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一年前，我们组织学习“三哥戴表”，最后的压轴戏是请党内某有一定实权的干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帽批发商”）做报告，下面是部分内容，别的不敢保证，绝对真实。

“….现在有些同志总是喜欢争票子、位子、房子、车子。其实争是对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干部应该争的不是这些，应该争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权力。”
（掌声雷动）

“….在座的同志们有些还年轻，不知你们读过毛主席语录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劝同志们好好读一下。我是读着他老人家的书长大的，现在还在读，而且是越读越爱读。如果同志们工作忙、没时间的话，读一下红宝书的第一页、第一段、第一行就行了，还记得是什么内容吗？”
（底下众人齐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看到有些否定毛主席的言论，我气不打一处来。八十年代有一首歌曲，叫做《酒干倘卖无》，这首歌唱得好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哪有家”。同志们想一想，否定了毛主席，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我们浴血奋斗几十年打下的江山就要拱手让人，我们在座的党的干部，将是会什么下场？同志们可糊涂不得啊！小平同志说的好，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
（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

其实他说的还是那个问题，只要有执政权，我们就可以点菜。

后来听说他被“双规”了，再后来听说是误会，又重新安排工作了，好像换了个部门搞行政，不批发官帽了，批发地皮什么的了。人们都说官员们会上说的都是官话、套话，这次我听的可是真心话，他几乎是眼含着泪花说的这些话。在既不能造反也不能搞运动的情况下，官僚集团最怕的就是在中国搞现代民主法治。只要不弄这些名堂，受到“严厉打击”的，只能是极个别人。官僚集团就可以放开手脚、甩开步子，大肆侵吞国家和个人的财产。客观地讲，他们对毛的感情，要远远超过社会底层。

其实道理很清楚，历史上，能够有效反贪污腐败只有三种方法：

1、封建社会的“剥皮灌草”、“杀无赦、斩立决”；

2、毛时代的政治运动；
 
3、现代民主法治（现在廉洁指数前10名的国家都是）。

谁都明白，前两种方法在当今中国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领导人没有这种权威和愿望，而且成本之高，绝无任何可操作性。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么搞一下，只要大难不死，过后再“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努力”捞回来就是了。这些党的好干部们对待“革命低谷”还是有耐心的。如果实行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多党制、议会制度、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那可是不一样。受益的可能是工农：看一下发达国家的工农地位，谁都会明白；白领影响不大：吃技术饭的在哪都差不多；倒霉的只是这些官僚集团。吊诡的是，对真正为工农说话的人，工农最不领情。现在农民们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后代们谁会感谢彭德怀、梁漱溟这些曾为他们冒死犯上的这些人？搞教育学的农民“知识分子”后代们，又有几个对晏阳初、陶行知、武训们有过丝毫的敬意？我的一个同事就是80年代初教育学专业毕业的，家里人大多数至今还在农村，他对美国评晏阳初为“对世界文明贡献较大的10人”之一和授予“终止饥饿终生成就奖”就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别有用心”。我前边说过的60年奶奶吃观音土憋死那位（后来留校搞行政了），还有很多农村出来的同事和我一起去庐山旅游，在庐山会议的遗址那儿又合影、又买纪念品，泪花花地忘着老毛坐过那把破椅子凝视了5分钟，最后还深情地鞠了一个躬。旁边就是彭德怀纪念馆，谁也没去看一眼。

其实我和他们长期接触才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推理：听老彭的话可能会少饿死几个人，按老毛的办可保证国家不变色（指执政地位）；也就是说，听老彭的管一阵子，听老毛的管几辈子。

现在贪官们的胆子、胃口海外的香蕉们恐怕已经很难想像了。沙叶新最近有篇文章谈到，说很多官员已经不喝茅台、五粮液了，改喝母乳了。国内人们对贪腐的认可程度，你们更不能理解。民怨的沸点越来越高，轻易不沸腾。不贪个几千万根本引不起什么关注。即使“民怨沸腾”也就是发发牢骚、骂骂街而已，对抗手段就是弄几扇注水猪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最有意思的是，越是这样，老百姓（或曰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越认为绝对不能搞什么西化，包括引进老芦说的“英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四大发明”，人家的结论和推理过程如下：

