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范专科学校，我与十几个其他，同校毕业一起分配到这个县的校友们，坐着大汽车，开始了长途跋涉。
一开始，校友们还有说有笑的，兴高采烈的。
在那高山峻岭里，走着走着，校友们的笑脸没了，笑声也消失了。
特别是一次，大汽车，在危险狭窄的土泥高山路上的急转弯，差点儿翻车，吓的校友们惊叫起来。
这是要去哪里呀？
跟上山下乡又有什么区别？
走了一天一夜，司机说到了县城，文教局已经来人，接应我们了。
不说这是县城还好，县城还在我们美好的梦幻中。
说这是县城，校友们，简直傻了。
就这么一条街，一栋楼房也没有，文教局，还没有我家的五间平房大。
那个失望，语言难以表达。
文教局早一经，把我们这些校友，分配好了。
我和同学，“青”被分配到了县一中，其他的到二中，以及更为乡下的中学。
我教高中的英文，“青”教初中的英文。
到了这里，我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琢磨着将来如何，逃离这里。
那天，高中校长，来接我们，安排了我与另一四十多岁，文革时，北京外语学院西班牙语毕业，下放的老师，住在一间，象个猪圈的宿舍里。而后，马上校长说，我教高中两个班的英文，并担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
就这样，我心不在意的，走马上任了。
我走进教室，我震撼了，看见那些破衣烂袜的农村孩子们。
他们，不正是当年的我嘛。
当这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其实，有两三个比我还大，因为是插班的复习学生）叫我一声，老师好，我的心都碎了。
我决心，我就是在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也要把他们教好，要他们将来也象我一样，上大学，吃商品粮，变成城市糊口，当上国家干部。从此，不再受苦受难。