，而是出人意料地留在北京，和我一样进入政府机关。那时从政是我的理想。迟来知道这一点。

说出人意料，确切地说只是出乎我的意料。迟来的理想宣言对我来说记忆太深刻了，以至于有些难以接受他留在北京的事实，仿佛他留在北京就是抛弃了他的理想他的家乡。其实迟来的大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留在北京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在车水马龙繁华遮眼的北京终于都慢慢地彻底地安顿下来，成为它正式的一员。

即使做足了心理准备，知道挣扎会是不可避免的一道门槛，初入人世的我们依旧想不到将投身的世界是怎样的。

在我的印象中，地理的北京像一个平面的版画，即使摩天大楼也不过是版画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凸起。而世俗的北京则像一座深不可测的大海，远不是年轻气盛的我们以为的可以浪遏飞舟的人生舞台，它里面包含了太多不可预见的暗流漩涡和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的滔天巨浪。

我跟迟来有时会相约吃饭喝茶，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分布在北京城的东西两端，见一次面有千里迢迢的感觉。

说起各自工作中的种种郁闷之事，我跟迟来都是长吁短叹。有一次我忍不住告诉迟来，我一直记得他的豪言壮语。

“什么豪言壮语？”迟来问。

“我要好好读书，毕业后回去建设我的家乡。我们那里太穷太落后了！”我用当年迟来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

迟来却没有我期待的兴奋的反应，只是轻轻哦了一声，茫然地看向窗外说，“我还是觉得该回去建设家乡啊。”

说这句话时的迟来目光里已经没有了当初那份迟疑却坚定的光芒，身上也没有了那种仿佛可以闻到的被春雨新翻过的泥土的清香。

大约工作不到三年的时候，迟来有一天急忙忙地给我打电话，说请我帮个忙。我自然是答应。迟来让我帮的忙是帮他保管一个黑色皮包，沉甸甸的。

“在你这里暂放些日子。”迟来说。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我也没有打探。因为那天迟来表情沉重地问了我一句话：“要是我进去了，你会不会来探望我？”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及至明白他在说什么忽然不安起来，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别问了，就说你到底会不会来探望。”迟来垂头丧气地问我。

“会！”我说。

日子惴惴不安地过，我一直担心会传来不好的消息。直到几个月之后迟来找我取回皮包时我才知道，皮包里面是迟来的一些灰色收入。原来迟来真的打监狱的门口经过。

迟来只是模糊地告诉我，那是一些派系之争引出的事端，还好他站在正确的队伍里。这样说的迟来脸上有着逃脱的侥幸。

“你真的做了那些事了吗？”我问，有点不敢相信。步入社会的我已经知道，一些微小的错谁都会犯，不过有些事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何况迟来在我眼中一直那么正直朴实。

“身不由己啊！”迟来叹口气。

我还没有迂腐地提及原则和立场，更甚至于理想和人格，迟来又以一副过来人的口气加了一句，“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江湖。”

我忽然觉得跟他同时进入江湖的自己很幼稚很不合时宜。

我终究不能适应这样的政治和江湖。它离我的理想太遥远了。我也不能指望自己像迟来说的那样，为了更远大的抱负，要学会把自己低进泥沼里，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等待有一天开出白莲花。

我等不到那一天。我怕我在到达那一天之前就已经是永不翻身的泥沼了。我记得尼采 的那句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我不想做违心的事。所以我毅然决定放弃曾经的理想出国。

“多可惜啊！你提升得比我快。再熬一熬你就出头了。”迟来说。迟来那时已经是他们机关里的小头目了。

“我可不想进监狱。”我开玩笑说，说罢便觉得后悔。迟来的脸色果然就黯淡下来。

压力大，薪水低，良心时常受到鞭打——迟来这样总结过他的工作。我自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不过良心遭鞭打的次数多了也会麻木了吧。

“每个人不一样。我只是不适合这里。”我说。

 “你太理想化了。当我们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就要学会改变自己。”这是后来在微信上流传很广的一句话，那时迟来就已经用来教育我了。

我自然知道一切都怪我太理想化了。只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改变自己适应社会。何况这个日益远离我的理想的社会，果真值得我去面目全非地改变自己吗？我不以为然。

我们终于谁都没有劝服谁。

我离国一去多年，在国外跌跌撞撞地讨生活，辛苦，唯一的是良心干干净净。

起初跟迟来邮件联系频密，慢慢地就断了联系。中间偶有听说迟来的消息：说迟来发达了，被一个领导看上做了上门女婿。迟来的职位一路节节升高。到他岳父退休的时候，他已经被一路通畅地送到相当瞩目的位置。

