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建立了“两驾马车”结构。两马就是刘林二人，车就是毛泽东。选择刘作驾辕马，早在七大期间就决定。对林的启用，实在是因为毛泽东无其他可信任的元帅级人物。其他人都为这架马车帮忙，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人，但是两驾马车结构是基础。以此基础，毛泽东就可牢牢掌握中国的大权，并驰骋于国际政治舞台。但是该结构从一开始就出了大问题。那就是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那些帮忙的，也觉得毛林无能，心中不服。这一是因为刘少奇能力远比毛林为高。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局势，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而经济工作是刘少奇的专长。

现在人多以为毛泽东天才，林彪善战。但是他们二人和刘少奇一比，只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经济。最简单的经济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炉子越大，其表面积和体积之比S/V越小，可能的炉温越高，钢铁的质量也越好，也越节约燃料。这是中学应该学的数学常识。毛泽东数学极差。缺乏常识。后来毛泽东自己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如此水平，怎能赶超英美？毛还自认真命天子，手不能碰钱。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手不碰钱，是古代帝王的规矩。因为古代帝王君临天下，只抢不买。拿你的是收贡，给你的赏赐，都和买卖无关。钱不是帝王所用之物。帝王用钱则属大不吉利。古代凡喜欢作买卖的帝王，多数亡国。不用钱当然不懂经济。外加上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场、资本和商品。因为剥削从此而来。所以资本和商品是万恶之源。毛泽东喜欢的是供给制，大家不买不卖，只需分配领取。所以毛泽东的经济知识为○。但是他偏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还写过“十大关系”，论述经济问题。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论。这种经济理论，并无任何实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实，可说明毛对农业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亩产十六万斤，后来很多人说不可能，毛虽就问火箭专家钱学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钱说只要光合作用够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干部，拍马书记，在田里支起了探照灯。毛泽东还亲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万斤田看了一次。毛泽东自己是农民出身，却连这个都能相信。只能说他没有起码常识。要说中国有很多农业专家，光是农业学院全国也不知有多少。毛泽东为什么不去问他们，却问火箭专家钱学森？难道不知道钱学森自己从来没有种过地。应该说所有农学家和所有庄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泽东一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经过反右和三面红旗宣传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听的是 “能”。谁要说不能，你就是是右派右倾反革命。

从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经济，毛还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识人。我们知道领导人士最重要的本领就是知人善用。毛却从来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刘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邓小平华国锋。导致他人一死，事就败。毛泽东身边手下不乏忠实能干之士，可是连秘书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叶子龙都容不下。现在想来，以毛泽东那么崇高的地位，给他作秘书，那是何等难得的位置，怎么会找死去反对他呢。毛泽东曾对柯庆施说：你的秘书（张春桥）比我的好，李锐周小舟都反对我。这真是说明毛连在自己身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认识不清。这些人都是难得人才，出于对毛的赤忱，才不顾得失，诚心苦谏。再说，秘书们反对他图个什么？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愤自杀。所以毛泽东虽然作诗和理论，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却不能识人。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泽东的才能，能在万人之中，崭露头角。这就是他当了共产党领袖的原因。但是当领导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别人的才能。而非单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认为自己在那一行都比别人高明。所以踢开了陈云，和已经制定好的五年计划，自己搞大跃进。把专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炉炼铁，八字宪法，深耕密植。这些事情，交给专家作不好吗？我们相信陈云刘少奇都不是农业和冶金专家，但是中国有很好的专家。他们会用专家，特别是刘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专家解放出来，安排工作。而毛特别喜欢地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并热衷于证明他们不但没知识，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专家叶楚佩，解放后从美国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国建设，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跃进后时拿个面口袋，在中关村的福利楼排队给他的洋太太买面包。对于炼钢这种事是绝对插不上嘴了。另外还有党内冶金专家，也都被整肃。

毛泽东有此古怪的行为，和他在北大当图书馆员的经历有关。当年他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受其老师兼以后的岳父的推荐，来到当时的北大，目的是求学。但是他没有资格当学生，只靠关系当上了图书馆员，工资每月两元（他自己说是8元，但有人回忆说是2元），比看大门的还少。当时教授月薪300元。年轻的毛泽东和师生天天接触，却无来往，关系正如现在大学生和校里的民工。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真可谓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此养成对知识分子的不可缓解的嫉恨。这种心理伴随毛泽东一生，在建国之后，这种嫉恨变本加厉。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让自己的内宠谢某管理北大，并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国人知道“王八”的含义是什么。让没上过大学的“小谢”去整北大的“王八”，让毛泽东过瘾了。另外毛泽东还有一特性，就是“绝对要赢”，绝对不能在人之下，只能在人之上。这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用人必须承认别人比你能干。比如刘备三顾茅庐，因为刘备认为比他年轻的诸葛亮，比自己能干。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不出来，那我们汉室就完了。诸葛亮受感动了，就出来为刘备服务，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就因为刘备有这两下子，曹操才说，“天下英雄，唯尔与操”。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刘备可差的太远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很多方面都高于他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哲学，而用此哲学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学不行，就什么也不行。如此一种心态，也是他没完没了整肃秘书和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他的秘书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错误，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书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无限崇拜”的表情。最终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癖好。如此，毛泽东的治国能力，当然也只能算是不及格。在大跃进以后，很多干部的都对毛的能力有了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但是谁都知道这事能想不能说。只有个别人或是因为一时疏忽，或是因为实在憋不住，把这想法表现出来了，这些人中包括刘少奇。至于林彪，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和经济工作，身体又差的干不了什么，只能算是个“老骥伏枥”。结果造成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的状态。这也是因为刘少奇确实比他们俩能干。

当时大跃进把中国经济搞得千疮百孔，其萧条惨淡的程度，40岁以下的人不能理解。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饿到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人口因此突然减少。这是几百年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的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刘少奇一辈子都作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经济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了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到了1963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地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58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把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61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40%，在当时算是比例最高的。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60年发动二次跃进，在60年一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40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全国继续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59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60-—61年发生大饥荒，是毛先生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年十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他的领导地位将受到越来越强的挑战。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和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我们说过，中共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有军功政绩的人。谁搞得不好，必然垮台。虽然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传统没有变。他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跃进的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应该认为他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必须说，这办法并非毛泽东首创。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夏曦毛泽东张国涛等人，都靠肃反整风，屠杀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保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地方干部，包括老左曾希圣，态度都转变了。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也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敢发言。刘少奇确实是61年扭转极左倾向的领头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有饭吃（干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