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新兴传染病教授的霍比和世界各地的同行学者合作发表了很多论文，算是个高产的研究学者。在中国参与了历次的新冠病毒的治疗并发表过论文，本篇通过他所发表的论文对他做深入的分析，揭示新冠病毒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和这期间霍比参与了中国的病毒研究的深入程度，以及他是如何在世界抗击疫情时利用他的牛津大学的学者身份污名化氢氯喹，而在英国全国竭力推行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误导世界。影片播放时间共7.5分钟。

矛与盾: 历史上长期以来一些事情一直是成对存在，共同发展，比如矛和盾，失火和救火，战争与和平，软件病毒和杀毒软件，直到最近的生物病毒和疫苗的研制。每一次都是一方的发生引起另一方的升级对抗。病毒的烈性程度升级，导致的相关药需求量激增和疫苗研发的资金投入。这次的武汉冠状病毒大爆发后，在英国出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药 物的临床试验。一个一直在大力资助疫苗研究的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这次的病毒像一个矛，成功地证实了疫苗作为盾的虚无缥缈和夸大其实。

冠状病毒: 很多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和中疾控中心的官员们参与了历次冠状病毒的研究，他们在海外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显示冠状病毒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频繁的多种的进化。病毒的变种越来越具有极强的人传人的传染性，也越来越增加可导致全球爆发的风险。每次都出现在春节期间，每次都给老百姓的生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财产遭到极大的损失，中共没有对此不付任何责任。病毒的跨种传播。传染人的烈性由弱到强，显然有人为研制的因素。要想研制成功病毒武器必须要经历数次的人体测试和回收，病毒总在春节期间出现，因为是冬季，气温低，病毒容易存活，更主要是利用人流动性大，人流密集的地方做传播和回收试验。下面的纪录的历史上所发生的病毒爆发都对应着一次医疗救治，或对应的一次家禽农场，养猪场的一场灾难，这样的灾难每年都发生。

在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病毒爆发是SARS，

2017年武汉医院受H7N9感染的病人

发生在2002年11月，地点在广东佛山。2006年出现了H3N1猪流感病毒，导致猪的呼吸道重症疾病大爆发，研究表明H3N1起源于人类H1N1病毒，出现人类病毒到猪的跨种传播。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人而死亡病例出现在2009年1月。2009和2010年12月出现H1N1，H1N2猪流感病毒，这是人和禽混合病毒流感跨种传染给猪。在2013年2月出现的禽流感病毒，这个病毒可以传染给人类，这是世界上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可致扩散到全球的高致病性病毒。2013年到2015年在浙江一个省多次出现一系列的H1N3，H1N2...H1N9。高致病性禽流感H5N6在2014年3月出现。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间出现H7N9，导致全国流行病大爆发。2017年2月H7N9病毒又在中国出现，这次导致全国再次流行病大爆发，欧洲CDC对此发出警告，并提出被感染的人有10天的潜伏期。2018年12月H7N4出现，中国政府也确认有人被感染入院。COVID-19发生在2019年12月。

春节: 如西方的圣诞节一样，春节是中国人团聚的节日，是人们一年中最期待的和时间最长的而且是集中消费最多的假期，春节前后是国内老百姓旅行最频繁的时期，采购为庆祝春节每家都要提前采购丰富的食品。因此春节是人流动最频繁，聚集最密集的时期。几乎每次的病毒爆发都发生在春节期间。以下是部分历史上在中国病毒爆发的时间和春节日期。

这篇发表于2016年6月的论文《甲型流感H7N9的两个爆发源已在中国建立》还揭示了H7N9的爆发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两个都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适合实施可防可控。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在全国会议上讲话要求加速推动生物安全法，截至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生物安全法。

以下的两个录像据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走进科学》，录像片段V1介绍2013年2月发现的病毒最后被中疾控中心鉴定为世界首次出现的H7N9病毒。V2介绍了浙江病毒人被H7N9感染后的临床症状，肺部的CT影像显示双肺已经被感染呈现白色，这个症状和现在的受COVID-19感染后的病人肺部CT影像显示完全相同，降低死亡的有效措施是减少细胞因子的爆发的出现，治疗措施和目前针对的COVID-19的治疗基本相同。

科研环境: 在中国科研必须为中共服务，病毒研究受到中共大力支持，病毒武器可以帮助中共在未来的超限战中打败头号敌人美国。中共历来不遵守国际法，在国内滥用权力，因为权力不是老百姓赋予，没有言论自由，中共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这样的社会决定了中国很适合搞病毒武器研究，中共的独裁统治使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中国人口多，居住密集，即使做病毒试验，只要舆论控制住，老百姓决不可能知道真相。长期被中共洗脑，人们已经完全相信中共的宣传。这就导致了冠状病毒不断升级，不断在中国爆发。几乎一到春节，病毒就会爆发一次。从2003年直到2019年最后失控。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每年都要遭受病毒爆发的威胁，中共为了达到研制病毒武器的目的，不惜以百姓做人体试验。

