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第一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出现在大约两千七百多年前，周朝的没落和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期。那一次的信仰危机在五百年间的诸侯逐鹿中原，争霸混战中，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诸子百家学说，百花争艳的思想活跃和文化复兴时期。

另外两次则都是发生在近代。第二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即在封建皇朝面临崩溃时期出现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进而引发的打倒孔家店，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封建帝制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使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西方各种主义和理论包容兼收地乘虚而入，填补了在这次信仰危机时期的思想和文化的空缺。中国从此进入了反帝，反封建，国内革命战争的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最终打垮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建立了新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中国压倒一切的核心指导思想。文化，教育和艺术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第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发生在建国以后的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起因于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对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重要领袖和干部，以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职能的自我否定，伟大领袖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的连续三次重大失误，和在毛主席去世后, “四人帮” 随即倒台和文革被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撕开了蒙在社会主义中国外表的美丽面纱，就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使参与其中的千百万小人物，尤其是年轻学子看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动摇了伟大革命舵手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对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认识上产生了怀疑，彷徨，甚至否定。西方的各种思想和主义再次乘虚而入，填补和占领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主要阵地。这一次严重的信仰危机，同时引发了更为深层的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影响直至今日。

这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发生在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期，是对人的价值，社会道德伦理和原有文化的一种反叛。不同的是第一次信仰危机在春秋战国五百年的诸侯长期争霸战中，因为几乎不存在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由中国的先贤思想家们在原来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反思，过滤和发展，重新架构起了一统天下，集权专制的思想体系和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重新建立起了社会新秩序，缔造了中国农业社会的文明，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第二次和第三次信仰危机，则都是在对原体制和原文化采取断然自我否定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取而代之。

第二次信仰危机是对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体系，封建道德礼教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作为一种结果，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都未能得到实现，最终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同时不由自主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毛泽东思想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革命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和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保障，建国后更成为了全党，全国和中华民族的核心指导思想，有其水到渠成的必然性。中国经受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丧权辱国，人民忍屈受辱，终于通过千百万革命先驱的浴血奋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重新振作了起来，找回了自信心，并以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胜利，和振兴中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成功，重新找回了中国的国魂。

马克思在体弱多病的晚年，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走入低潮失望之余，他在《人类学笔记》中把希望转向了东方，认为非资本主义的俄国将有首先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议论到东方社会有可能逾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而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的这番议论显然违背了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违反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科学共产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共产主义更重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循续前进，而不能跳跃式地前进。封建社会的解体，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应用需要一个竞争的，开放的，流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和动力。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应和提升，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现实。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的经济便是革命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使得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单独率先实现。

然而，马克思的这段错误议论却被苏联共产党的军事强人斯大林所利用，引发了一场历时七十余年，席卷了苏联，中国和东欧，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大实验。斯大林把“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封建专制的高压统治溶为了一体，以改造私有制，实现公有制为名，剥夺了私有财产，实现了对整个国家资本的控制，以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和统一思想的政治运动，实现了党，政，军大权独揽，以宣传和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取代了人民民主议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了中国和东欧各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相继仿效的楷模，有其资本主义发展相当薄弱国家相应的社会基础，适合各国新统治者的理想追求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和统治管理国家，驾轻就熟，实用的可行性。

智慧如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伟人，也没有能够摆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地位的诱惑，犯下了他在1940年所写《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左”倾空谈主义的大错。他忘记了他曾说过，“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一改过去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善于理性分析的好习惯，轻易地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迫不及待地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一头栽进了这场斯大林设计的“空想共产主义”大实验。

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执著和狂热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推向了神位，促使毛泽东在“空想共产主义”大实验中一意孤行，越来越偏激和固执，越来越自以为是永远正确，越来越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条件，同时逐步走向了亲手摧毁由自己和千百万烈士和战友，通过流血牺牲，浴血奋战，所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如果说建国后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针对的是阶级敌人，那么，在农村实行了合作化和在城市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则是把专政的利剑刺向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盟友和同路人。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批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及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更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昔日的亲密战友，已经担任着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原因是这些昔日的革命盟友和亲密战友，无法跟得上毛泽东天马行空的一意孤行，已经成为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阻力和斗争的对象。

第三次信仰危机，是对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解放后所犯下一系列重大错误的否定。1967年底，在炮打张春桥和炮打中央文革的过程中，一部分轻年学生认识到中央公布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党特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是一个冤案，只是一种按照政治斗争需要网罗的罪名。这个事实被暴露，在这批学生中间造成了一场大地震，引起了一场怀疑一切，思想极度混乱的第一波信仰和诚信危机。1971年9月，毛泽东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的913事件，加重了这场信仰危机的蔓延。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被粉碎，文革被全面否定，更使这场信仰危机扩大到了全党，全国和全民。