结论一：是西方民主导致了腐败。

推理过程：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民主→中国出现贪污腐败；

结论二：反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推理过程：贪污腐败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加大打击力度需要权威→引进西方民主可削弱党的权威→会减少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

结论三：引进西方民主会进一步加剧腐败。

3、引进西方民主会强调人权→强调人权会减少死刑甚至取消死刑→贪污腐败需要用死刑震慑；

大结论：绝不能搞西方国家那一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请诸位，尤其是老芦注意一下，只要国内出点事，有个风吹草动，包括矿难、爆炸和这次的山西黑窑童奴事件，网络和其他媒体一定会有三种反应：

极左：找回毛泽东，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民运：只有民主自由能够救中国，民主的高潮即将来临；

体制内：一定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加强打击力度，把XX理论落在实处；XX理论可根据时间分别为“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八荣八耻”等。

可我周围的人基本上就是对数字表示一下吃惊：“喔，这次死这么多人”。然后是“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感受不到任何“高潮”和“成熟”。但大家的结论还是和中央一致，“党的领导已经到了非加强不可的时候了”。

再说点大家不爱听的大实话，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贪污腐败的存在也有它的正面意义。可以说，没有贪污腐败，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哪怕是不健康的繁荣。这句话最初据说是某高级领导人说的，原话是：没有腐败，就没有乡镇企业。而且贪官们干了很多可干可不干、即对百姓有利，又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没有利益的驱动，就没有官员们的勤奋工作。 

现在新官上任干什么？一要给百姓领导看政绩，二要讨好上司，三要笼络下级。不同部门侧重点不一样，总起来说以此为纲，便纲举目张；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或曰牵牛鼻子），其他一切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

如何要政绩？干些老百姓看的见、摸的到、用的上的东西，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如何讨好上司？给上级直接送钱或给上级亲属创造机会（如承包工程）；

如何笼络下级？给上级发奖金或给下级创造贪污机会（如谈项目）；

怎样做？全体官员（从省长、市长、县长到文化教育领域的校长、图书馆长）最乐意干的有下面五件事情，根据职位不同，全抓或抓其中某一项：

1、给祖国大地扎上一条条美丽的玉带：修路

2、百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架桥；

3、高楼万丈平地起，安居工程暖人心：盖楼；

4、给神州大地装上地球之肺：搞城市绿化；
 
5、引凤筑巢，借鸡生蛋：招商引资。

干这些事情，中国各级政府的办事效率也高得出奇。世界前五大笔记本电脑OEM厂商之一台湾联宝北京办事处的陈丰真说：“有时候十多天内就能审批完新工厂的必要手续，这在泰国、马来西亚等竞争对手那里是闻所未闻的。”。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到宁波考察，与当地市长会谈，一位副市长亲自担任记录。当天谈判到深夜才结束，但第二天一大早，一份打印成册的会谈纪要已经交到王永庆面前。王永庆的弟弟王永在过去一直反对到大陆投资，到大陆转了一圈之后，却成为扎根大陆最积极的鼓吹者。

其实各单位都差不多，只要是干这些“实事”，干部办公室的灯光经常都是在通宵闪亮。绝对可以和“八角楼”和“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媲美。

上级领导最怕的就是手下出个大清官，突然上庐山“操娘”，现在又不能搞运动，怎么收拾？所以谁都希望下级有点小辫子，然后抓在自己手里，形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局面。有时上级也主动给下级创造点机会。二者的关系，就是阳光与种子的关系。不过客观说，谁也不想让下级贪的太过分，希望靠着“三讲”、“八荣八耻”这些纸老虎来控制一下。遗憾的是，中国人很聪明（尽管不智慧），谁都知道纸老虎、假老虎和真老虎的区别，如此反贪，结果是越反越贪。

群众的态度和领导惊人的一致。我们单位的领导换了好几茬，职工们一致的结论是：宁要能办事的贪污犯，不要清廉的窝囊废。当然前提是贪污别太过分。
 
有一次，现任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陪领导喝多了，脱口而出说了一句：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焦裕禄让兰考脱贫了吗？在兰考有好多事他都没办好，我比他强多了。结果让媒体暴光，丢了乌纱帽。