个人背景: 霍比于1992年伦敦大学学院UCL获得药学学士（6年制本科），在回牛津大学的前一年2013年获得伦敦大学伦敦卫生和热带药学院LSHTM的博士。他没有读硕士，按着LSHTM的规定，读博士需要3到4年时间，可见他的博士学位拿的不是那么顺利。学士毕业后没有雇主，就是写文章发表，1993年1篇，2000年2篇，2001年2篇，2002年6篇，2003年5篇，2004年4篇，2005年5篇。他加入的研究国家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其中最多的集中在越南。2006年2月加入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同年在越南河内创建牛津大学临床研究部并任负责人，工作地在越南。他其实就是是牛津大学派驻越南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那时他的学术资格就是个拿到执照的医生，还不是博士，也不具备多高的研究水平。他在回到牛津大学之前才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工作了8年的人，而没拿到牛津大学的博士。目前是英国牛津大学新兴传染病和国际健康教授。自2014年回到牛津大学后创建了由八人组成的流行病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资助来自英国的惠康基金会，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他还是英国政府的新型和新兴呼吸道疾病威胁咨询小组NEVRTAG的主席。霍比是世界上四个首先进入武汉疫区做现场调查然后而发表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武汉冠状病毒的文章的四个专家之一。

非政府组织: 1997年中国颁布法律，出于国家安全一切在华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和当地的组织合作，这些非政府组织就包括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和比尔盖茨基金会。这个法律的公布也透露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在华有办事机构，美国健康研究院的新闻报道该机构在华的运行时间已有40年。霍比从2006年到2013年一直以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在越南工作，2006年的越南仍然和中国一样是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市场化的国家。2014年开始霍比介入中国的病毒临床治疗，他的资助都是来自惠康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其实他也是作为非政府组织成员在中国工作。中国每年出现的新型病毒，中国的科研环境都给霍比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这样的一个缺少法制监管的环境和病毒爆发频繁的机会是他在发达法制国家根本无法得到。

论文: 霍比的科研水平应该分三个阶段，从1992年到2005年，他只是个医生，他都是作为个人参与其他国家的项目，2006年到2013年在牛津大学驻越南科研机构，其实就是海外非政府机构。他就是牛津大学的代表。他从事研究的水平不可能高，直到2013年取得博士学位。从2014年回到了牛津大学，这以后的论文应该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这里所引用的霍比的文章来自两个网站，一个是ORCiD网站，收录了霍比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发表的152篇文章。另一个是PubFact网站，收录了从2013年9月到2020年6月的100篇文章。在这100篇里，他作为第一作者的有两篇，通讯作者有27篇，27篇中有6篇是只有两个作者。绝大多数是在英国以外和别的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发表。他一直自己一个人去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比别人的项目，他固定在牛津大学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更不可能做动物观察试验，他的成就就是靠他的头脑和他的专业写作。他和牛津大学唯一的联系就是那个教授头衔，这也是让他在论文作者中更显其价值。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霍比从2014年到现在的6年里在网上所能找到的，在中国所参加的课题和参与所发表的15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在中国病毒治疗有着很深入的参与。而他参与这些项目绝大多数是受到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比尔盖茨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惠康基金的资助。这些年看来他在对中国的医疗系统有很深的了解，他和中国医学研究学者有很广的联系，包括与像高福，王辰，曹彬，李兰娟等这样的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也很密切，这就给他为他作为药厂的业务代表，将药介绍到中国提供了便利。

在中国腐败到处都存在，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受权利，金钱影响。对于有科研能力的中国

2016年，中国

的医学研究学者来说，能在海外发表论文既能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还对他们的职业晋升有很大帮助，自中国病人的隐私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在海外发文章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政府的新闻审查。如何能和有牛津大学教授头衔的人合作发表论文，不仅能增加他们的论文的被发表的机会，也可以借着霍比来提高他们的国际知名度。霍比可以利用此机会申请资助经费，接触不同的新型病毒和病人的数据，对他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长期在中共的环境里，他不可能不被中共腐化，从他的推特看他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倾向于中共，他可以长期在中国和不同的地区的医生合作发表文章，他也得到中共的信任。

下图是自从1月21日到现在的全球各国被病毒感染后的总数的变化比较，从每天的数据可以看出此次病毒爆发的规模。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