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日本古邮票的考据过程，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我们并不比日本人强到哪里去。
    生活在海外，虽谈不上节衣缩食，但还是相当简朴，省下钱用于收藏海外发行的有关中国历史尤其中外战争的邮票或其它藏品文物，重点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由于自己只有中文和英文能力，所以碰上日本或俄国的文物，在考证方面就比较痛苦，多求助于国际网友。
    前些时间，我从一美国人手中高价买到了一张日本明治时期的邮票，画面是一日本将军，卖家很肯定地说这邮票是为纪念“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发行的。
    我们先在中文网站上检索甲午前后的日本将军的照片，很遗憾，资料查出很多，大多是重复的，但都没有匹配的。而在英文网站上则因为日文名字英译后更令我们一头雾水，也没有收获。后来，考虑到毕竟是交战一方，中国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比较多，研究深度应该会大些，于是，我们在多家中文网站和很多BBS上发了帖子，包括到百度的“知道”也贴了求助信，请大家帮助我们认一认。为了显眼，还听了一位网友的建议，用了《网络通缉令》这样的“扎眼”标题(http://blog.sina.com.cn/u/4b5440a7010005ok)，也给一些中文的战争类网站发了求助信。很遗憾，这些求援要么没有回音，要么回答是明显错误的。最后，我们还是在海外的网友的帮助下，辗转得到了最后的答案。
    这虽然只是一次文物的考据经历，但作为华人，此间的感受却很复杂。那位最终帮我们找出答案的网友是西方人，不懂中文也不懂日文，他抱怨说，有关中国历史的考据，反而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从来不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难以获得全局的资讯。
    在他面前，我当然争辩说“趋利避害”是任何种族的本能，并慷慨激昂地告诉他中国人民是如何地苦难深重。他也没有多说下去，只是摇摇头。
    事后，扪心自问，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确也是难以抱持一种全面客观的立场，而基本都是感情先行的。比如，在我的藏品所涉及最多的中日关系方面，我们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日本人是怎么想的，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了解日本人究竟在想什么。我们过度地沉溺于我们自己的意象之中。我们不断地要人家反省，这固然没错，但我们自己又反省过我们自己了吗？反省过我们自己何以会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反省过我们今日又何以被如此多的日本人（而不是“一小撮”右翼分子）所猜疑乃至反感呢？反省过我们何以不断地在海外遭遇所谓的“反华”风波呢？

    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让我们习惯于充当一个悲剧的诉苦者，并且将听众可能表现出的任何不耐烦上纲上线，却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反省。比如圆明园被毁，大量的网站和书本都在重复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论述，但很少涉及我们的国民趁火打劫（研究表明这是圆明园被毁的主要原因）的细节。比如抗日战争，我们就比较少地去研究为什么会有千百万人心甘情愿地当了汉奸（汉奸研究在海外似乎有比较大的天地）。是不是因为有了外来的强盗，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伤疤和屈辱掩饰成悲壮和高尚？
    至于生灵涂炭，我们在大量述说着南京大屠杀的悲惨的同时，却很少回忆文革武斗中同样大规模出现的屠杀，活埋、棒杀、虐俘乃至挖心等酷刑。难怪当我们的年轻人读到伟大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军攻占南京后，居然把张勋的姨太太抓去供人参观，每人收4角钱以筹集军饷，都会大感愕然。
    当我看韩国著名的连续剧《明成皇后》时，看到韩国人将中国和日本合称为敌人和野兽，我的心情十分复杂，韩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历史诠释呢？我们有多少人在看电视前还想到过人家会有这样的历史诠释呢？
    我们自己的血液中，在“勤劳勇敢”等等定语之外，难道一点罪恶的因子都没有吗？洋洋25史，记载的残酷血腥难以胜数，有多少是异族所为而又有多少是同胞所为呢？
    回到中日关系研究上来，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固然令我等愤慨，但毕竟日本是有很多种教科书的，主流的历史教科书都还是能够正视历史的。而我们自己的教科书呢？我们自己的教科书对他族又给予过多大的客观关注呢？
    我的藏品中，日俄战争的文物，日俄双方出品的都有。而甲午战争（日清战争）的，倒收集到了一些日本当时出版的邮票、战斗画报、军用传单等，这些在日本本土也十分珍贵了，但却很难找到我们自己的大清朝同时期的针锋相对的作品。（我们的土地上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东西，无论建筑物还是树木，估计都不多了，不知是不是该为这样的进步而高兴）。
    柏杨曾经痛揭“丑陋的中国人”，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也没有他那样的深度，我还是连我们自己的面子也深深热爱着，即使这个面子比较虚、比较浮。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多收集些记录着我们的耻辱的文物，希望它们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薪”、“胆”，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接触到、了解到我们的“仇敌”和我们的“旁观者”对同一件事情的所思所想，我们难道不该听一听人家是怎么说的吗？尤其是在我们不断要求他们倾听“中国人民的呼声”的时候。
    犹太人在这方面比我们走在更前面。著名的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用艾希曼和卡兹纳两个人的故事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庸无奇的人都可能成为刽子手。艾希曼是专门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卡兹纳是名犹太人，他领导着地方维持会性质的匈牙利“犹太人委员会”，曾与艾希曼合作。他救过一些人，也害了许多人。阿伦特认为，在极权统治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并没有必然或本质的差别。摧毁和灭绝人性，侵犯和残害人类，这才是国际社会谴责主权国家内极权主义邪恶的道义根据。在她揭露的过程中，犹太人曾经是那样地难以接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这方面的信息，最近很多媒体都在她百岁纪念时有大篇幅的报道。
   德国历史学家莫森(Hans Mommsen)在1986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言中说得好：“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看来，我的那些收藏在记录民族的痛感之外，更多地该是记录人类的痛感。
    让我们在万能的造物主前一起低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