经过了文革的十年动乱，人民期待着安定团结，百废待兴，邓小平提出停止思想和路线争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注重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政策，迎合了人民的期望，开创了一个以加速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时期，并取得了成功。文革否定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而文革后复职的那些党，政官员，又同样以文革大批判的方式，反过来否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基于必须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切身利益，这些文革后复职的党，政官员，不敢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发动了文革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不敢正视自己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不敢面对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严重错误，反而以文革中受害者的姿态，对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跟随着他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服从了组织分配，学工学农，上山下乡，屯肯戍边，保卫边疆的一代青少年学生，展开了残酷的政治清算和迫害。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严格按照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思想道德要求，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学生，当年被毛泽东称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老三届，经历了文革的惊涛骇浪，亲身参与了，或者目睹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黑暗。在他们心目中，“绝对正确”的伟大领袖，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真诚追求的真理都出了问题，他们的信念动摇了，幻想破灭了，开始从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探索起中国的崛起之路。老三届这一代人吃尽了千辛万苦，饱尝了人间的冷暖，到头来却被文革后复职当了权的党，政官员当作叛逆，当作洪水猛兽。这些复职当了权的党，政官员把对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恶性报复和发泄，置于死地而后快，当作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向上级表功，献媚的成果。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何况在建国后入党，参加革命的，非但不必抛头颅洒热血，只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做好驯服工具，站对了路线，攀上高枝，必然会官运横通，享尽了好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坚持阶级斗争，在文革中积极造反，紧跟中央文革，只要立场坚定，毫不留情，每次都是节节高升的大好机会。而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中，善于客观地分析问题，习惯于独立思考，能够不违背良知，独善其身的好干部，是很难存活下来和得到升迁的，这里涉及一个择优淘汰的逆向选择制度性问题。

文革前，还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思想道德要求的约束，和老一代革命家以身作则的榜样，文革后可是连这一层的约束也不存在了。毁掉了充满了理想，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平中国崛起之路的一代热血青年，更使这些大权在握的干部们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贪得无厌的私欲，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促使了干部队伍比文革前更加速走向腐败和堕落。

然而，把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列为碰不得的思想禁区，以及禁止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讨论，并没有真正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的决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全部参与和组织，甚至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岂能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人之过？更不能归罪于听从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老三届一代人。建国以后，选择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随后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斗争，也都是党中央的决议，都是由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一起参与和具体组织落实的，又岂能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背起这些个大黑锅？强制打压了最早摆脱了个人迷信，开始独立思考，探索中国的思想体系和崛起之路的一代人，不但阻止不了信仰危机的蔓延，反而加重了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化。

巴金在他的晚年，花了八年时间写下了《随想录》和倡导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在《随想录》中，多次提到“文革”，并且不断地忏悔，认为能不能建一个“文革”博物馆，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起飞，有了足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做一些过去不可能做，也做不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能够对子孙后代作出一个清楚交代的伟大工程。是否更应该把珍藏在各级历史博物馆和考古文物馆的祖宗遗产，搞一次大清理，成立一个能够系统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展览馆？是否还应该把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和毛泽东思想作一个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把建国后头三十年的“空想共产主义”大试验，尤其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彻底地分析和总结？

要解决当前的信仰危机和中国社会的道德和诚信危机，就必须理性地回答后两次信仰危机所针对的核心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如何正确看待祖宗的遗产，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把儒学的仁义道德和中庸之道，法家的变法，谋略和富国强兵之术，佛教的广积善源和因果报应之说，和道教的顺应天时和无为而治的理念，和愚忠，愚孝，专制，酷刑，封闭和封建迷信等糟粕区分开来？其次，要回答的是如何看待一代天娇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把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考察方法，哲学理论，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为人民服务，以天下为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与毛泽东个人和党中央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开来？

有人说，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朝的诸侯分封制解体以后就已不复存在，春秋战国至今的中国只有专制，不存在封建。他们只是片面地把封建定义为由中央分封诸侯领地附属国制度的表面形式，无视农业社会划地为牢，各自为政，重农抑商，反对流通的本质。实际上，自周以后的历代皇朝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从来就没有根除过不同程度的分封诸侯领地的做法，封疆大吏的位高权重，不受制约，一直延续到今日。黑格尔说过，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必然有其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专制的一种惯性所造成的必然。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革命失败后，不得不提出要求全体党员作出效忠党，效忠领袖的“荒唐誓言”，因为他意识到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虽然美好，却只会使革命政党成为一盘散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法团聚起民众的力量，形成一支团结统一的革命队伍。

五四运动和随后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命战争，只是用标语口号，群众运动和枪杆子做到了推翻封建皇朝，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作用。甚至更有极端的思潮，试图阉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用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国实现全面的西化。在中国近代三十余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本就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老祖宗的全部遗产留出重新盘点，清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发展的空间。

文革更采用了鼓动青年学生造反，以群众造反运动和夺权斗争，红色恐怖的方式，“扫四旧”，“打，砸，抢”，批判“封，资，修”，打击知识分子，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就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存在。文革后，复职当了权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治评论家们，又同样以文革大批判的粗暴方式，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对产生文革的深层历史原因，当时的思想和文化背景，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各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起的作用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健忘”的回避态度。

