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声称: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事实上,自己正在大搞私人山头.
大概以为世人都是傻子!!!!!!!!!!!!!!!!!!!!!!!!!
1.
向山头开战 习近平清九龙治水遗患
大中小佑安撰写2014-12-29 20:04:32
北京时间12月29日,在可能是年内最后一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再次对党建和反腐败进行强调,并称“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由此可见,在经过胡温时代“九龙治水,各管一摊”,造成“山头林立”之后,已经完全掌握党内控制权的习近平,吸取周永康、令计划案的经验,开始向党内“拉帮结派”、“山头主义”恶习开战。
之所以说今日中共内部“朋党”严重,有分析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九个常委各管一摊,不仅之间留下“政治空隙”,让有野心之人从中钻营,而且底下的人自然也就觉得有机会能够仕途“再进一步”。因此拉帮结伙,不仅能够在政坛自保,更是有可能互相扶持,再登高位。种种因素夹杂,周永康、令计划看似分属不同“山头”,但结为朋党,蝇营狗苟,也就不难理解。
周永康、令计划案中出现明显的山头主义
此次政治局会议这并非习近平首次在党内强调“拉帮结派”的危害性。“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这是12月22日令计划事发当天,《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号“学习小组”所发布的“习近平讲话”内容。这个代表政治风向的中共喉舌,虽然未点名为何突兀地刊发此文,但内容显而易见。
若论“朋党”,就不得不提及在12月6日刚刚被移送司法的周永康。在对周永康的党内调查结果报告中,中共为其定下以贪腐为首的五项重罪,周永康的罪名总结为“贪腐、滥权、犯上”。因为对于中共来说,政治高层内部的很多秘闻显然不能够对媒体和国内民众明言,真正让“政法王”不见容于党内高层,关键时刻无一人为其出头,是周永康一项“幕后罪”——不能说透,但在所有中共元老和现任高层包括习近平眼中无法容忍。
仅以“石油帮”为例,以周氏为首的一大批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过去十年的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周永康一案中,蒋洁敏、冀文林等人的案情虽未披露,但所波及的范围和深度,已经超出世人的想象。薄熙来案虽然重大,但也仅仅是个案。而周永康案中,周以“家奴”、“心腹”待李春城、李东生、蒋洁敏,政法系统为其“棍棒”,石油系统为其“钱袋”,更有四川等大省如“据点”,政出一门,这些人也“只知政法王,不问党中央”,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接受之事。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清楚,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但近百年之后,中国官场,朋党之类,仍不在少数。尤其如令计划的“西山会”,借同乡之名,行结党之事。山头之内互相扶持,互相提拔,这恰恰是犯了最高执政者的忌讳,更是对于中共用人“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组织原则最赤裸裸的挑衅。
“西山会”今日虽未成气候,但如果真如罗昌平所言,“西山会”出现在十八大之前,作为“党鞭”的一名主要成员召集了三次拉票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情况的话,那就表明“西山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同乡会,而是彻彻底底的有政治企图的“山头”。更让中共忌惮的是,令计划的“西山会”与周永康的“石油帮”、“四川帮”、“政法系”有了合流迹象。这种“合流”,轻则互为依附,大肆贪腐,重则把持朝政,篡党夺权,可以说周永康和令计划的命运,在他有了“结党”之念后,就已注定。
2. “之江新军”走向中共政治舞台中心
大中小文摘:《大公网》马浩亮2014-12-30
00:25:18
对于那些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过去十余年的《浙江日报》乃至浙江的一些市县级报纸,现在已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从这些记录历史的纸张上,可以读到现今中国领导层治国理政的思想溯源,也可以帮助梳理一些党政组织的人事脉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舒国增晋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成为直接辅佐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实际上,早在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舒国增就是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2002年至2007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长达五年。这五年间,作为一省的最高主政者,习近平逐渐形成了自己在经济、社会、文化、党建、法治、改革、反腐等各方面一整套的思路设计并付诸实践。习近平如今进行的从严治党、全面深改、重拳反腐、依法治国等重大手笔,很多都发轫于浙江时期。这些思想、思路集中浓缩到《之江新语》这本当下的畅销书。
舒国增生于1956年8月,长期在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2004年由综合一处处长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曾多次陪同习近平出席各种调研考察。譬如,2006年1月26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省委副书记夏宝龙,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强以及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舒国增等人陪同下,到新华社浙江分社考察工作。2006年5月25日,习近平第三度视察淳安县下姜村,陪同人员包括李强、舒国增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钟绍军。
