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度，印象最深的就是寺庙林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只要人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就有寺庙，香火旺盛，热闹喧嚣，教徒虔诚。

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印度看作是一个虽然经济落后但非常稳定的国家，原因有二：一、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二、印度是佛教发源地，想来也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佛教讲究宽容、慈悲，与人为善，提倡减低欲望，人们之间的冲突相对就会减少，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此外，甘地提倡的“非暴力运动”，也是我所欣赏的。但在印度呆了十多天，观察和讨论了有关印度宗教的问题后，我改变了看法。朋友问我，我说：印度存在的问题恐怕不比我们少，尤其宗教问题，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果然，说完这话不到一个月，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地区就爆发大规模宗教冲突，自2月27日开始，700多人丧生，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刚到印度时，我最大的一个震惊就是佛教在印度的彻底衰落。表面看，印度到处都是寺庙，香火旺盛，每个寺庙似乎都充斥信徒，从早到晚黑鸦鸦的人头聚集。我想当然地以为这里和泰国等国一样，佛教兴盛，佛教信徒甚多，所以寺庙兴旺。但走的地方多了，发现有的寺庙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小孩子在其中钻来钻去，热闹异常，有的寺庙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甚至房屋墙角都开始出现裂缝，地面都开始长草了。我开始留心，发现这一现象还很普遍，终于忍不住问陪同的印度朋友。他告诉我，那些热闹非凡的寺庙是印度教的，而那些破落寂静的寺庙是佛教的，有些佛教寺庙甚至已经完全荒废了，久无人迹。我大吃一惊，第一次知道佛教在印度已如此衰落。在当今的印度，印度教为第一大教，教徒占总人口的83%，伊斯兰教为第二大教，信徒占总人口的12%，其次是锡克教徒。佛教徒仅为1％。近年来，基督教在印度的发展势头很猛，估计也已超过佛教。佛教宣扬的“无为”、“杀戒”、非暴力等，未能成为宗教冲突异常激烈的印度社会的主流。据印度朋友介绍，由于佛教主张退让，不杀生，早期一些其他教派为驱赶佛教徒，就将割了脖子、滴着血的鸡扔进佛教寺庙里，鸡流着血四处乱窜，佛教信徒一见血就乱了，后来守庙的僧人也只好躲开了，就这样，其他宗教乘虚而入。

印度最大的宗教冲突自然来自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说起来，印度的宗教冲突真是一部不堪回首、令人寒心的血与泪交织的历史。印度的宗教矛盾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纠缠不清的一个难解的结，连圣雄甘地这样的伟人也毫无办法，最终被极端印度教徒刺杀。1947年的印巴分治将此矛盾推到极点。1947年，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民族独立成为大势所趋之时，只好退出印度，但它在退出之前捅了印度最后一刀子，仓促地造成印巴分立，即分裂为一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和一个以穆斯林教徒为主的巴基斯坦。据当时统计，短短几个月内，宗教冲突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十多万妇女遭劫持或强奸，1200万人逃亡。现在的估计则是1.12亿人被迫移民，死亡人数大约1000万左右。宗教冲突从此更加激烈，埋下根深蒂固的仇恨、猜忌与不信任。1984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锡克教徒所杀，又是大规模的仇杀与报复，成千上万人无辜丧生。宗教矛盾似乎毫无商榷、缓解的可能，宗教冲突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之中。印度著名政治家尼赫鲁说过：“除非在自由的基础上，印度或其他各处都不会有和平可言的。”

就说这次古吉拉特邦爆发的大骚乱吧，其实不仅跟宗教，跟政治也很有关系。这次骚乱的起因是所谓“寺庙之争”。10年前，宗教圣地阿约迪亚曾有一座建于16世纪的巴布里清真寺。但在印度教中，巴布里清真寺的地基被认为是印度教大神罗摩?印度教最高神毗湿奴的化身，据说出生在1万年前　的诞生地，印度教称这是400年前穆斯林占领者强行拆掉原先的罗摩庙建成的。因此，这座清真寺必须拆掉以重新盖一座罗摩庙。穆斯林们则认为罗摩只是传说中的人物，诞生地之说无从查考，而清真寺已有400多年历史，因此不能拆掉。但由于印度教徒人多势众，加之政治党派插手，1992年10月30日，印度教徒强行进入巴布里清真寺，用锤子和镐头捣毁了这座有着464年历史的古寺，导致大规模的宗教冲突，2000多人死亡。

1994年1月7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定这一有争议的地基及其周围土地共约27公顷暂归政府接管，谁也不能动用。印度高等法院做出了“维护阿约迪亚现状”的裁决，印度政府也禁止任何一方在阿约迪亚修建寺庙。教派冲突暂时得到平息，但争议时断时续。实际上，目前印度联合政府中的主要党派印度人民党就是当时主张在阿约迪亚建罗摩庙，并提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要印度斯坦的非印度教人民接受印度教文化和语言，学会敬畏印度教”，因而赢得印度教徒的支持，逐渐起家的。因此，人民党执政后，印度教组织要求人民党兑现当初的诺言。人民党此时为执政党，知道此事不能冒失，否则会酿成国家分裂，故采取安抚加拖延的办法。