中国怎么了？中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理论大师，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干什么去了？中国的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墨客们，除了非白即黑地一味谩骂和攻击，或者歌功颂德，粉刷太平，真正能够针对后两次的信仰危机写出一些理性分析，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探讨文章是少之又少。作为一个具有五，六千万党员，伟大国家的执政党，一个能够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党，政，军领导集团，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和国家，如果连面对历史，认真反思，自我反省，承担责任的能力都不具备，是十分可悲的，也是不会有前途的。

经过最近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中国市场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但是由于贫富差距被急剧拉大，地区发展的严重失衡，在资本化，产业化，商品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实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与之对立的，越来越庞大的弱势工农劳苦大众群体，社会矛盾也有被激化的趋势。同时，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填补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和文化上的失落。回避了对人的价值观的认同，对道德伦理的认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探索，回避了对近百年来中国发生的两次重大的信仰危机，和由此进而引发的社会和道德危机的深入探讨，中国只是一具被抽掉了灵魂的镀金躯壳。

历经中华五千年历史锤炼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帮的传统美德，都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轻易地否定了。闪烁着近百年来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共同积累起来的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智慧，经验和教训的毛泽东思想，因为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和文革的被否定，而不被看好，甚至连最基本的以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遭到无端的攻击。除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利益至上以外，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该听从谁？失去了精神境界上的追求目标，更没有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和为人处世的底线。不用参照那些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出国打工，“拾贝”，卖淫和搞非法活动的，从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表现，就可以清楚看到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熏陶，道德，礼仪的约束和精神上的追求的后果。

美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依仗着基督教文明立国的国家。据报道，有高达92％的美国人信仰上帝，85％的美国人是基督教徒，按百分比甚至比基督教传统最深的爱尔兰和波兰都高得多。美国历任的总统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信仰，使美国人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稳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即承认原罪、虔诚祈祷，律己，勤奋，进取，乐观的精神。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信仰也同时具有十分强烈的优越感，外向扩张性和侵略性。美国是一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年轻移民国家，正是因为有基督教文明所规范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凝聚各国来的移民共同建设新家园，并以不惜流血和牺牲，处处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荣，体现了美国的国魂。

一个国家的国魂应该是由全民认同的国家利益，具有自信的多元文化传统和相对一致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国富民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共同架构而成的一种综合起来的国家精神。她是由一个国家开明，有效管理的民主政治体制，繁荣和富足的经济基础，自由的宗教信仰，生气蓬勃，多源化的文化传统并存，各民族团结，互助，自强，自立，自信，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吸纳外来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并具有自我开发，不断进取，乐于承担国际义务，在地球村维护正义和世界和平的种种表现和行为作为后盾的国家总体精神面貌。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灿烂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大国，曾经长期是地球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周边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楷模和仰慕的天朝，理想国。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皇朝的解体，国势的衰弱，中国落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掠夺和凌辱的命运。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打败了清朝落后的八旗辫子军，割地赔款拖跨了中国经济，洋货打垮了国货，鸦片毒害了国民，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摧毁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冲散了中国的国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信仰危机，五四运动和随后发生的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难道不需要全面反思，重新评估吗？

经过近百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推翻封建皇朝，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重新崛起，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于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重新站立了起来，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齐心合力以傲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以打垮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新树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重新凝聚和筹造起了中国的国魂，这难道是可以否定得了的吗？

关于建国后的“空想共产主义”大试验，以及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的，由各级党，政，军干部全体合力组织，落实和贯彻的，由全民积极参与的继续革命，自我否定的政治运动，必须历史地，客观地，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思想文化潮流，民心所向，作出理性的，系统性的分析。对于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各项政治运动和斗争（包括文革）的每个个人，在文革和各项政治运动和斗争中自己所处的位置，采取的立场，所起的作用，只有通过认真的自我反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各自的思想误区，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提供后代可以参考的经验和教训。

正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争取和平崛起的中国，承受不起信仰危机，社会道德和诚信危机的继续蔓延，也承受不起拜金主义，个人利益至上，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蚕食国家资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激化弱势群体不满和反抗的后果。回避和阻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文明遗产部分的继承和发扬广大，就无法重振文明中国的社会公德和建立起现代社会的良好新秩序。回避和阻止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曾经所犯下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就无法凝集人民对毛泽东思想和近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设新中国丰功伟绩的认同，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何不乘老一辈的民主革命先驱，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国内革命战争的存活者，抗日战争的民族英雄，解放战争的交战双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决策者，组织和参与者日渐凋零的今天，开始着手起对近代这两次信仰危机的时空背景，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当时的流行文化和思潮，国内外内因和外因的互动，局限因素，等等的回顾，总结和分析？何不在改革开放，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总体实力大增，中华民族自信心大提高的今天，组织起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动民间的力量，着手这项跨时代的伟大工程？重新架构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礼仪，社会风尚，树立勤奋刻苦，积极进取，诚实乐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能够为地球村的和平和发展，带来更多贡献的新时代中国的国魂？

－－范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