搜检从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的各项活动,李强、舒国增是陪同频率最多的人。除了他们俩,不同场合还有另外的陪同者:2005年4 月10 日,习近平检查嘉兴市防洪工程,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市长陈德荣陪同;2006年8月29日,习近平视察大陈岛,台州市委书记蔡奇陪同;2006年9月14日,习近平出席象山港大桥奠基典礼,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陪同;2007年1月23日,习近平到庆元县调研灾后重建工作,丽水市委书记楼阳生陪同。
如今,这些昔日的浙省同僚,都纷纷走上了更重要的位置。像舒国增一样,蔡奇、黄坤明、钟绍军,陆续坐到了中央会议的中直机关干部坐席区。蔡奇据传担任中央国安办副主任,黄坤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钟绍军则直接肩挂大校军衔,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要职。在地方上,夏宝龙、李强分别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省长。巴音朝鲁现任吉林省委书记,是省委书记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干部。陈敏尔现任贵州省省长,楼阳生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在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上海,还有两位浙江官员,原浙江省高院院长应勇,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另一位是刚刚调任宝钢总经理的原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
无论是蔡奇、黄坤明、钟绍军、舒国增,还是夏宝龙、李强、陈敏尔、巴音朝鲁、楼阳生、应勇、陈德荣,他们都是领略《之江新语》政治智慧和思想思路的第一批读者,是将这些思想思路落实到工作中的第一批实践者,也是借此提升领导经验和管理能力的第一批受益者。他们堪称是一支“之江新军”。
“之江新语”本身是《浙江日报》头版的特色专栏,自2003年2月25日开始持续到2007年3月25日。2007年5月,以《之江新语》为书名结集出版。署名“哲欣”,“哲欣”就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所用的笔名,取“浙江创新”之意。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后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新理念,许多都能在《之江新语》中能够找到雏形。
而目前这批担任要职的浙江官员也都是深谙“创新”之道。例如,蔡奇曾是在互联网上拥有粉丝数最多的中国官员,数量突破1000万,被誉为“大V部长”。自称“老蔡”的蔡奇曾表示,他的每条微博都系亲力亲为,开博初衷是为了广泛了解民意,接受公众监督,“最重要的是,拉近与网民的距离。毕竟现在不是权势而是粉丝时代。”这些见解,非常新锐。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层对互联网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三中全会之后组建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亲任组长。蔡奇当初在互联网上“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探索,无疑也得到了高层认可。
再如,《之江新语》中有一篇《文化是灵魂》,与习近平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的思想一脉相承。在这方面,黄坤明是重要的实践者。目前,遍布中国大小城市街头的“中国梦”系列主题宣传,黄坤明就是具体操盘手之一。在杭州市委书记任内,黄坤明整合杭州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主编了《领导干部国学读本》、《领导干部中国书画修养手册》,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赞赏。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有着浓厚兴趣。
蔡奇、黄坤明都与习近平有着20多年的渊源。两人都是福建人。1985年,32岁的习近平从河北正定县委书记调任厦门市副市长。当时,30岁的蔡奇在福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刚晋升副处长,29岁的黄坤明刚提拔为从龙岩地委组织部青干科副科长。对比黄坤明与蔡奇的履历非常有趣。上世纪70年代,两人均在老家龙岩、三明务农,20年之后,两人分别担任了龙岩、三明两市的市长,彼时习近平已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更巧的是,两人还是同校同系的师兄弟,蔡奇是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75级学生,黄坤明则是78级。1999年,中组部在全国选拔一批地市级年轻干部进行跨省交流任职。福建、浙江两省之间确定了两对交流干部。三明市长蔡奇与浙江衢州市长叶继革对调,龙岩市长黄坤明则与浙江湖州市长袁荣祥对调。三年之后,习近平从福建省长调任浙江省代省长、省委书记,蔡、黄二人再度隶于习近平麾下。后来,两人又成为浙江省委常委班子的同事,黄坤明历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杭州市委书记;蔡奇先任组织部部长,2013年11月转任常务副省长,短短4个月之后就调往中央机构任职,但具体职务始终未正式公开。曾经最高调的“大V”成为低调的官员。外界盛传他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黄、蔡二人共同从福建到浙江,如今又再度前后脚进入“中字头”机构,继续辅佐习近平开展工作。
