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对贺龙彭德怀关系的影响之二

那有没有旁证来证明此事呢？如果老彭对于时局的理解和老贺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极可能的侧证了彭是支持甘的。 我们来看下老彭的当时对时局的理解。

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王明的了“十二月会议”。 后来由于此次会议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和宣言，被称之为标志着王明右倾(此后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实际形成。

彭德怀在后来的《彭德怀自述》称，在“十二月会议”上“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他“对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他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党是否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 受了，但未执行”；“十二月会议”后的半年多时间中，在华北，“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此后“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4《彭德怀自述》] 。

以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的华北军分会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说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争取 “战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变华北战局”，并提出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实际上“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5《彭德怀自述》] 当然这种观点同贺龙的观点是相左的。

10月17日老毛对此做出了强烈反映。老毛和张闻天发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但一直到事后22年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对华北军分会下发的小册子不能释怀，说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说“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而且因为彭确实有向长江局请示过工作，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批为：抗战时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话。

***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和后来的彭对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陈赓在1938年1月3日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可见老彭是有这个思想基础的。

反军阀主义由此来看，不是老毛一手发动的，但是也不会是老彭发动的，因为是的话，老毛肯定会点出来，但是从老的话来推测，则肯定了老彭在反军阀主义时有针对贺龙的动作，当然老毛也说贺龙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