真是应了那句话：谁说实话谁倒霉。

其实各地群众希望的是：宏观有特别能吃苦的焦裕禄，微观有特别能办事的贪污犯（符合老芦在《优伶之邦》的发现：大环境里做戏，小环境里做人）。广大人民群众，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自己的顶头上司是焦裕禄。别说别人，连司机秘书都不干！

这就是贪官的另外一个生存基础。

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好（注1）：

官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官员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贪腐发展的真正动力！

党——官——民三者的关系似乎是：阳光——种子——土地。

注1：摘自《毛主席语录》，里面原话为“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员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考虑到发表时间为夺取政权前，彼时的共产党员此时均已安排领导工作，故将“共产党员”替换为“官员”。

还得说说离退休老干部。

离休老干部日子过的那叫一个“海屁（HAPPY，这也是芦语，我当时还猜了半天）”。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而且基本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全家的医疗都能有保障，有时候还能在地摊卖个过期药什么的。最近又涨工资，很多离休老干部每月一下子多拿2-3千元，这恐怕也是一个世界奇迹，真不知道我们的工农兄弟该怎么办。可我没有看到沉默中爆发或死亡，而是在沉默中顽强地生存。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老红军，连八路甚至土八路也极少，很多是东北过来的离休老干部，一天革命都没干过。东北解放早，在那按部就班参加工作，结果就算49年以前的老革命。
我们单位退休的干部不少，干部、教师、工人都有，待遇比离休的差多了，这次涨工资没涨多少，不过因为我们单位是事业单位，日子也都还不错。

我有机会和这些人近距离打了几天交道，算是多少知道点老同志的想法了。

他们中有几个人对现实极为不满，看什么都不顺眼，张嘴就骂。无非还是那一套：当年天气没有这般热，豆子也没有这般硬，猪肉没有这多么水，风气也没有这样腐败；母的没现在这般骚，公的没现在这样色。可时间一长，我终于明白点了，他们痛恨的不是腐败，而是痛恨老天不公，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腐败的好时光，“错失青春悔已迟，落花岂有再登枝？（摘自东海先生诗作《错过》）”，大好的青春就这么白白被糟蹋了！

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原后勤处长，现在七十多岁。原来在位的时候不怎么爱说话，总见他背着手在食堂后边转悠，可最近几年牢骚忒大，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这位久有凌云志的老黄忠就会重上井冈山，或者直奔天安门广场。一次他看病要车，正好赶上车出门不在家，他自己打的去的，回来非要报销出租车票。我们就逗他，说你一个大后勤处长还在乎这点钱，没想到，这下可把心酸事给勾起来了，先是吹自己如何廉洁，可说着说着就扯远了。

“我当后勤处长的时候，学校他妈的什么基建项目都没有，一天到晚就是给教室按灯管、换玻璃、修暖气、通厕所这么点破事。一只灯管多少钱谁都知道，就是贪污顶多就是赚点批零差价。哪像现在，一个新校区一下子就是几个亿，家属宿舍又是几千万，哪怕给我一项工程，我也不用今天这样低三下四。”。然后大骂老校长治学理念错误，只想自己当大师，不想给学校盖大楼，一点现代化观念都没有，根本不懂“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这些现代办学理念，最后弄的校长本人也是人心失尽，众叛亲离，里外不是人。当年跟他混的弟兄们都灰溜溜的，弄得自己现在还要厚着脸皮报销几张出租车票。

前几年单位组织老干部旅游，划出几个地方让老干部挑。有革命摇篮井冈山、红色圣地延安，也有风景区九寨沟、桂林（退休香蕉可有这个福气？）。没想到人家都不同意，一定要去香港（这可不是瞎编，大陆老干部旅游团去香港的不少），说是要完成小平同志遗愿，亲自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请示领导后也批准了，因为现任领导都知道，“老干部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后是做出计划表（SCHEDULE），上边公园、购物街都有。没想到人家还是不干，说是和资本主义斗了一辈子，一定要到资本主义最丑恶的地方去看一看。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再请示领导不敢批了，怕担责任；老干部这边也很坚决：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现任领导梨子都尝了好几筐了，我们尝一次总可以吧。学校领导最后批示：同意老干部参观香港回归后的大好形势，具体事宜由老干部处酌情安排。这可把具体办事情的小伙子难住了，最后只好私下达成协议，最后半天自由活动，把钱发给本人，然后带队到一家香港最黄的脱衣舞厅门口，自己进去，后果自负。