一个值得提及的政治地标就是黄坤明曾主政过的嘉兴。2003年12月31日,浙江省与清华大学签署共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协议书,旨在充分发挥省校各自优势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途径。研究院总部设在嘉兴。浙江省委习近平书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以及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等出席了签约仪式。5年之后,2008年12月22日,研究院总部大楼落成,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坤明以及刚履新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出席。赵洪祝此前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2007年继习近平之后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如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正是昔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而接替蔡奇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正是胡和平,他也是2008年陈希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的继任者。
舒国增是浙江有名的“笔杆子”,曾经参与起草过许多重要文章、文件。今年以来在《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等中央党媒发表过多篇重量级理论文章,如《全面深化改革“两手”都要硬》、《正确认识和把握政策问题的五对关系》,阐述习近平的有关思想和论述。在此次进京之前,舒国增担任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多重要职。今年10月8日至10日,为准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财办主任刘鹤率调研组到江苏调研,并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舒国增就是参加者之一。如今回头看,这不啻是他调任中财办之前的“热身”。
钟绍军服务习近平的时间比舒国增更长。2007年,在经历了陈良宇落马、韩正代理之后,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笔者曾听香港一位福建籍大佬提过,习近平从浙江赴上海履新时,只带了一位“小钟”。这位“小钟”就是原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钟绍军,跟随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2007年十七大之后,已当选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到中央工作,钟绍军也随之进京,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2013年6月11日,习近平到酒泉观看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时,新闻联播画面显示,随行的钟绍军已是戎装在身,佩戴大校军衔。这是复制了1989年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贾廷安跟随江泽民进京担任军委主席秘书的模式。而在地方省市工作的“之江新军”,同样各自肩负重任。譬如,2014年6月,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楼阳生奉调已经“塌方”的山西,担任省委副书记,成为整饬党建、重建政治生态的关键角色之一。昔日的丽水市委书记,从2009年起,历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山西省委副书记,五年调四职,且步步为重。在中国政坛现任副省级高官中,曾在四省担任省领导者,仅此一人。
《之江新语》的“之江”就是钱塘江。千里钱塘,曲折如“之”,而涌动大潮则势不可挡。这像极了中国当下的政经态势,各种问题矛盾空前复杂严峻,但全面深改、依法治国、重拳反腐的势头则浩浩汤汤,不可遏抑。毛泽东《七绝·观潮》诗云:“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中国政坛的这批“之江新军”,何尝不是奉命向各种困难险阻奋勇进军“杀敌”的宏阔新“阵容”。
3. 十九大高层政治人事布局已经正式开启
令计划在央视找冯卓当情人,谷丽萍在央视找芮成钢当“干弟”,李平嫁给令完成当媳妇。周永康更分身有术:不光和贾晓烨勾搭废掉发妻,还和“干女儿”叶迎春在地库被八卦车震,和沈冰等女主播搞权色交易。另外还有欧阳智薇,在供词中承认和上司郭振玺搞交易。其他还有更多没曝光不方便讲的,从央视到地方台都有,说出来恐怕会吓死不少人!都说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看来还真有道理。
美女主播们为有个好的前程,想嫁给高官或财阀,本无可厚非。尤其是央视的年轻美女主播,作为有知识、有才情、有脸蛋、有身材的“四有”美人,又有机会结识上层人物,想嫁入豪门在情理之中。可问题是,如果失去做人底线,眼里只盯着官位或财力,成了权力或金钱的奴隶,恐怕就会种下祸根。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家普遍存在原罪,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专制型社会,由权力衍生的政经利益也可能随时因失去权力而被风吹去,这就更强化了女主播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
针对女主播的这种集体塌陷,手握重权或金钱的淫官色商们当然要首先被鞭挞痛斥。但是,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淫官色商固然可恨,这些不够自重或不够慎重的女主播们恐怕也要深刻反思才行。如果没有这些女主播的投怀送抱,就算这些淫官色商们色心泛滥,也不至于如此大面积塌陷吧?
