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可能在他人看来挺奇怪的爱好，我喜欢在油管上看罪案节目，比如天网，一线，今日说法等等，我又是一个在生活中挺孤僻的人，这可能正好符合了反社会人格的某些典型特点，而实际上这是我了解社会和人性的一个重要窗口。我觉得善恶可能并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时只在于当下的一念之间，大多数人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作为一个观察者，很难从中洞察和分析人性；而那些极端的人极端的事件，正是检视人性的一个极佳的窗口。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正是改编于当时一件真实的弑父案。实际上陀氏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罪案，比如罪与罚和白痴等等，他擅长通过描绘戏剧性的故事，激烈的心理斗争，痛苦的精神世界来刻画人性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陀氏被弗洛伊德奉为心理学鼻祖。我想我和陀氏是殊途同归，有着对人性同样的兴趣。

我了解到白银案的时候，正好是高承勇被捕归案的前几个月，我对基本案情和高有一定的了解。大多数所谓学者分析高及案情几乎毫无例外地从性为出发点，推测此人有较严重的性变态心理，可能有性功能间歇性障碍症，且可能因夫妻关系不和而仇恨女性等等。最近油管上有个45分钟的访谈节目，邀请到学者李玫璟教授，然而李教授在视频的前面十分钟差不多也是用了类似的切入点，让我觉得很失望。高64年出生，在他24至38岁间11次入室残杀年轻女性（后期有强奸行为），手段异常残忍，其性犯罪的本质无容置疑，然而我更关注的是，在高的性犯罪背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过程呢?

首先来了解一下高承勇的成长过程。高出生于1964年的西北农村。高的祖父辈在当地还算殷实，但到高的父辈那里就完全赤贫了，高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小沉静爱读书，估计是备受父母宠爱，他们家里好像也就培养他一个人读到高中。八十年代初的高考录取率非常低，他二次高考一次差了4分一次差了1.5分，我估计这里是指中专的录取线，那时能够考上中专对一个农村青年而言也是跳出农村博得了一个跻身城镇生活的前程了。高在读书期间交往了一个女友，据高说，女友长得好，学习好，对他也好，后来考上了中专。可以说棒打鸳鸯的是残酷的现实，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农村青年怎么可能娶得上城镇的知识女青年呢。高在高中时还参加了飞行员的遴选，好像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又失败了。高复读了一年，因为家庭贫困无以为继，也可能因为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因他双胞胎哥哥的意外去世深受刺激，总之他放弃了，从此在他不到20岁之际，他已经输掉了一切，只能面对西北贫瘠的黄土地来度过一生了。

八十年代中初期的西北农村，对一个高考落榜的高中生而言，除了面对黄土，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出路。据说郭台铭在八十年代末最初进入大陆时，因着报效桑梓的想法，执意在山西晋城办厂，但考察后发现当地的基础条件太差根本不可能建厂，所以后来办了一所鸿海的技术学校。而甘肃白银比山西晋城还要偏僻落后。如果在十年后的九十年代中，或许高在读书期间听说过当时高速发展中的开放的深圳，而在八十年代，除了面对惨淡的现实，高确实没有别的机会。于是高和他的一个同样高考落榜的同学往来青海做刀具生意，其实是既没有资金又没有方向的谋生而已，没有挣到钱是必然的。后来在家里的促成下和一白银女子结婚，当然没有感情基础，据说婚后有了小孩就更穷困潦倒了。也就在这期间的88年，高开始杀人了。

据高自己说，他一开始杀人是因为穷，想偷一点财物，被发现了才杀人，除此之外高对他的作案动机只字不提。我不相信高的这个说法，认为这只是一个托词，在他的11个案例中，高没有明显的侵财行为。也许高自己也讲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但也可能是高无法启口，因为他至死都无法面对自己人生最大创伤。

我觉得高作案的最大心理因素是绝望。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算是顺利的，虽则家庭贫穷，但有父母疼爱，兄长呵护，又有同胞哥哥一起玩耍，有族中长辈的殷切期望，学业在同辈中是突出的，长得帅气，中学时就交往到了合自己心意的女友，这对一个西北农村子弟而言，都是一个人生的极佳的开始，而让这美好前程真正启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只在于一件事，就是通过考试一跃跳出农村，高不是没有一点成算的，实际上他就差那么一丁点就成功了，可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无情打击，高毫无还手之力，第一次高考差了四分，第二次差了一点五分，飞行员大概也是在层层遴选的很后期被淘汰的，没有了前程，和心仪的女友便自然成了永诀，更想不到的是，这期间同胞哥哥因意外而早逝，在黄河滩头，看着死去的哥哥，高或许觉得这整个世界都彻底地抛弃了他，就好像躺在河滩上死去的是他自己，据村民说，后来看到过高在哥哥死去的黄河边上痛哭，我想他哭的一半是为着自己的委屈和绝望。