后来的事情就没什么说的了，据说是老同志们感慨万分。这也不是什么新闻，老干部旅游团去这些地方的有的是。还出了很多经典的段子，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年轻的时候下边硬，上边（政策）更硬；现在上边倒是软了，下边更软。

我也不认识什么“圈子里的人”，包括高干和公子，听不到什么有份量的内部消息，只是根据从单位看到的现象，介绍中、低层干部的一些情况。从正面说，现在的干部都比较务实，能够干“实事”部门的干部们也很敬业，干了很多自己受惠，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民”也受益的事，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中国大陆的干部和群众欲望强、干劲足，特别能战斗，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反面说，这些新老干部眼睛里只有利益，而且毫无约束和监督（就像Fatfatbear网友跟贴中说的悖论，百姓耐受能力越强，上边越敢胡作非为），从上到下都认可“点菜律”，可怕的是“任意点菜律”、“胡乱点菜律”。

老芦在《假如…》一文最后一段文字中提出的“芦六条”写得非常到位，很实际，也有可操作性。可问题是“老鼠想出了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好主意，谁去挂？”，我在国内看到的情况是，体制中大大小小的能“点菜”的干部中几乎没有改良或改革的力量，对任何与“点菜”权力有关的原则问题上都不会做一点让步。“芦六条”写出没几天，就“海川喜讯到北京”，“歌声传到北京去，党中央听了心焦虑”（改编自《打靶归来》），我党本着“有来犯者，只要好打”的原则，连八一建军节都等不及，就在国内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纷纷发文批判“芦六条”的第四条“国家军队化”。这可不是我瞎编，只要在谷歌输入“国家军队化”，就可以看到至少有10家以上报纸在前几天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批判文章，都是针对芦文来的（估计可能国内有个白乌鸦，与老芦所见略同）。而且，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党中央又一次“说出了俺的心里话”

看来，如果体制内一点改革（或改良）力量没有，就靠谢韬（注1）这种八、九十岁（老百姓称为“棺材瓤子”）的早已丧失点菜权力的前体制内干部，“临死前放个屁”，能有什么实际作用？更不用说在“大洋彼岸放个屁”了。底层的情况我也说了，大规模的革命造反不大可能，搞民主运动的结局可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局面，不断有人上“断头台”。可底层根本和上层形不成什么良性互动，唯一看到的就是拆迁建房时有些“维权行动”，现在这倒是看得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所有痛恨贪污腐败的人实质上都是痛恨自己没有贪污腐败的机会，解决的办法就是设法找到贪污腐败的机会。

有人会说，可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啊，那些当年当面拍案大骂老蒋，敢公开叫板“这样的财政部长非走开不可”的知识分子现在状况如何？按黑格尔的说法，工农是眼瞅脚下（脚踏实地）的人，知识分子可是“仰望星空”、不管自己是否掉进泥坑的人，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他们的状况如何？

他们的状况，概括起来说就是两句话：
 
1、我们的生活真海屁；

2、裤子裆里阮（软）（注2），嘴巴腔里硬；

注1：谢韬，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论的文章，题目叫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http://www.dajun.com.cn/minzhushzy.htm）。文中提出：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俄国人扬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还要把这些当作神物供养着、当作旗帜高举着？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该文发表后受到从民间到官方的强烈批判，流毒现已彻底肃清。

注2：阮大铖，明末奸佞，也是大戏曲家。阮大铖曾住在南京库司坊的石巢园，两条小巷由此伸展开去，象条裤子，又有人称这条街叫裤子街。有人戏说阮大铖没脸见人，躲到了裤子裆里，故《桃花扇》里有句“裤子裆里阮”。此典曾被芦笛先生在《论“文人无行”》中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