再次见到迟来是快十年之后了。乍见的迟来胖得让我难以接受，好像他被一股莫名的气体吹胀了整整三圈。虽然我出国的时候迟来已经显露出发福的潜力，不过真正看到优渥的生活对一个人外观的改变还是让我倒吸一口冷气。

而真正让我倒吸一口冷气的远不止于此。

那时候迟来的事业正在上升时期，这从他脸上志满意得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不过迟来对我倒是亲亲热热不忘旧情的样子。有人说，迟来能够出面请我吃饭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他很少跟同学们有来往。

之后几年回国又断断续续见过迟来几次。每一次都是迟来做东，坐在正中位置的迟来俨然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话题荤素全有。我不知道迟来竟然这么能说，口才这么好。一桌人也都很给迟来面子，无论他说什么都会有人点头应和，让我对着他的言论而生的一番唇枪舌剑的反驳不能说出口，只好随着众人笑。

我想我已经不适合出入这种酒场了。我很怀念当初迟来和我在小酒馆的小饭桌上一碟花生米一碟韩国泡菜两瓶啤酒的日子。

有一次迟来喝多了跟我说，“你那时候不出国多好，说不定现在我们是一个级别的，我们兄弟可以称霸一方，多风光！结果你跑了，跑去给资本家卖命去了，拼了命还卖不了多少钱，你说你亏不亏……”他又转头对身旁的一位陪客的我不相识的人说，“这是当年我们班的大才子！有才着呢！就是不肯低头。”他把眼光看向我，“这是社会啊！人得识时务！不低头！不听话！”他把目光又转向旁边的人，“不听话就滚蛋！盯着你这位置的人多着呢！哪儿凉快哪儿去！你说是不是？！”旁边的人一脸赞许认同的笑，点头如捣米。

我听着笑，并不反驳他。我想迟来已经深谙江湖之道了。

也是那一次，我们一帮人喝酒到凌晨，迟来一个人跑到一旁煲电话粥，喝多了的迟来显然忘记控制他的声量，谁都能听出来，电话那一端陪他轻浮聊天的不是他的妻子。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迟来。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再见他了。那个青涩又清新的迟来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再后来跟迟来的接触就是在微信上。迟来很少使用微信，他甚至打算注销账号，据说微信上的言论都在某些部门的监控之列。

有一次我们正在班级群里为雷洋的案件感叹，这注定是被载入法治史册的一个案例。久未露面的迟来突然插进一句：“雷洋的案子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完全正确！”

我不能相信这是迟来的观点。这本该让群里一言哗然的话，大家却都纷纷沉默了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难道雷洋就白死了吗？这以后普通人的人身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可言？”我问迟来。

“谁叫他去嫖！谁叫他被捉住了还跑！在美国这样的说不定早就被警察一枪打死了。”迟来言之凿凿地说。

“谁说他一定嫖了？谁说捉了跑就该被打死？谁说美国的警察就敢随便打死人了？谁说他们错误地打死人就不承担后果了？还有，怎么就这种时候这种事情想起跟美国人看齐了？”我问迟来，突然很想跟他辩论一下。他太让我感觉陌生了。

“警察要是因为这种事进监狱那以后谁还来做警察？”迟来避重就轻地转移话题。

“这是两回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即使是意外也该承担后果，何况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我不知道迟来何以对检察院的决定书上写得周全详尽的过度暴力执法的事实置若罔闻。

又过了几天，那几个导致雷洋死亡的警察受到行政处分的决定在群里流传，大家唏嘘着的时候又是迟来甩出一句：“我很担心社会治安状况会从此下滑。”

过一会儿又抛出一句：“现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恍惚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迟来的意思是指致人死亡的警察被开除公职处分的事。

自己人。我被这三个字深深刺痛了。从某个角度看，这好像的确是牺牲了一位为党国誓死效忠维护某些阶层的权益的自己人。

在那一刻我突然悲哀地想起迟来跟我一起为农民的落后辩护，指责政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的辩论。若是再有一场这样的辩论，此时的迟来，大概绝不会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上为农民辩护了吧。

我还没有说什么，迟来又说出一句：“我觉得聂树斌案的平反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好像没有力气跟谁辩驳了，尤其没有力气跟迟来辩驳。

“这是典型的舆论干扰判决。政府太心软了。这样自己否定自己有损形象，是中国法治的倒退！”迟来振振有词地说。

我已经彻底被迟来的逻辑打败了。

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跟迟来之间那深不可测无限扩张着的阶层的鸿沟。它那么幽深阔大，足以吞噬任何试图连接鸿沟两端的话语。

不再说什么，我轻轻关掉了手机……

异国飘着雪的夜晚，一切真实得那么虚幻，回忆起流水往事，有些什么东西锋利地刺痛着我。

我想起，我跟迟来认识已经快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