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曾经并且至今还对来自西方社会的评价十分地敏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接受还是反对这些西方评价，都容易表现得比较激动，犹如政治方面无论左右都容易慷慨激昂一样。（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们对于慈禧太后的很多评价，多根源于西方的评价。尤其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造成大量文献被毁后，一方面是中国自身文献的不足，另一方面是随后的民国政府和历届当权者，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将前朝妖魔化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规律----而大量“引进”西方的评价并予以“国产化包装”，这奠定了百年来主流话语体系中对慈禧太后的基本评价：一个阴狠毒辣、独断专横、卖国求荣、骄奢淫逸的清宫太后。（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现在，一名美国学者用厚达600多页（英文版厚度）的著作， 试图颠覆我们的这一主旋律评价。在这位美国学者的个人主页上，就写着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名言：“在普遍撒谎的年代，说出真相成了一种革命行动。”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的慈禧太后传记《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中译为《龙夫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通过对大量当事人的日记等第一手史料的整理分析，以及对“主旋律”中大量史料的辩伪，自信揭露了一个西方学术界及新闻界的“跨世纪丑闻”：慈禧的真实形象，在西方骗子和懒虫们的合谋下，在李鸿章等人的误导下，被有意识地妖魔化了，并且这一骗局持续影响西方和中国各界至今。（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西格雷夫认为，这一骗局的最初来源，是“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这位精通中文的英国人，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J O Bland)于1910年出版了《太后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中文版又称《慈禧外传》），1914年又出版《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中文版又称《清室外记》）。这两本书的出版时机抓得很准，正值满清覆灭、动荡中的中国引起西方广泛关注之时，西方媒体对这两本没有引文考证的书大加赞赏，一路畅销，《太后治下的中国》一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在18个月内重印了8次。（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这两本被西方学术界也引为权威的著作中，慈禧不仅是个女独裁者，而且是个堕落的性变态，后来人所耳熟能详的那些慈禧的丑闻，几乎都是发端于此。（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就是这两本十分八卦的著作，却因为巴克斯宣称获得了清廷某关键人物景善（Ching Shan)的秘密日记，以及别的一些来源神秘的宫廷资料，而成为西方清史研究的权威著作----一度也是中国清史研究的权威文献。当年《纽约时报》的评论就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另一家杂志《观察家》评论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尽管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不少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家属，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夫人、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莎拉康格（她的著作《Letters from China》已有中文版，名为《北京信札》，由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英国使馆一等秘书夫人苏珊唐莉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等，出版了有关中国及慈禧的著作或文章，但西方读者似乎更乐意于传播濮兰德和巴克斯关于慈禧性变态、谋杀、投毒和阴谋的描述，这一描述成为一种经典，将慈禧的形象固定下来。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这两本书之外，伦敦的《泰晤士报》在传播有关中国形势以及慈禧的反面形象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家报纸著名的记者、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异常活跃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Morrison），本人不懂汉语，长期雇佣巴克斯为翻译兼助手，将巴克斯编造的大量故事当作新闻传播到西方。可以说，当年《泰晤士报》上的有关中国报道，在作为信史采纳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如针对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发生的著名的翰林院大火事件（参见我的博文《翰林院之毁：义和神拳纵火 八国联军打劫》），有相当一些德国人在回忆录中对莫理循表示不满，认为他的报道失实，他们认为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太大，所以英国的媒体只会往自己政府脸上贴金，无法客观报道。（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令人关注的是，西格雷夫的这本书指斥精通媒体运作的李鸿章，在假新闻的制作和提供方面，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将西方媒体玩弄于股掌之中，为其个人的政治利益服务。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西格雷夫这本号称严肃的翻案作品中，对于李鸿章的评论，至少从形式上看不如那些翻案文字那样严谨，甚至容易给人在将慈禧形象回归“人性”的同时又将李鸿章妖魔化了。有关李鸿章的话题，我收集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史料，我们今后再细致讨论。（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有关慈禧的这些反面形象再转回中国被史学界和政界普遍采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常识”。直到197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经详细分析，揭露了巴克斯伯爵是个骗子，所谓的“景善日记”，就是他伪造出来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西格雷夫的这本书，就是使用了莫理循和巴克斯从未公开过的日记以及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留下来的77本日记，认为慈禧“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所收藏的法国画报刊登的西太后之死

在他的著作中，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他认为，“以欧洲为背景悬揣两宫太后的情状，对于欧洲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最有权力的王太后是两位凯瑟琳：一位是凯瑟琳·美第奇，1560-1574年间的法兰西摄政，她所施行德宗教迫害和血腥统治，到1572年8月的圣巴塞洛缪日7的新教徒大屠杀时达到顶点。另一位则是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她在情人的帮助下谋杀了她傻乎乎的沙皇丈夫，独立执政达34年之久。这二者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太后，“一位拥有来自其已故丈夫的财产或头衔的寡妇。”然而，西语中的“Dowager”（英语：继承了亡夫爵位的遗孀）和汉语中的“太”并不完全相同，这造成了他们对慈禧身份的误解。西方术语“dowager empress”（太后）暗指一位王室（别的方面亦属平常）的女性成员，爬到了高于自己身份的位置上，从而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当这一术语被西方人用到慈禧头上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言过其实的意义，并强化了他们的猜测：她通过高妙的手腕获得了这一头衔。然而，身在东方，又是一个女人，（按照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的标准）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因此，他们同时又声称：她既狡猾又愚蠢（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典型的矛盾修饰法）。”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但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一本“翻案”著作中，最关键的原文中的大量引文，却在中译本中没有翻译出来，这容易令人产生遐想：在连篇累牍地指责前人伪造历史的同时，是否这部文笔优美（包括中文译文也十分精彩）的著作就那么无懈可击呢？在西格雷夫的笔下, 慈禧不再是独裁者, 但她毕竟也通过高妙的手腕获得了太后的头衔，并在掌握权力的男人世界中，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即使这只是西格雷夫所说的在各种势力之间维持“平衡”的权力，一个掌握了如此巨大权力的人，无论她的性别是什么，在权力的腐蚀下，她的双手还能是干净的吗？（参见我的博文《慈禧太后：权力腐蚀了母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历史的确充满了悖论、充满了质疑，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一方面是史料在动荡中大量湮灭，另一方面是中外各种力量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在篡改着这一历史。正如我在接受和讯访谈时说的，近代史是我们历史反省的关键。利益纠缠，假象重重，这或许就是近代史的吊诡与迷人之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Shel JeAnns作于2007年6月15日@南洲雪梨 北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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