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彭德怀说：老总你能不能跟我达成一个协定，我死了之后你.. 　　彭德怀是否为真正的“正气直言大将军”？应该说不完全是。善良的人们多从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的行为上得出的结论。但果真彭是出于公心吗？ 其实彭在历史上的污点很多，这里列举一二： 　　红军时期，彭与王明关系暧昧, 还趁毛主席外出征讨, 不问青红皂白下令自己的红四军杀害了毛主席手下两员得力大将, 井岗山根据地的建立者袁文才和王佐, 结果白匪一打来就丟盔弃甲, 丢了井岗山。 彭反复无常， 两边摇摆， 但后来毛主席为稳住红军将士， 大义抿恩仇， 依旧拜帅彭德怀； 　　战争年代，林在彭支持下曾经给中央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虽林说是其个人行为，但无论如何，没有彭的默认，林有这么大胆么？当然“913”事件另当另论，毕竟情况不一样； 　　彭胆子很大。如百团大战这么重大的行动，竟然自作主张，不报告中央？怪不得主席曾对彭半开玩笑地问，老总你能不能跟我达成一个协定，我死了之后你不反叛？ 　　彭整人很厉害。58年反教条主义不多说了，就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彭向毛建议：贺龙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应立即解除其兵权，送苏联学习。其与罗瑞卿的恩怨，点点的文中也有所说及，虽罗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彭是什么哪？53年，彭曾和高岗等人扯在一起，要求刘少奇、周恩来下台； ...... 下面多说一下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事。 　　“大跃进”中出现的偏差是毛泽东首先发现的。这些偏差包括“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为了纠正这些偏差，毛泽东从1958年11月起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包括： 　1958年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底召开的武昌会议， 　1959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前期称做“神仙会”）。 　　通过这一系列的会议，肯定了“三面红旗”，同时“大跃进”中的主要偏差都得到了理清，大部分已经得到纠正或正在努力纠正之中。神仙会开了近一个月，到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对于偏差及其危害性早已达成一致认识，人人的心情舒畅。薄一波说，是毛泽东自己提出要纠偏的。 　　但是，唯独彭德怀等几个人的心情不那么舒畅。 　　挨到神仙会快要结束，这个时候才跑出来呈什么万言“意见书”，显然错了天时。 　　意见书的内容根本到不了会议已经到达的深度和广度，这个时候拿出来，很容易让大员们产生联想：这就是，将意见书与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联系到一起、想象其中的深刻背景和共同目的，那就是国际国内联起手来反对“三面红旗”！这种联想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有那些事和那个大气候在。 　　“三面红旗”是反不得的，它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的决议。根据党的原则和党员义务，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反党，这在逻辑上丝毫不成其为问题。 　　所以，彭德怀上书失去人和，是必然的。 　　另外，会议发言彭德怀到底讲了些什么，并不全部清楚。 　　“意见书”的语气总的来说是温和的，讲道理的。但是彭德怀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到底讲过些什么话，并不全部清楚。 　　已经知道的有，毛泽东说彭德怀点名骂了他二十天，彭一听就叫起来，说你在延安操我娘操了四十天，我现在????二十天也不行吗？ 　　在小组会上，彭不但点了毛泽东的名，而且指责他说谎。 　　权延赤《龙困与微行》一书中披露： 　　起初，有几位大员向毛泽东汇报“彭德怀发言有问题”，毛并不介意，只是当着卫士们的面说：“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又一位负责同志陪毛泽东散步时汇报：主席建议从不同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但是彭总反对，说特殊化…… ，毛泽东听了仍是一笑而过。 　　对于彭德怀的“万言书”，毛泽东也并未像某些书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样“龙颜震怒”。当时在场的秘书、卫士长以及卫士都回忆过那经过：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枝香烟插入烟嘴，继续说：“彭真、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吸燃香烟后，他还说过两句：“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 　　从杜勒斯到蒋介石，从赫鲁晓夫到山上山下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都在攻击“三面红旗”。特别是彭德怀在小组会上指名道姓骂毛泽东说谎，这可能是让人最挂不住的，权延赤在书中写道： 　　我毛泽东也是在讲真话。我讲了几十遍，“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这次上庐山，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带头纠“左”，这不是真话？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卫士请你来谈话，你就是怠慢不来。这不是真话？ 　　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我在船上呼吁团结，你退出舱外不回来听，上得山又写“万言书”，这不是真话？ 　　因此，我认为为，如果全面地看，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曲折和原委，这些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楚。 　　老外曾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推测。英国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斯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就庐山会议从权力斗争角度进行了推测。彭从三十年代末就成为除朱外的唯一一位军方政治局委员。但八大后，朱、林成了党的副主席，刘、陈、贺、罗均成为政治局委员，且排名比其前；54年的一届人大上，林、邓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位上也比其靠前，彭是否会因此有气，而一直找不到机会发作？而张闻天也同样如此，从遵义会议后的总书，到七大后的排位几乎最后的政治局委员，直到八大后的政治局修补委员（行政职务更低：外交部副部长。以后有外交部副部长进政治局吗？） 　　记得八十年代前期，有中央党校教授来我就学的大学作讲座，有同学提问到庐山会议彭的行为。其中涉及到彭在主席已决定下课，彭此举是否有落井下石之嫌？教授答：不排除这种可能。主席早在1953年和1956年就说过，自己将来不作国家主席，也不党的主席，至多作个名誉主席或政治局委员，在必要的时候作主题发言，就可以了。1959年，在召开庐山会议前三个月实行了“禅让”，主席不再作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 　　因此，我认为，在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有着它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以及尚不为人知的个人动机方面的原因。这场斗争远不是什么毛、彭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所谓“家长制”的说法可以解释得了的。这场斗争不仅仅涉及到了主席和许多当时在位的中央常委在党内的地位问题，也许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了党的路线还能不能继续、党内会不会出现分裂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书和文章仅仅依靠零星的官样资料，再加上十足的书生意气，恐怕很难说与深层的秘密有多少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