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帖子我谈到了愤愤为什么不去惹印度阿三,有网友对这个问题表示出兴趣。其实,“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好像是周星驰的语言吧,请小青年指正),倒不光是阿三沾了我们多少便宜,“吃亏事小,失节事大”,关键是我们以前吃洋人的亏,都是因为我们武器不行,是因为我们弱;按孙雷网友的说法,就是国人普遍认为 “西方战争讲究武器,中国战争讲究谋略”,“西方文明注重物质,中国文明注重精神”,所以无论西洋先生怎样打中国学生,总还能找点心理安慰。
而和印度较量,硬件我们完全占上风。当今国人谁会看得上那个我们眼中脏兮兮、傻乎乎、穷不拉几的劣等民族?阿三在我们眼中最多也就是小D,连王胡都算不上。但令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和这么个我们眼中的小D较量,我们却还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而且还是不止一次吃亏,这不能说敌人太狡猾,只能说是因为我们蠢,这真是我们这个以研习《三十六计》为时尚民族的奇耻大辱。更不能容忍的是,我们吃亏还都是毛主席健在的时候,他老人家可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谋略大师,至今还受全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一想到这里,我就死活咽不下这口气。吃亏不要紧,关键是咱丢不起这个人。
感情归感情,有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再看着我身边的印度人,开始还自觉高阿三一等,待到这些事情想多了,竟然也有了鲁迅坐黄包车的感觉:“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阿三(原文是“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阿三(原文是“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一件小事》)。再想的多一点,最后也多少明白了些耍小聪明、抖小机灵的“小”和玩大智慧的“大”之间的差别。
为此,我做过点“跟踪研究”,想看看阿三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结果真的发现人家确确实实干了几件漂亮的活计,确确实实能把我们“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还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租界的印度人就让阿拉上海人吃足苦头,特别是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过去中国有句话:东北有棒子,上海有阿三。意思是说在东北,日本人用了不少朝鲜族的人做低级警察,相当于现在的治安联防队员,因为日本人拿他们也不当自己人,所以并不对其进行武装配备,只给每人发一木棒,名曰警棒或警棍。这些朝鲜人助纣为虐,动不动就挥舞着木棒帮敲打俺们那疙瘩东北银,故称高丽棒子。上海英国租界则是雇了不少印度人当打手,主要是当巡捕和看大门,也没少欺负上海人,故上海人送绰号印度阿三。其实法租界在这方面做法与英租界大致相同,他们用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来,其体态、皮肤与广东人相近,所以没送他们什么绰号或代称,也没有人称安南巡捕为越南阿四,只是简称他们为“安捕”。因为越南阿哥实在太像了两广那一带的人了,而且粤语发音听上去和越语差不多,丝毫不比越南话好懂,至少在我听来都跟外语一样。
阿三进入中国,还要追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上海开设巡捕房。维护租界的社会治安,起先金发碧眼的西捕还能应付,后来刑案随人口激增而水涨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办案,弊端逐渐突出。按照专家的说法,是由于“西捕有种种局限,比如微服侦察,其相貌特征根本无法掩饰;又比如去公共场所打听,其语言障碍造成的困难也难以克服;再加上租界里有帮会组织,西捕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深入进去,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忧。”所以请来了印度人。
依我看语言障碍、国情不熟根本不是理由,英国人担任巡捕的种种弊端在印度人同样存在。我考虑可能是英国巡捕薪金高,还得有什么失业保险、受伤补偿问题,成本太高。另外就是英国佬以绅士、贵族形象示人,讲究的是文明礼貌。若动粗,一定会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质问“人权的双重标准”。但租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本离不开皮靴警棍。现在也是一样,城管虽然凶煞,但不这么动粗根本镇不住小商贩和私搭乱建,这也是实际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英国佬从1870年后改为允许华人充任巡捕,称为华捕。由于这一改变收效明显,也给大量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入行的越来越多,以致渐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减、华捕大增。例如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华捕竟占170名之多。以后,华捕越雇越多,殖民者怕华捕私下玩猫腻,不易控制,1884年开始从英殖民地“进口”印度籍巡捕,即“红头阿三”。以后越来越多,成了上海滩一景,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蒋光慈在《少年飘泊者》这样写道:“我在街上一见着红头阿三手里的哭丧棒,总感觉得上面萃集着印度的悲哀与中国的羞辱。”。鲁迅也这样写过:“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伪自由书•王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英国佬这么干也有它的道理,若由华捕管理租界,要么迟早会成为青红帮的天下,成了上海滩藏污纳垢、走私贩毒的“码头”;要么就是我党开创的红色根据地,租界之火可以燎原,迟早会爆发起义暴动。我听过不少桑海宁(上海人)骂印度阿三,也看过写印度阿三的文章,但大都是控诉阿三动粗的、野蛮执法的,揭露阿三走私受贿的很少。另一方面,阿三也让我党的发展工作受阻,即使是最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周恩来,在上海蹲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在阿三中发展什么党员,歌颂阿三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文章我也没看到过。
殖民者从印度向中国“出口”巡捕时,对人员精心挑选,要求是印度的锡克族人,个个身高马大,满脸虬须,一身横肉,令身材相对矮小的南方人望而生畏。“阿三”大多充当巡警、狱警与交通警。除此之外,还有“看门”也是他们的专业,凡属公共租界内的大公馆、大商号、大栈房、大娱乐场以及各级衙门的大门口,都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红头阿三”站着。大门口有了“红头阿三”便显得威武雄壮,神气活现,能够吓退乡下人和小瘪三,拒绝一切主人所不愿接见的朋友。并且主人认为这是一件高贵装饰品,说明主人用上了进口货。
后来上海人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印度人都是缠着红巾的锡克教徒,印度国内还有很多不缠头巾的其它宗教的民族。所以有些上海人就把“红头阿三”改成了“印度阿三”,这个不礼貌的浑号就一直沿用至今,几乎各地区的华人都习惯叫印度人为“印度阿三”,简称阿三。
诸位可能不知道,近几年“红头阿三”像胡汉三一样,又回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乃至温州等中等城市的宾馆、饭店门口,又出现黑面孔、头上裹着大红头巾的印度门童,时间长了、阿三多了,不知是不是又重新成为“上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