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认识杨君的姐姐杨梦后认识杨君的。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刮起了一阵“交谊舞”风。各大院校，机关，食堂，文化单位一到周末的晚上，便挂起彩灯，装上音像，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寻求着对新事物的刺激和渴望。

我就是在舞会上认识杨梦的。听说她原是海政文工团的歌舞演员，就有了几分亲近感。

不久，舞场上不见了她的身影，据说出国了，到了被称为是“羊背上国家”很神秘的样子。有一些关于她的传言。

没想到，我来到这个“羊背上的国家”不久，一同“穴”房子的室友中有一个小伙子叫杨君，互相聊天才知道，他是杨梦的弟弟。在异国他乡，能遇到熟悉的“老乡”真高兴！

当时杨君的状况并不乐观：他是“黑民”也就是签证过期了还留在澳洲。那时候，有不少留学生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他们不仅要躲避移民局的追查，同时还要提防同胞的“举报”

他居住的小屋的后窗永远是打开的，以防不测随时可以跃窗逃跑。一听见敲门声，就紧张得在窥视镜里张望。

他还是没能躲过去，一个寒冷的日子，在他打工的地方被抓获。获释后他很绝望。生活无着无落。

那时候，还是有各种途径解决身份的。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没关系的杨君，我是单身有PR，如果移民局一定要遣返你，你可以说我是你的同居女友。杨君眼里看得见泪水。

后来，杨君有了女友陈玲，一个善良，贤惠，实在的广东姑娘。同样没有身份，持学生签证。他们互相支持，彼此相依，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我们相处得很好，陈玲上大学的第一笔学费，是我借给她的。那时候，我也在打工，还要养活儿子。倾囊而出不过份。

渐渐的就很少联系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面。知道他们有了一对聪明听话的儿女；知道杨君回国发展，一直在做矿业；陈玲在一家大型的进口公司作白领，年薪好几万。

节后，突然接到了杨君的电话，声音依旧。很晚的时间了，说是要来看我，问是否方便，还要带一个深圳的朋友来。

胡呼啦啦的进来了一堆人，原来陈玲带着孩子也来了。杨君变多了，带着几分沧桑感。鬓
角竟看到几丝白发。说到在国内打拼的艰辛很感慨。我说：还是回来吧，老婆孩子热炕头，普通人的日子踏实。

深圳来的朋友是开画廊的，颇有成就。自己也画，据说“行情看涨”他已经移民墨尔本，在不远的富人区开了一家餐馆。接下来还准备做文化。一个集绘画，书法，文学，艺术的会馆正在筹备中。听说我在这个圈子里的口碑有佳便一定要来见我。

我向他打听《深圳特区报》的庄锡龙。庄是我在深圳最熟的熟人。尽管很多年过去了，提起深圳就会想起他。他曾经给我许多的愉悦，自己却忍受痛苦。我真心的祝福他幸福，快乐。

谈艺术总是有层出不穷的话题。当一个个的绘画大师的名字从我这个普通小人物的嘴里脱口而出的时候，来宾不由得刮目相看。他是个文化商人，自然就谈到了艺术价格。问我的意见。

我说：我追求艺术的价值观可能与众不同。我在乎的是那种感受艺术的过程和所得到的快感。过眼不忘，留在心里。就如人生，是没有结果的，就是一个过程，你把握自己，选择优良，就会有一个五彩的无悔的人生历程。要做到收放自如，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直到他们离开，我这才发现竟没有问那位画廊老板的姓氏名甚。有的时候，我真是太粗心了！失去了吗？不，我还是得到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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