2000年12月6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向全国宣布：“重建罗摩庙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这项工作还将继续下去。”此言一出，宗教冲突又掀波澜。印度教徒再次跃跃欲试，联合政府内部其他党派则因瓦杰帕伊不遵守执政加盟时“搁置建庙日程”的协议弃他而去，反对党指责如此政策将祸国殃民。另一方面，激进的印度教徒也因罗摩庙迟迟未建而对政府极端不满。“世界印度教大会”公开指责印度人民党领导“当年利用了罗摩庙问题夺取中央政权，而现在又逃避过去的承诺，阻止志愿者前往建庙”。今年年初，“世界印度教大会”又开始向政府发难，要求同意在有争议的清真寺遗址旁边建造罗摩庙。“世界印度教大会”还选定了印度教节日“湿婆之夜”之后的黄道吉日——3月15日为建庙的日子，并号召全体印度教徒“到阿约迪亚去”。2月24日，大批印度教志愿者开始前往阿约迪亚。2月27日，从阿约迪亚乘火车返回的印度教徒在古吉拉特邦遭袭，57人丧生，古吉拉特邦教派骚乱骤起，700多人死亡，并引发全国性的社会危机。政府只好将此事交由法院裁决。3月13日，印度最高法院宣布不允许在政府已经接管的土地上举行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的法令，彻底打破了“世印会”想在靠近有争议地基的地方举行仪式的企图。但是印度教徒并不甘心，以集体自杀相要挟。为缓和越来越紧张的气氛，打破僵局，14日，北方邦政府提出一个变通的建议，即让“世印会”在离政府接管的土地1公里多的地方举行一个象征性的圣柱移交仪式。15日上午，印度政府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同意“世印会”举行象征性的圣柱移交仪式。15日下午，“世印会”在重兵包围之中较为平静地举行了这一让人们担心已久的仪式。总理办公室一高级官员出席了仪式，并接受了两根雕刻好的大理石圣柱。“圣柱移交仪式”举行之后，印度朝野对这一结果都采取了认可的态度。但对于政府出面接受圣柱一事，印度主要的反对党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政府向教派势力屈服，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主要的穆斯林组织“全印巴布里行动委员会”对“世印会”没有在有争议的地基上举行仪式表示满意，认为是“正义”的胜利。“世印会”领导也认为是自己的胜利，因为政府接受了圣柱就等于承认了他们可以在有争议的地基上建庙。但瓦杰帕伊总理声明说，圣柱只有在法院将来作出对“世印会”有利的判决后才能使用，“法院是最后的权威”。显然，局势只是暂时得到控制，隐患并未清除。彻底的和平遥遥无期。

在印度，我常常陷入一种悲哀与矛盾之中。宗教给印度带来的究竟是福是祸，真是一时难以说清。一方面，宗教给印度带来了和谐安定。印度人因为信教，大部分人物质生活需求都极端简单，甚至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包括一些大人物、知识分子，他们视精神生活为最大享受，视其他一切为身外之物，甚至视金钱为粪土。这样的自我满足的人生观，无疑为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有限的印度提供了某种带来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础。鼓励民众追求精神满足、鄙弃物质要求，使得印度在仅相当于中国1／3的土地上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很少对外扩展掠夺，谋求霸权，虽然这样的人生观因为过于压制消费也可能牵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一种宗教一旦走到极端，容不得其他不同信仰者时，宗教又会带来极端可怕的后果。虽然印度有过甘地这样的智者的企盼，“印度的文化，既不完全是印度教的，伊斯兰教的，也不是任何其他别的教的；它是一切宗教的融合物”，但在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宗教矛盾中，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甘地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我还是喜欢那些普通的印度人，那些在数不清的林立的寺庙里认真地跪拜、祈祷的人们，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恪守严谨的生活与纪律的人们。他们的那种虔诚、坚定、节制和艰苦朴素，在我们身边是很难见到了。比如甘地，他面对英国人威胁禁运物资时说：“我们宁愿赤身裸体也不穿英国人的衣服。”他带头纺纱、自制衣服，现在，印度农村不少人还习惯穿自己制做的服装，用自己制做的肥皂等日用品。还有印度的共产党，他们现在已在两个邦执政。他们的一些要求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印度共产党居然有这样的纪律，凡抽烟喝酒乱搞女人的不得入党，入了党的一旦发现即予处分甚至开除。普通的印度人，也多是些反感物质追求，信守古老而原始的日常生活的苦修者。所以，印度的生态主义、反全球化势头之猛，在全世界都是比较强烈的。他们从心底厌恶追求吃喝玩乐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他们只吃素，只强调心灵的和谐和生态的平衡。他们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是一群异见者，他们独立的坚决的不合群的姿态，在这个日益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平面化的世界上显得是那样突出。

(摘自《南风窗》2002年4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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