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有如此老师，我为文革道歉，他却抽我一耳光


不知从何时起，由谁打头，文革道歉渐成时髦，我辈自不甘落后，然又苦于尔时尚幼，远未达到罪大恶极的程度，搜肠刮肚之余，很想找出一两件值得忏悔的恶行， 以曝当世而不至太丢脸。可惜先父管教太严，且素信棍棒教育，便不敢稍有异动，致未能为今日之歉预留伏笔，一表“人之将死”之心，诚为憾事。

    所 幸文革伊始，我读小学三年级，已荣列小学中等知识分子行列，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处此环境中，不做点儿坏事似乎对不起他老人家的关怀培养，也不配做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好在本校并非世外桃园，也不缺少阶级敌人。为此，我们本畏之如虎的右派分子郭老师，就成了最恰当不过的活靶子。

    看 到平日威严凛然的郭老师，大幅度地弯着腰反剪双手，被两个小学生押在台上批斗，那真叫痛快。我个子比那两个小学生高，却不能一展雄姿，殊为遗憾！老实说， 这本来是我的活，会议主持人也想叫我来干，但一想到放学回家，家父暴怒之后，我所要承受的皮肉之苦，权衡再三，就只好忍痛割爱了。不过，作为补救，我领头 呼喊口号。可以说，我当时的嗓音虽不敢说响遏行云，但绝对能振聋发聩。虽然后来还是免不了挨一顿饱打，但好象并不觉得怎么痛，也许是革命意志终于战胜了肉 体的痛苦？

    自那以后，郭老师的形象就每况愈下，在课堂上再也重振不起往日的雄风。甚至有时下课了，利用十分钟的间隙，小学生们还 自动组织起小型批斗会，与郭老师唱一出双簧戏。郭老师的乐意配合，时常令我捧腹大笑。那时的我除了鄙视，是没有怜悯的，那时的郭老师，除了服从，是没有选 择的，而至于反抗，以我当时的所见所闻，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敢于拿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命去尝试。

    当一切恢复正常以后，我与郭老师的 距离始终未能拉近，其原因虽有诚惶诚恐的成份，但更多的是不太瞧得起。我曾有过做老师的机会，但一想到郭老师的不堪，就心甘情愿地做了领导阶级。因为我相 信任何时候，即使工人阶级不斗人了，也不会被人斗。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乐在其中了。有幸生在充满运动活力的中国，夫复何求！

    郭老 师退休以后，我已过不惑之年，在撒泡尿转三圈的县城时常相遇。郭老师好象忘了旧日的遭际，总是毫无介蒂地对我嘘长问短。我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专挑正月初一 的话恭喜发财了。郭老师越活越精神，我也未见得越活越憋屈。说一句不怕伤天理的话，可见在斗与被斗的游戏中，很难验证谁乐在其中，抑或苦在其中。

    后 来，文革道歉平地一声雷，就这么毫无征兆的出现了。从文革开始计算，都过了快五十年了，才想起道歉，我当初曾怀疑一定有网络推手与大V在从中使坏，不过在 公安部集中抓捕一大批之后，并未发现有此迹象，就又自我否定了。我思来想去，估计与“去日无多”的生命周期有关，都这把年纪了，临死前求得心灵的安慰，也 是一桩不化本钱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我好不容易发掘出一件与文革有关，并且以肉体疼痛为代价的陈年旧事，就想跃跃欲试地表一表高姿态了。这种惠而不费的便宜，未经历过那个年代，还真没资格摊上。我辈何其幸运乃尔！

    现在我与郭老师不太容易碰上了，因为县城大幅度扩张，撒泡尿已转不到三圈了。但我有心碰，还是不缺少碰上的机会。我怀着些许的激动，还有些许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迎着郭老师走去。我期期艾艾说完我的来意，等待着郭老师热泪盈眶的拥抱和意料之中的原谅。

    不料，郭老师一个大耳刮子抽过来，打得我眼冒金星，问：“你知道老师为什么打你？”我摇摇头表示不知。老师说：“我打你是因为你现在的道歉，与你当初的作恶——如果那算得上作恶的话——一样的盲目，一样的无知。”

    稍 停，郭老师平复了一下情绪又说：“道歉？可笑！谁该道歉，就你们这些当时的小屁孩？毋宁说你是在骂老师！你无须道歉，我也不会说因为没教育好你而向你道 歉，那就太便宜那些元凶大憝了。人人难以幸免的年代，也就是人人犯错的年代，演变至今，它的惨痛教训竟然只是人人担责的道歉，一埸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的闹剧，这苦算是白受了，这难也算是白遭了，再过几年再来一次鬼话，我相信也不是不可能。重庆既所以有市埸，正是有了你们这些糊涂蛋。”

    郭老师拍拍我的肩膀：“不承担风险，还可得到褒奖的道歉，来得太廉价，是抵消不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曾经的昂贵付出的。”

    郭老师的话我并没听进去，只是在心里“呸”了一声：“妈的，这大概就是故弄玄虚的‘公知’言论吧？”我真有点后悔儿时革命意志不太坚定，太顾惜自己的皮肉，否则押着郭老师登台亮相，现在回忆起来都会有股意犹未尽的感觉。

中国老水 于 2013/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