尤其是这种事在央视内大面积发生,央视的管理层就更要反思。为什么堂堂的国家级电视台和正部级喉舌单位,居然出现了这么多腥闻丑事?甚至于被人讽刺为高官后宫?或许有人会说,出事的这些毕竟是少数,代表了不了整个央视的形象和素质,这样的狡辩实在滑稽,难道要他妈等到大部分主播都沦陷了才可以批吗?所谓见微知著,从央视主播的大面积沦陷,就能知道央视的思路和管理都出了问题,而且可能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反思。
央视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所谓的舆论监督,不过是对下级、对民众的监督,对同级党政事业单位的监督基本是零,对更高层官员则基本是靠拍马屁为主。想想看,当初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尚在任内,干了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丑事,甚至于连多维这样的海外媒体都在严厉批判,难道近在身边的央视难道就从未听闻?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发出过任何批评?
所以,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先后陷落,落井下石般狂吃外媒剩饭的国内媒体喉舌其实都有责任。因为权力这个玩意儿,如果没有有效监督,就会扭曲人的本性,薄、徐、周、令,就是因此而失去本性,沦为犯罪。人在内心深处都排斥监督,都喜欢听好听话,但是缺乏有效监督的组织或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种心理因素在社会政治现实中发挥到极致。他们担心监督会坏了自己的“好事”,会限制自己的自由度,会有损自己处心积虑营造的光辉形象,所以总是以一种近乎变态扭曲的心理对待舆论监督。
殊不知,这样做恰巧暴露他们的问题。因为越是不自信的组织、越是不干净的官员,才越是排斥舆论监督,越是要消灭舆论监督,一个真正自信的组织,一个真正干干净净、坦坦荡荡个人,不仅不会排斥舆论监督,反而会欢迎甚至主动引入舆论监督。反过来说,如果有有效的舆论监督,如果权力被放置在舆论监督的放大镜下,还会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和淫贱烂事被捂下去吗?
舆论监督,其实是打扫卫生、预防疾病。但是有很多组织,很多个人,却将之视为洪水猛兽,极尽封堵、审查之能事,恨不得将舆论监督掐死,宁可等病发而死,等中纪委和检察院半夜敲门带人,也不想让舆论监督来提前打扫卫生、预防疾病。殊不知,此举不仅会令整体社会政治环境蚊蝇丛生,更会让组织溃烂、官员完蛋。而且,像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这样,当初也不是排斥舆论监督,拼命封杀批评报道吗?等到东窗事发,所有这些龌龊烂事,还不是一个个都被拎出来羞辱示众?其中细节,是不是被演绎的更狗血、更八卦?
所以,任何排斥舆论监督的组织,都是不够真正自信的组织;任何排斥舆论监督的官员,都是不够干净的官员;任何排斥舆论监督的行为,都不仅是短视行为,更是无用的傻瓜行为!那么问题来了,在舆论监督中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央视,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中国政治社会的监督作用又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后注:令计划落马,孙春兰将接替,天津市委书记将由在天津蛰伏十年的浙江籍市长黄兴国接任,天津也将由此而成为习时代被“之江新军”第一个收入囊中的直辖市!老牛可以悄悄告诉你这个消息,其实就意味着十九大高层政治人事布局已经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