高开始谋生应该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做过小买卖也务过农，可是还是穷，因为父母去世兄弟分家有些纷争，甚至更穷了，他便去外乡做小工，多是卖苦力，比如在小矿场和建筑工地做搬运类的小工，据他自己说，他选择做小工，因为这类工作性质简单，可以避免受欺负。估计和他在一起的工友多是在教育程度上比他低得很多的。这里也可以看到高性格中的执拗偏执不懂得变通的一面，其实在他学业上失败回到农村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已经全盘皆输了，还去计较在社会上谋生受不受点欺负干什么呢？除非你走到金字塔的最顶端，要不然人在江湖，谁又不都是要受些这样那样的委屈呢？其实他虽则穷困，但出生清白，有高中学历，如果稍微开阔一点见识，完全可以尝试去最早期开放的几个沿海城镇见见市面试试运气，比如深圳，汕头，温州，厦门泉州等地，即便在八十年代中期，那些地方的经济已经开始涌现多元性的机会，对户口管理不是那么严格，那时虽然还没有像现在动则招纳上百万员工的富士康那样的产业，但低端制造业比如服装，鞋业，小五金，小商品等等，在那些南方城镇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高完全可能在那里的某个工厂中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甚至拿到高于一般白银工人的收入，在南方人中，高算是长的高大帅气又有文化，完全可能找个当地女子恋爱结婚。但高去了和白银差不多偏僻的包头。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或许穷没有盘缠，或许地处偏远缺乏见识又无人引导，或许性格偏执不善变通，或许因接连受到打击而失了方寸，总之高再也没有全盘重新考量规划他的人生的勇气和意志了，于是二三年前还算得上前途看好的一方青年才俊，居然彻彻底底地沉沦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然而高心中的某一部分或许仍然疯狂痴念着少年时代的种种梦想，虽则他看似沉着安静，但他的心已经支离破碎，已经和他同胞哥哥那样冰冷地死在了荒芜的河滩上了。从某一刻起，他便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心智，对命运不公的愤懑，对现实的绝望和无力，让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疯狂的魔鬼。看着白银市里那些神气的城里人，他原本也可以加入他们之中成为一员的，假以时日甚至可能做他们的领导。。而如今，他们的生活已然是天壤之别，当高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甚至不会看他一眼。。于是在1988年的一天，不知因着什么因素的刺激，高忽然之间爆发了，他胆大包天地在青天白日里残杀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工，而她的家人就在旁边的屋子里。后来14年间高又陆续杀了10人，这11人中没有一个是农村女性。高在杀害第一个女性后，甚至偷了她的相册，据高说，他观玩了几天后扔掉了。我猜想，高是籍着残害他可望不可及的城镇女性来发泄自己失控了的愤怒和绝望，除了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被皮带勒死，别的女子都身中二三十刀，大多数被切割了皮肤及身体器官（双手，乳房，耳朵等）带走，至于那个八岁女孩，我想是高唯一心中自觉罪孽深重的，他离开时把她藏到衣柜里，然而人在做，天在看。。

高停手的那年正是他的长子在县里考得第一，前程有了明朗的方向，我想那时，高终于与生活达成了妥协，他的梦想毕竟有了继承者，那么他的生活就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人都有平等机会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益都能得到平等的基本保障，一个和谐社会才有持续健康发展的可能。在高所处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城乡差别巨大，对偏远地方的农村子弟而言，除了高考，几乎没有第二条出路，像高那样性格极端偏激暴虐发展到连环杀手，当然是极个别的，但因为高考失利而心态崩溃的，恐怕不在少数。我很欣喜地看到，当今中国社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差别在弥合当中，互联网让农村和城市享有同样的信息资源，农村子弟的出路也越来越宽广。但同时，社会阶级固化的问题在整个世界的范围里都还是很严峻的，很希望中国的高层管理者能够明白，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应该尽可能机会均等，让西方社会所谓的人生而平等在中国至少在教育及就业机会上得以基本落实（虽则在美国社会，人生而平等只是一个笑话，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和一个富人家的孩子得到的教育资源完全是不对等的，生而贫穷早已成为美国穷人家孩子的原罪），只有关怀弱势，不拉下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才有可能把极端罪案控制到最小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