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安葬在兰州的国家森林公园，他的碑上只写了四个鲜红的大字------郭普先生。

  时近清明，塞外的风丝毫没有收敛野性，卷挟着尘土如惊马狂奔。独居斗室，身心俱静，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远在百里之外的故乡，想起了腾格里沙漠的春景，由此便想起了郭普先生。
    郭普先生是治沙专家，从年龄上论，他是我的父辈。我和他的交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先生的三公子仁天与我同窗共读，结伴厮混。有一次翻阅报纸，看到了一篇介绍郭普先生事迹的文章，读后方知他有科研方面的卓著成就。余生也晚，少年时代看过不少英雄故事，但都是纸上看花，无缘目睹书中人物真容。郭普先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名人，一个平凡真实而又出类拔萃的“殉道者”。
    初见先生，给我的印象极深。先生头发花白，前额宽阔，老式眼镜后面的目光深沉睿智。那是1980年的夏天，他的老友彭加木先生失踪于罗布泊，经长达数月的寻觅仍无下落。先生在饭桌上对我和仁天说起了此事，忧心忡忡地感叹道：“加木可能回不来了。他为自己心甘情愿的事业不惜生命，死得其所。”先生说话是时语气平缓，声调温和，我和仁天半懂不懂地点头称是。如今想来，一个历经坎坷的学者对两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说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希望，更隐含着他对人生的理解。
    此后，见先生的次数逐渐增多，陌生变为熟稔，畏怯之感随之消失。我和仁天年少无知，既不热衷于理科，又不肯学坏，故为诗文迷惑，经常信手涂鸦，自鸣得意。我的几首歪诗经仁天之手传到了先生办公桌上。先生看过，便约好了时间让我和仁天去他的办公室，评优指劣，态度十分认真。先生写旧诗，作品不多，时有佳作。《中华诗词选》及《陇上吟》等书收有其诗，内容多是河西景观与治沙造林。先生把诗作为遣兴抒怀的主要方式聊以自娱，且不耻下问，谦逊对待后辈。某日，先生自张掖归来，出示旅途中写就的五言绝句。我和仁天读后认为诗的最后一句“驱车河西道，夕阳无限美”不够尽意，尚有因袭之嫌。先生同意我们的看法，遂将“夕阳无限美”改为“大地路无边”，并夸奖我们心有灵犀。说句实话，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耍点小聪明而已，如何担当得先生的称赞。先生的用意，大概是想激发我们的上进心吧 。
    先生祖籍天水秦安，十九岁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农业。抗战爆发，学校迁徙，辍学返回兰州，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编辑《老百姓》三日刊。《甘肃文史资料》刊发过先生与顾颉刚等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先生眉目俊朗，英气逼人，貌似文弱，实则耿介。当局视《老百姓》为“异党铁证”，严令查禁。先生复去成都续读课业，之后去天水创办农业推广所，又去张掖管理农校。解放军进驻张掖，先生积极协助王震将军与王恩茂政委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建国后，先生扎根河西，从事农林研究，直至1985年调入省林业厅。期间科研成果累累，著述颇丰，屡获国家和省级大奖。在全国及甘肃治沙界，先生久负盛名。盛名之下，所遭苦难亦多。五七年反右，先生被遣夹边沟农场，九死一生，终得生还。文革中下放民勤，穷且愈坚，不坠壮志，大器晚成。首创世界第一座沙生植物园，占地千余亩，内植沙生植物数万株，可谓写巨幅画卷于天地之间。
    1990年，先生退居二线，在家撰文不止，为治沙工作殚精竭虑。我等小辈，业已成人，久陷庸俗无常的生活之中，碌碌无为。每见先生，一缕愧疚先上心头。先生听觉大不如从前，与人交谈很不方便。他所问的多半是读书之事，问后意是嘱咐我力戒驳杂，去除浮躁，认定一行专心攻研。当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涛的散文《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先生把这篇文章交给我，说一个人一生要做的事很多，但做成做好的事只有一件，多了就一事无成。先生喜欢梁漱溟的著作，我为他邮购了梁先生的自传《我的努力与反省》，又为他代买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等书。先生每收一书，照例要兴奋一番，然后踱进书房，半日不再出来。在我的书架上，至今还保存着先生赠送的两册诗集，扉页上写着“润和同志存念”，字迹隽秀，意态温厚。
    先生曾对我讲起反右期间大批右派葬身夹边沟的惨景，听来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先生说，夹边沟的事应该有人写一写，这不是一批右派的劫难，而是一个民族的伤痛和耻辱。现在想来，先生的话很沉重——一个动辄忘记苦难的民族，其希望究竟在何处？
    先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直、勤奋、顽强。一生波澜不惊，守志不渝。苦痛于他是淡漠，荣誉于他是平静。“不问家事常如客，爱读诗文却学林”，先生的这句诗，流露的是纯粹的书生气质与文人思想。他开朗坦诚，乐观豁达。人生修炼如此，何愁世间风霜雪雨。师友丰仪，父老慈爱，集于一身，足令后辈相思相忆。
    5月6日，是先生的祭日。写下这篇短文，权当心香一瓣，遥寄飘渺河汉，祝先生灵魂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