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读书时就认识的故交们，一个个的都是事业成功，家庭和美。其中有一个当时就是我的老师，现在做教授，养了两个无比英俊的儿子，整天最上心的就是如何给儿子说上媳妇，左右串门发现别人家里有年轻姑娘，年岁差不多的她都是一句话，到我家里来玩嘛。现在，她说，再加上一个我，得给我也说上一门亲事。

当时在北京，有品位的茶馆比比皆是。于是我和阿辛，就这样在一个茶馆里见面了。阿辛来自新疆，是一个挺有名的青年社会科学家。男人嘛，四十来岁依然是青年才俊。要是换了别人来看，这第一眼，就非得说了不行不可。阿辛的眼睛，一点也没有跟我正视过，不断地抽烟，还说，决不能碰这个茶馆里的茶杯，谁知道都是哪些不洁的人用过的呢？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间或对着天花板或是茶桌说上两句，说，你来北京，是常驻呢还是出小差？还说，我四十多了，没有结过婚，别人都说我怪，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还稍微知道一些事，你这样飘泊了小二十年，我也不用那么具体地知道你都做了什么，就凭你活下来，活得健健康康，我就不用问了。当时我就把他引为知己了。

只是知己。我发现怎么总是我比较需要倾诉，阿辛从来没有主动向我敞开过心扉，我给他打的电话也比较多一点。虽然他总是有问必答，但总伴有一种骄傲的冷漠。几个回合下来，我放下了心，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做朋友吧。

当时，我的亲妈中风快一年了。虽说因为治得及时，可以断断续续地讲话，拄着拐杖也能自己走路，但是谁知道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于是舅妈联系上我，跟我说，现在你在北京，也有自己的房子，你看看能不能再把你亲妈接去，跟你住上一段，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可能这就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你面了呢？我让保姆也跟着她去，还省得你掏钱单请保姆了呢。

我想，来就来吧。反正待不惯就走人了。亲妈因为是受过苦的人，北京的亲朋们，但凡听说过她的人，都来看她。当然，亲妈来到北京的事，就此传到了父亲和妈妈的耳朵里。父亲说，你现在翅膀硬了，明目张胆地向我来了，是吗？我根本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听说妈妈在家里又叫又跳，恨不得将房顶掀了开来。她这是多虑了，我想。

我习惯了大手大脚地花钱，在北京教书，是我一生当中最清贫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我把亲妈和保姆带来的钱全都接管过来了。保姆护着亲妈，想留着一点点钱至少回去的车票钱，亲妈又一个劲儿得跟她说，全都给，把钱全都掏出来给她。

没到一个月，我就让她们回去了。

再后来，我离开了北京，来到云南，远离父亲，我稍微感到呼吸自由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