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中外媒体都赞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对我而言，最感震撼的是工业革命的场景：几个吐着烟云的大烟囱和若干质朴、坚韧、贫困但满怀希望的劳动者。奥运会的文艺表演中出现这样的场景，说明英国人始终牢记自己民族的辉煌时刻及其所经历过的艰难岁月。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后来的人们总想再现昔日有过的荣耀，而这是可能的吗？或者说英国会再度辉煌吗？

英国说：重新确定在世界上的地位

当然，现在的英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的重要一员，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已不能与18、19世纪相比了。大约1870年后，它患上了“英国病”，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浪潮，基本上确定了它现在的世界地位。而因它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在它那里最为成熟尖锐，20世纪中它又率先做出令世界为之动容的事情——建立福利国家，这可看成是帝国的余辉。但到1970年代末，福利国家的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于是又有了“撒切尔主义”。这场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问题似乎依然存在。到2000年前后，英国的5800万人口中依然有100万成年人从未参加过工作。布莱尔自1997年入主白厅以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促使或鼓励“不工作阶层”回到社会中去。

过去的辉煌永远是一个民族挥之不去的阴影，英国能做到再度辉煌或复兴吗？在这次奥运会中，英国是这样说的：“1948年伦敦主办奥运会以来，许多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英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究竟在哪里？”他们不讲“复兴”，而是讲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世界历史上不存在简单的复兴。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中，不少民族都有过“辉煌”（无不与征服与屠杀相联系），但能重新实现那种辉煌的国家或民族很少。

中国盼：用文化影响力赢得世界的尊重

而今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种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扩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进步。英国人再想建立日不落的殖民帝国，即使它有这种能力，也不会这样做了。所以当我们讲复兴或讲“振兴”中华时，也必须弄清楚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

中国的历史几千年间没有大的中断，所以中国的古代史多次表现为“复兴”。孔子老是讲“三代”，我们则常常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但仔细想想，当代中国人更喜欢谈的还是“盛唐气象”。为什么盛唐让我们特别感兴趣？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常常强调强大了也不称霸，讲和平发展。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对繁荣富强的看法也在变化。记得1950年代有一首很有名的青年圆舞曲，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那时有沙石的公路就算很不错了，所以“尘土飞扬”也成了歌唱的对象，因为这说明运输繁忙。1956年时毛泽东宣布“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如何贡献或贡献什么，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文革”期间我们搞过“输出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讲“振兴中华”，所确定的目标更加具体，如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宏伟目标，“繁荣富强”的标准细则也有了，即关于现代化的标准。但依然有一个问题：中国想达到或可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世界影响力？一个大国，如果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谈何“振兴”？美国影响世界的是航母战斗群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中国靠什么？这又回到当今中国人衷情于盛唐气象的问题了。很多人之所以津津乐道于盛唐气象，恐怕在于它最能诠释今天中国的心态：用文化影响力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从哪里来

但真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建设还得做出多方面的努力。结合英国奥运会文艺表演来谈，下面几点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

从社会风气层面讲，整个社会都要高度尊重劳动。一个国家的辉煌或振兴主要是通过劳动实现的，只有尊重劳动才能走向劳动的解放和社会的和谐，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人的风貌——精英的风貌和普通劳动者的风貌，都应该表现出尊重劳动和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这里，首先是精英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的等级观念，国人诟议不绝的“官本位”思想，媒体不断报道的清洁工被殴打或“我爸是XXX”的事实，其实都不过是等级观念的一种反应。中国现在理论上很重视劳动者，但实际上多有欠缺，因为传统是个可怕的力量。这次伦敦奥运会，火炬手是在“500名参与过奥运建设的工人的夹道欢迎下”进入主体育场的，我们会这样做吗？回想前几年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在封面上刊登中国农民工的照片，认为他们是抵御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我们想到过这些吗？没有，因为我们缺乏这种传统。

从个人的层面讲，劳动者需要永远保持“靠自己努力获取成功的积极心态”。伦敦奥运会文艺表演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形象令我印象深刻，正是那些粗犷而质朴、贫困但坚韧且满怀希望的工人造就了工业革命。1785年，英国一位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言：“工艺各部门中最有用的发明并不是关在书房里的专务理论的哲学家们的创作，而是通晓使用技术方法的，从实践中得知什么构成其探讨课题的灵巧的工匠的创作。”美国一位学者曾讲到，在18世纪的英国，工人和农民都把自己地位的沦丧看成是某种偶然的事件；而法国的工人和农民却不这样想，因为法国贵族使人们相信自己生来就对农民拥有优势，这可能就是英国不发生革命而法国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是如何找回美国的光辉，如何找回以前人们努力奋斗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力和乐观的心态。从前的美国人有一种靠自己努力获取成功的积极心态，但现在很多美国人却认为“我的日子过得这么糟糕，是因为你们少数成功的人日子过得太好”，为此她感到忧虑。她的话无疑是有启发性的：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人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会过得更美好。

从国家制度建设层面讲，我们需要一种强调竞争但同时强调平等和人道的精神。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背后是一整套制度性安排，是一整套文化观念。赖斯所讲的美国人的精神变化，不正是其制度安排发生变化的一个结果吗？

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病”以来，人们已经懂得了一个基本道理：不进则退。19世纪后期，英国人囿于自己曾经有过的伟大而沾沾自喜。20世纪以来，大家都已知道不能躺在帝国的椅子上睡大觉。但强调竞争，更要强调平等竞争，强调平等竞争首先要强调教育平等，西方人的这些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否则很难培养或保持通过自己努力来改善命运的精神。至于在“高”福利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人们的竞争精神，这是西方人依然在摸索的一个问题，它对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同样有决定性的意义。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能力生产新思想的民族，即使在某些条件下达到了“辉煌”，往往也是昙花一现，不会在世界史上留下多少痕迹。而我们的文化要影响世界，不能仅靠老祖宗的遗产；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与已经证明是先进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能够为世界人民所欢迎的思想；或者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形成新一代的“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