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是这几年来不可多得的电视剧之一，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这几年看电视剧的习惯：有始无终；大概看到陈独秀要辞北大的教职，准备回上海继续经营新闻报业时，我便止步了。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剧情不再吸引我，而是我不愿意看到陈独秀二个胸有大志，眸中有光的儿子的过早牺牲。

也正如我所想象的，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但凡有理想愿担当的，无不忧国忧民，想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谋一条出路，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面对未有先例的危机，在传统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里，是难以找到灵感和突破的；于是知识阶层努力向外界学习探索，做社会调查和实验，试图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

觉醒年代里面另外一个有趣的人物是辜鸿铭，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懂多国语言，似乎并不以思想见长。但剧中他的有些话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非常有意义，他说，如果处处效仿西方，并不可能得到西方的认同；只有保持中国人原有的精神与文明，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今天，如果更进一步地说，中国人原本就应该在任何学习他国的过程中，持一种不迷信的态度，去伪存真，兼容并蓄，在优良的传承里注入活水，发扬光大自己的文明底蕴。他人的尊重，不应该是我们的标的；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做更好的自己。

或许任何担当着时代变革责任的风流人物都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忘我，视个人私利为无物，一心谋求公利。国父曾经四处奔走，筹资甚丰，但他自己身无余财，其上海的故居是加拿大华侨集资捐赠的；剧中的陈独秀亦是如此，可以轻易地放弃在北大那么优厚的薪资保障，只是为了投身新闻报业能够起到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早年陈是经历过不少窘困生活的，能够弃得之不易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于不顾，投身于生死难测的政治活动，便绝非一般人了。一般人，会和胡适那样，少说点主义，多做些学问，宝马香车，岂不美哉。

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如果我也置身于北大，百分之99.9的概率，我也会做如胡适那样的选择；那剩下的百分之0.1，则是我的向往，我向往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能够有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有一番作为和担当，自然更有意义；再不然，如果能够仿效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能够超脱于物欲，沉浸于更纯粹的精神生活，又岂是凡人能够企及的高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